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客户端（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燁捷）日前，在由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醫院發展研究院主辦的“新冠疫情下醫療救治及應急管理學術研討會”上，上海集中隔離點醫療救治組組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副院長陳爾真在線分享了《新冠疫情期間醫療救治主要問題和資源需求》的主旨報告。
陳爾真在上海本輪疫情中，先後接手6家方艙醫院，他還是有超5萬張牀位的國家會展中心超級方艙的掌門人。
陳爾真（中）在線發言。（交大醫學院供圖）
據陳爾真介紹，上海本輪疫情中，市區兩級共有方艙醫院120多個，最高峯時總牀位數達到30多萬張。目前，尚有63個方艙在運行，牀位數約11萬張，市級方艙醫院從10個減少到5個。然而，這些規模龐大的市級方艙醫院，管理難度相當大。
“人這麼多，給院感防控帶來很大挑戰。”陳爾真説，“三區兩通道”在現實情況中並不能徹底解決院感問題，“儘管設置合理了，但人的依從性、防護物資的到位等問題，給我們院感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
他介紹，上海方艙醫院早期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一些應急搶救工作不好做。“搶救室有，但是有的方艙有多支來自不同省市的醫療隊，每個省市醫療隊又由不同醫院的醫護組成。”陳爾真説，方艙內如何在多個不同省市的醫療隊之間形成高效協作是個重大挑戰。
以其本人所在的國家會展中心四葉草超級方艙醫院為例，這裏一共有5000名來自部隊醫院的醫護人員，此外還有很多臨時組建的第三方供應商工作人員。而這個方艙內，特殊人羣比例很高，從嬰兒到93歲的老人全覆蓋，發生意外的風險高、醫患關係複雜。
“剛啓用那幾天，投訴信像雪花一樣飄過來；到現在，這幾天來的都是鮮花。”他介紹，四葉草方艙迄今已經收治了超過17萬人，其中小於4歲的佔0.25%，70歲以上的佔1.81%，有合併症的佔12%，“最高峯的時候曾經加過牀，住了5萬感染者，14個艙，醫務人員有5000個，還有外圍的商保、志願者，2萬工作人員，總共有六七萬人。”
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進行醫療應急？陳爾真介紹，四葉草團隊在應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設置搶救區域，做好預案，“我們專門設置了成人觀察指標、兒童觀察指標，加強對感染者的評估，做到早發現、早處置、早轉運。”據悉，這一指標體系使用至今，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四葉草方艙篩選出來的風險人羣，都轉運到了後方醫院，得到了瑞金醫院北部院區、華山醫院北部院區、上海市公共衞生中心、仁濟南院、上海市老年醫學中心等定點醫院的鼎力支持。截至5月11日，風險人羣轉運比例為4.42%，每天轉診數量在三五十人左右。
四葉草方艙的體量巨大。據陳爾真介紹，這裏每天產生幾萬份核酸採樣標本，最高峯時，上海一天產生垃圾1180噸，四葉草方艙佔了8%，將近100噸。“不單單有醫療安全問題，各種安全隱患都存在。”
運營保障體系必不可少，陳爾真總結，其中最關鍵的是物資保障、後勤保障。物資保障方面，四葉草方艙有一個15000平方米的倉庫，醫療用品、藥物，生活、辦公物資等，“我們有物資清單，建立了整套的標準。此外，各艙怎麼訂貨、物資怎麼發放、庫房怎麼管理，都要求精準，不能浪費。”
四葉草方艙的物資採購、儲存、申領、審核、發放，實現了全流程監管，“真正讓物資保障發揮它的作用。”
此外，超級方艙還有“運營保障應急協同機制”，從醫療、護理、物業、消防、後勤、公安、物資等方方面面入手，每個環節都有相對應的應急預案，且互相協同。
陳爾真透露，四葉草方艙啓用早期收到了不少有關“廁所不衞生”的投訴。這就是早期後勤保障、保潔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每天要提供幾萬人的餐食，還要管理大量保潔人員，廁所、垃圾站都要改進。”他介紹，最開始的時候，工作人員們一進到“四葉草”就懵圈了，“去過進博會的人都知道，這個場館進去了就都容易找不到方向，有時還沒等保潔熟悉路線，投訴就已經來了。”有關廁所衞生、硬件維修等問題，是早期感染者投訴的“焦點”。
這可比在醫院裏的醫療救治管理難多了。“我們後來加強了維保人員的進艙頻率，實行24小時應急值守，儘量想辦法，機器人都用上了，提高工作效率。”陳爾真總結説，這次疫情確實暴露出一些問題，尤其在急診急救、特殊人羣救治方面，但整體來説，上海的醫療系統還是進行了“很好的應對”。“現在方艙要關了，將來怎麼把方艙這個系統納入城市的安全保障，怎麼把協同機制和流程做好，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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