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詩性、精神性書寫及其他——冉冉《催眠師甄妮》創作談

“失眠不是病，睡不着真要命。”這是十年前，一位失眠抑鬱症患者向我傾訴時的開場白——這個仿自某牙醫廣告的金句，讓我倆都笑了起來。當時我去社區，為一件提案的寫作做調研，她撥開自己頭頂捲髮，露出兩個分幣樣的斑禿：“我吃過的安眠藥，加起來大約可以毒死一頭大象了。”還有她的家眷親友圈，也有不少的同病相憐者。隨着調研瞭解的深入，我發現這個羣體數量不容小覷：根據官方公開數據，中國失眠及抑鬱患者接近一億——失眠已成時下的流行病。而且抑鬱往往與失眠伴生，成為不少失眠患者的併發症。上述現象連帶引發了無數個人家庭人際關係的複雜問題。正是相關調研，促使我對這個龐大人羣保持了長期關注。

調研進行了大半年時間，訪談對象涉及不同職業不同年齡段，其中也包括從事心理情緒疏導的心理諮詢師催眠師。面對活生生的個體生命及其沉重的身心負載——焦慮壓抑恐懼無望，我作為調研者心情也難以平靜。訪談範圍的擴展迫使我去閲讀相關專業書籍，去琢磨思考患者的生理心理病理和工作生活環境存在的問題。

調研過程中，一些看似正常的人也進入了我的視野。在他們身上，你同樣可以感知到不安憂懼——這已經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精神狀態。我意識到有太多人都有排解負面情緒、撫慰不安心靈的日常需求，順應滿足這種需求給予適宜的啓迪引導，不正是心理諮詢師催眠師應做的工作？催眠不是神蹟不是魔術，它就是生命的坦誠相待，靈犀相通，是潛意識的全然敞開和悄然變易。從這個角度講，“催眠”不止對部分患者有助益，而且對所有人都有意義。

初稿完成得比較順暢。來自調研的大量鮮活的人事細節，對催眠技術經典的修習理解，以及對社會病理問題的探究，在使寫作如魚得水的同時又讓我隱約感到不安。潛意識提醒這一稿並不是自己想要的，但當時的我其實也不清楚作品的最終樣貌應該是什麼樣子。近四十餘萬字給出的殘酷事實是：我對真正的催眠理解尚淺，尚未具足召喚人物命運及整個虛擬世界的心力、腦力與筆力。我意識到作品的主角並非半神半人，而是一個同樣被失眠抑鬱焦慮貪嗔折磨的患者。唯一的不同是不再作棄世之想以後，她便跌跌撞撞又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擺脱困厄，尋獲生命意義的人生長路。

一個原本沉溺生死愛慾，自閉偏狹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何以能喚醒“大愛”，獲得自救救人的信力？怎樣才能讓主人公脱離現實喧囂混亂的裹挾，成為去追尋那束光的人？怎樣才能令人信服地描述出她走上真與善之路的艱難歷程？第一步似應是個人的“精神覺醒”。現實中的“覺醒”往往源於某種“相遇”，相遇的對象可以是某個人、某本書、某件事……甄妮的“遇見”是裴醫生和新月婆婆（以及間接“遇見”的史懷哲、特蕾莎、晏陽初等人）。心靈的接納即自我確認，前賢的思想觀念、社會事功、精神修為，自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塑造後來者。

回顧這些年的寫作，其實是我和甄妮相互尋找確立成長的過程；我和她，是某種雙向塑造共生相融的關係。假若沒有寫這個長篇，很多人生因緣可能都會不一樣。“透過那些備受折磨煎熬的人，她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面影”——這的確是情不自禁的由衷之言。真實融入真誠共情，呈現某種應然的理想世界，從歷史現實情感心理精神等多重維度讓人物立體清晰可信可感，這就是我耗時反覆打磨作品期望達成的效果。

重寫修改過程中，中國作協給我提供了再次深入生活的機會——行走巴渝鄉村半年多，不僅觸發喚醒了太多個人記憶，獲得了大量彌足珍貴的細節靈感，更加深了我對鄉村建設歷史傳承的理解和感受。

自更廣遠的世界性歷史縱深觀察，三百年來，古老中國從前現代步履蹣跚地邁向現代，其間經歷千迴百折艱難竭蹶，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有人，從底層百姓，顯貴富商到政界巨擘，知識精英無不置身其中，成為聚合成時代大潮的水滴或涓涓細流。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催生中國城鄉社會鉅變，我們都身歷親證了其間世相世風人情人性的變化。正因為這個時代大背景的存在，《催眠師甄妮》的文本才呈現出讀者最終得見的樣貌。

從敍事記人到明心見性，本書的寫作是發現尋呼他者，同時也是尋獲重塑自己的過程。有朋友追問甄妮、裴醫生和新月婆婆有無原型，我只得據實以告，現實中並沒有這樣的人。如果非要勉強地説，甄妮是我理想的自己，裴醫生像我的小學老師，新月婆婆身上有我母親的影子——他們都是某種理想信念的投影。

知行合一，是我寫作和生活的畢生理想。希望自己通過努力，如裴醫生和新月婆婆一樣謙抑感恩，利他樂觀，具備同他們一樣堅韌繁盛的心力，在信與行中建立起正大的價值觀。尤其是如他們一樣連接他人、環境和時代，去行出具體的、實實在在的愛。

德語文學大師羅伯特·穆齊爾在長篇小説《沒有個性的人》中，將人的精神狀態尤其是自我異化作為表現的重大母題，昭示了精神性小説存在的可能性。他認為人的心靈才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現實，最值得小説家去探尋剖析。而漢語小説則少有關於人的存在的精神性書寫，從明清世情小説到民國和當代小説都是如此。

對人物內心的逼近呈現，對人物存在及精神狀態的多維關注，對小説文本的“詩性”追求，是我在構想寫作過程中一直有意識嘗試的。昆德拉稱“小説是關於存在的詩性的思考”，並將詩性定義為一部小説所能“接受的最高苛求”。文學的詩性不是“詩歌腔調”，而是“超越一切之上尋找美的意圖，每個特殊字詞的重要性，文字強烈的韻律，適用於每個細節的獨創性要求”，是寫作者情感識見境界達成的一種整體的氛圍氣度力量尤其是“思”的穿透力。寫出一羣人一個時代社會生活的心靈史生命史精神史，是我努力趨近的理想和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