一個學者，一個軍人，胡適與張學良之間本不應該有什麼關係。
一個文臣，一個武將，胡適與張學良之間又註定要有什麼關係。
“張學良”這個名字，總是與抗日聯繫在一起的。於是，胡適與張學良之間短暫的交往，自然也離不開抗戰這個大背景。
1931年9月18日，這天對每個中國人來説都是刻骨難忘的。
當夜，日本關東軍自行炸燬南滿鐵路瀋陽北郊柳條溝附近的一段路軌，卻誣衊説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本守備隊，以此為藉口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起炮擊，南滿鐵路沿線的日軍也同時向瀋陽發起攻擊。
這個時候，東北軍年輕的少帥張學良在哪裏呢?有人謠傳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擁而舞。實際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的《宇宙鋒》。
對於九·一八事變，胡適的反應異乎尋常地冷靜。他在日記裏記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點，日本軍隊襲攻瀋陽，佔領全城。中國軍隊不曾抵抗。
午刻見《晨報》號外，證實此事。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着。中日戰後，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這一個國家，事事落在人後，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來，胡適的冷靜在於他對日本的侵略早有預見。然而，對於侵略本身，對於中國軍隊的不抵抗，他毫無憤慨、抗議，似乎有將日本侵略的原因歸於自己“事事落在人後”之意。因而，在抗戰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戰的。對於他人的抗議，他甚至以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張學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訪顏惠慶先生，談太平洋會議的事，我們三人同發一電：(英文)鑑於日本軍閥侵佔滿洲，我們相信此次會議對於
中日關係很難達成共識，故建議理事會將會議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認日本軍閥之行為”，這未免太幼稚了。
不僅如此，胡適與丁文江、蔣廷黼、傅斯年還準備擬定一個對日妥協的方案供當局參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罷。對於主和的理由，他認為中國無論是經濟力量還是軍事力量，都無法與日本抗衡。與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並不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對共政策，主張迎戰不如先求國內統一。最重要的，他認為在日本與英、美、蘇等國的矛盾沒有惡化的情況下，中國貿然迎戰將不會贏得國際援助。胡適的反戰言論一經披露，即招致猛烈抨擊。1932年3月日軍扶植溥儀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溥儀重温了他的皇帝夢。10月，國際聯盟調查團發表關於中日問題的“李頓報告書”，宣稱“九·一八”事變並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國，並主張設立“滿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責罵聲中，胡適卻説：這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而且“滿洲自治”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事實證明，所謂“和平運動”完全無法抵擋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與主戰派激辯之時，日軍繼吞沒東三省後，繼續向中國的縱深挺進。1933年1月，日軍佔領山海關及臨榆縣城，隨即直指熱河。為保華北門户，張學良徵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衞熱河。然而，民心渙散，軍心不穩，熱河一點點地被蠶食。
我忍不住對他説：事實的宣傳比什麼都更有力。我們説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實，我們如何能發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對他説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法收回人心，什麼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説：湯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記在張漢卿先生的帳上。
張將軍只能嘆氣撒謊而已。
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裏，那得不亡國?
胡適日記裏提到的“湯玉麟”是熱河駐軍司令，屬張學良部。大敵當前，湯玉麟無心征戰，卻忙於大量斂財，致使日軍長驅直入。湯軍暴政虐民和腐敗，作為直屬上級，張學良自然難辭其咎，但他似乎又無可奈何。所以，胡適才會“建議”張學良殺或免了湯，以收復民心。在這裏，胡適只將眼光放在湯玉麟的身上，卻忽視了張學良才是最應負責的。丁在君所説人民將“賬”記在張學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過湯部的劣行，可管窺張學良東北軍的無能，也就不難解釋東北軍在熱河保衞戰中潰不成軍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適又到“後援會”，得知凌源也失守了。此時，熱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適的心情不免鬱悶又憤慨。
東北軍潰不成軍，張學良又與在華北駐防的馮玉祥、閻錫山不和，難以取得他們的配合。萬般無奈之下，張學良請求“政府”援助。然而，蔣介石正忙於在江西指揮“圍剿”共產黨，以實現“安內”，而對張學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求政府出面。他在日記裏，這樣寫道：
1933年3月3日
到後援會。這時候大家都知道凌源丟了，《大公報》説赤峯也丟了。但高仁紱不信赤峯已失，他説昨晚尚得孫殿英來電。
晚上心極憤慨，擬一電與蔣介石，約在君與翁詠霓聚談，商改後用密碼發出：
熱河危急，決非漢卿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指揮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
然而，一切都太遲了。3月4日，熱河失守。此時，胡適不免也對張學良有了些許埋怨。連續幾天，他都在日記裏記錄他的“極惡心緒”。
1933年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時，在後援會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湯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歡迎敵軍。
自朝陽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軍深入，真如入無人之境。今天張學良對周作民説此消息，尚説他還有辦法!有辦法何至於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進承德的日本先鋒隊只有一百廿八人，從平泉衝來，如入無人之境!
到後援會，人人皆感覺奇慘。
心緒極惡，開始寫一文，擬題為《全國震驚以後》。
在君寫了一篇《給張學良將軍的公開信》。
1933年3月6日
終日寫《全國震驚以後》長文，凡六千餘字。
東三省及熱河先後淪陷，張學良很自然地成為眾矢之的，輿論的譴責、民眾的怨恨、政敵的仇視都讓張學良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壓力和屈辱。儘管胡適在日記裏也透露出對張學良的失望，但他在張學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時，卻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許他意識到，讓張學良承擔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罷了。於是，他將《全國震驚以後》以及丁在君的《給張學良將軍的公開信》一併交給張學良的同時，又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勸他辭職：
去年夏間曾勸先生辭職，當時蒙復書表示決心去職。不幸後來此志未得實行，就有今日更大的恥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責求去，從容交卸，使閭閻不驚，部伍不亂，華北全部交中央負責，如此則尚有自贖之功，尚有可以自解於國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蔣、何、黃諸公在此之時決心求去，若再戀棧以自陷於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則將來必有最不榮譽的下場，百年事業，兩世英名，恐將盡付流水了。
為聲援“熱河保衞戰”，平津滬各界社會名流、各團體聯合組織了“東北熱河後援協進會”，由張伯苓任主席，胡適也是其中一員。看胡適那一段時期的日記，他幾乎每天都要去“後援會”，瞭解戰況，可見他對戰事何等關切。
1933年3月2日
到東北熱河後援會。
晚上到張學良將軍宅吃飯，他説，南淩已失了。他説，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熱河境內，即有二營長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後援會派人去做點宣傳工作。
如果以瀆職論，張學良理應辭職。但是，胡適勸張辭職，卻不是贖罪心理，而是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還算有名譽的下場。這樣的“勸辭”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負責任，也可看出他對張學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許張學良無法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而早萌辭意，胡適的“勸辭”不過是幫助他下了決心。他在看完胡適信的第二天，就給蔣介石發了電報，請求辭職，以報國人。在這天的日記裏，胡適這樣記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諸人在長辛店會談，結果未知。
實在悶不過，點讀《晉書》……
會談的結果很快就出來了：蔣介石同意張學良辭職，並安排他以出國考察的名義避走他國以逃開國內的反張聲浪。實際上，蔣介石早就在等着張學良開口説辭職了。在關鍵時刻只有將“替罪羊”拋出去才能保住自己，這樣的結局於他是再好不過的了。當然，他的安撫工作還是要做的，他對張學良説這只是權宜之計，實屬無奈云云。
胡適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課後，得後援會電話，説張學良將軍決定要走了，要我們去作最後一談，六點，我與在君、夢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點始見他。他明説蔣介石先生要他辭職，他就辭了。已決定先到
意大利，次到瑞士。我們同他告別，就退出了。
無論從哪個方面説，張學良都只有辭職一條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