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橫掃世界，今天我們對這場流感的認識遠遠比20年前詳盡，更別提半世紀或一個世紀前。但是離全面掌握還遠着呢。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的病理學家陶貝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與其同事裏德（Ann Reid）對9段當年流感病毒的RNA“碎片”進行分析，2005年其研究成果發表在美國《科學》雜誌上。陶貝伯格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指出，仍有很多疑難之處尚未解決，找不到答案。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正在努力回答這些問題。但是他們已經揭示的謎團可能令人大為震驚。
身體越壯越易被感染1918年10月，奧地利繪畫鉅子席勒（Egon Schiele）因流感而病逝，就在三天前，他懷有六個月身孕的妻子愛迪斯也因這場流感已先於他過世。在這生命的最後幾天，儘管席勒病情危重，悲傷不已，這位畫家仍掙扎着創作了一幅作品，描繪了一個三口人的家庭，而這就是即將被流感捲走的席勒自己一家。
席勒當時28歲，正好處在非常易受1918年大流感侵襲的年齡段。所以席勒這幅未竟之作《家庭》（The Family）常被人稱之為這場流感之殘酷的悽美見證。
在這場大流感中20到40歲的青壯之士死亡率最高。大批掙錢養家的青壯年和社區的棟樑被大流感奪走了生命，留下無數的老人和孤兒無依無靠。總體而言，在這場流感中男性比女性更易染上流感而死亡，除非是妊娠女性。當時大批懷孕女性或一命嗚呼或不幸流產。
科學家不清楚為什麼正值盛年的人在這場流感死亡率最高，因為通常是老年人為流感高危羣體。一項可能的線索是，老人在遭遇1918年大流感之前的死亡率確實低於他們在過去十年所經歷的多次季節性流感。
有一種叫做人體“抗原原罪”（original antigenic sin，OAS）的理論或許可以解釋上述兩種觀察現象。這個理論稱，人體免疫系統遭遇首次流感病毒後產生的免疫反應對防禦這種初遇病毒最為有效。但流感病毒又極不穩定，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異（包括甲型流行病毒表面的兩大類核蛋白抗原，簡記為H和N）以對付寄主的免疫系統。
流感的致死率在世界各地差別很大，有時因為經歷過疫情較為緩和的流感，人體產生抗體，對流感具有一定的抵抗力。
部分實證依據顯示，1918死亡的年輕人感染的第一波流感病毒亞型是H3N8，但1918年大流感是由流感病毒亞型H1N1造成，這説明當時年輕人面臨的是另一種差異很大的病毒而難以抵抗。按此推理， 1830年全世界也爆發過一次大流感，那次的流感病毒是H1或N1亞型抗原，1918年時的老年人曾經歷過那次流感，因此在1918年大流感中對H1N1病毒有一定抵抗力。
致死率在世界各地差別很大全球性大爆發的流感有時候被稱為民主瘟疫（所謂不分貴賤，人人皆會受傳染），但是1918年大流感遠非如此。例如，如果是生活在亞洲某些地區，致死率是歐洲一些地區的30倍。
總體上看，亞洲和非洲的流感死亡率最高，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的最低，但各個洲以內的情況也有很大差異。在丹麥，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0.4%，而在匈牙利，死亡率大約是丹麥的三倍。城市往往比農村的損失更慘重，但城市與城市之間也有差異。
人們當時已隱約感到這不均等的現象，但統計學家花了幾十年才提供了確鑿的數據。完成之後，他們意識到死亡率之懸殊應該是來自於羣體人口的差異，特別是社會經濟因素的差異。
例如，在美國的康涅狄格州，最晚的一批移民是意大利人，死亡人數最多，而在曾是巴西首都的里約熱內盧，市郊不斷建起的棚户區是重災區。
巴黎出了個難解的現象，部分高級富人區所記錄的死亡率最高。最後統計學家弄明白原來死於流感的不是豪宅的業主，而是他們過度勞累的女僕，她們夜晚是睡在屋頂下冰冷的閣樓單間裏。
在世界範圍內，貧困人口、移民和少數民族更易受感染，不是因為如優生學家所謂他們體質差人一等，而更可能是因為他們飲食不好，居住擁擠，本身已患有其它疾病，以及很難獲得醫療等。
上述情況至今沒有大幅好轉。一項對英國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研究表明，在最貧困的五分之一人口中，死亡率是富人中的三倍。
不只是呼吸道疾病感染西班牙大流感的患者大部分得以康復，但是在倒地不起的貧困人口中，流感來勢迅猛，發作速度很快——感染人數至少是其它流感疫情中的25倍。
患者感染後開始呼吸困難，面色發紺，變成紅紫——醫學上稱之為“淡紫色發紺”——死時全身發青。在幾乎所有病例中，死因不是流感病毒，而是併發的肺炎鏈球菌，這種病菌侵入被流感病毒感染的肺部，引發的症狀屬於肺炎，這一老年人的“特殊朋友”。
因為免疫系統過度反應，產生細胞激素風暴，健康的年輕人染上流感而死亡的比例最高。
有關西班牙流感上述情況世人所知較多。但流感會殃及整個人體，這一點少為人知。脱髮齒松，引起頭暈失眠，聽力下降，嗅覺減退，視力下降。甚至出現精神病後遺症，特別是“憂鬱症”，或按現在的説法，叫做病毒感染後抑鬱症。
不斷有實證表明，流感大流行和尋常的季節性流感會導致死亡高發，隨即出現大批患者死於其它病因，特別是心臟病和中風，這些是流感引起的併發炎症。流感不僅僅是呼吸道疾病，1918年如此，現在也一樣。
西班牙大流感改變了人類的公共衞生觀念優生學是1918年大流感出現前後的社會主流觀點，但是大流感至少在一個領域對其有所撼動：傳染病。
以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錯誤地認為，有些"人種"或等級比另外一些種族或等級優秀，他們將此觀點與巴斯德（Louis Pasteur，19世紀法國微生物學家，微生物學奠基人之一）和其他科學家等人稱傳染病可以預防的科學見解，混為一談，提出了一種有毒的看法：得了傳染病的人只能怪責自己。
大流感的真實情況是，雖然貧困人口和移民中的死亡率更高，但沒有任何人對流感可以免疫。換句話説，當瘟疫來臨，對個別患者進行隔離或者對他們講個人的責任都毫無意義。流行傳染病是要全民總動員來解決的問題。
自上世紀20年代起，對流感的認知轉變體現在公共衞生政策的變革中。很多國家成立或重組衞生部，建立更先進的疾病監視系統，接受社會化醫護的理念，即全民衞生保健，免費醫療。
很多流感患者併發肺炎，肺部受病菌侵襲，使他們的肺內充滿炎性滲出物。
此前一直有這方面的措施，不過全民醫療衞生系統不是一蹴而就，但大流感似乎起到敦促政府的作用。英國這個方向的努力於1948年獲得成果，建立起英國國民保健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而俄羅斯在1920年已建立中央統籌、完全的公共衞生醫療服務體系並投入運行。起初只惠及城鎮人口（1969年完成農村人口全覆蓋），但仍然是很大的進步，背後的推動人物是列寧。
大流感也改變了社會的其它方面“失去的一代”是指20世紀初在世的一代人，包括一戰期間成年的著名美國藝術家，以及戰死沙場的英國軍官。
大流感改變了公共衞生的概念，政府採用公共政策應對疾病。
如我在《死亡騎士》中所述，也有理由認為，“失去的一代”應該是指在風華正茂時候死於1918年大流感的數百萬青年，或大流感遺下的孤兒，或那些沒來到世上便在孃胎裏吃盡苦頭的生命。他們才是實至名歸的“失去的一代”。
1918年大流感的特點和當時的科學水平意味着我們無從確定這三類失落一代者的數子，但我們可以肯定，每一類在人數上都比爵士時代的藝術家多，也比死於一戰的35000餘名英國軍官多（僅南非據估計就有50萬名“流感造成的孤兒”）。
那些在大流感中母親懷孕受到感染但能僥倖出生的人，流感創傷會伴隨一生。研究表明，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較低，獲得的薪資也較少，比起同代人中未受感染者，他們進監獄的幾率則較高。
大流感甚至在一些最偏遠的地區肆虐——這些十字架紀念碑是紀念客死於挪威一個偏遠定居地的礦工。
甚至有依據認為，1918年大流感促成了20年代的嬰兒潮，因為人口雖然減少，但倖免於難活下來的人體質更好，其生兒育女的能力也很強。
毋庸置疑，1918年大流感為20世紀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我們在防範另一個流感來襲時，應該將此銘記於心。
斯賓尼是《死亡騎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及其對世界的改變》（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的作者，由企鵝圖書（Penguin Book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