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早也是最多的國家，而日本是中國兵書傳播最早也是研讀最廣的國家。此間學者稱，日本人對中國兵書的興趣之濃，研究熱情之高，經久不衰，實屬罕見。
日本經過近100年的戰亂，到了德川幕府時代，重視以文武一致為理想為武士的風範，產生了日本第一次《孫子兵法》研究熱潮。當時日本研究《孫子兵法》就有50餘家，研究、註釋、講解、運用者層出不窮，研究成果初現。
刊印註釋時期，是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鼎盛時期，《孫子》研究團體近百家，大家輩出，註釋《孫子》蔚然成風，尤以《孫子抄》、《孫吳摘語》、《孫子諺解》最為流行。孫子“五事”、“七計”“詭道”成為日本武學流派的兵學源頭，對日本兵學界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明治時代，《孫子兵法》研究和應用佔有重要地位。讓日本人引以為豪的是，這一時期《孫子》研究率先從軍事領域拓展到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隨着《孫子與商戰》的出版，開創了《孫子兵法》經營之先河，對全世界《孫子兵法》在非軍事領域應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戰”前後，日本出現了眾多《孫子兵法》研究機構。第一種是學者從文學思想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第二種在軍事方面從“二戰”徹底失敗重新評價了其理論的可行性;第三種是探討恢復最原版《孫子兵法》版本的校勘研究。日本天皇帶頭學習中國的兵書，讓海軍中將佐藤鐵太郎給他講授《孫子兵法》，為此佐藤鐵太郎專門著了《孫子御進講錄》。
日本用《孫子兵法》思想研究管理很積極。20世紀50年代，日本出現了一個“兵法經營管理學派”，其影響迅速波及世界各地，形成了經濟領域《孫子兵法》研究的熱潮。日本企業家大橋武夫著了一本《用兵法經營》的書，宣揚如何用兵法經商。他的公司採用了這種理論後，效率大大提高，業務飛躍發展。大橋武夫説：“這種經營方式比美國企業經營更合理，更有效”。
進入新世紀，日本《孫子》研究界進入了新的領域，注重“孫子科學體系研究”，如藤塚鄰·森西洲兩氏共著的《孫子新釋》，佐藤堅司的《孫子的思想史研究》，日本東北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於1971年特編撰了《孫子索引》，這是中國古代兵書的第一部專書索引。
日本各種報紙雜誌上還發表了很多研究《孫子兵法》等中國兵書的論文。1974年中國《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消息傳到日本以後引起轟動，專家學者紛紛撰寫研究論文，各種報刊連篇累牘地報道這一消息，僅《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東京新聞》、《每日新聞》、《東京時報》這6種報刊在當年的19天中，就發表了20篇消息和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