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在人羣中自我增殖，吞噬生命，遭遇人類這個物種的反抗，最終偃旗息鼓。然而，下一個震盪波會是什麼？”
“假如這樣的四級病毒在世間暴發，超級城市紐約被迫施行隔離疑似病患的‘遠古法則’，情況會怎麼樣？”
“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假如一種四級新發病毒擴散到北美或任何一個大陸的百萬級人羣之中，醫院是否有能力處理這麼多的患者並照護他們？假如感染人數超過百萬，流行病學家是否有能力追蹤並打破傳染鏈？”
這是美國非虛構作家、《紐約客》撰稿人理查德·普雷斯頓的《血殤：埃博拉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下簡稱《血殤》）中的發問。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積已超700萬人的當下，這位已66歲的科學記者的問題尤其引人關注。
本書2019年在美國出版，現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在國內出版，這是他撰寫的關於埃博拉病毒的最具影響力的非虛構經典之作《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以下簡稱《血疫》）一書的續作。
普雷斯頓師從美國著名的非虛構作家約翰?麥克菲，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了英文博士學位。《血疫》1994年出版後長踞《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書榜首達61周，現已翻譯成30多種語言，銷售300多萬冊。普雷斯頓因此獲得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頒發的防疫鬥士獎，他也是有史以來唯一以非醫師身份獲獎的得主。《血疫》改編成的同名電視劇，2019年5月在美國播出。而《血殤》改編的電視劇正在製作中。
《血殤：埃博拉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美]理查德·普雷斯頓著，姚向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定價：49元
真實而驚心動魄的記錄
1976年9月9日，非洲揚布庫天主教傳教區，比利時修女比埃塔為一名發着高燒的婦女接生，比埃塔修女沒有戴橡膠手套給產婦檢查，產婦出了很多血，“……第五天，比埃塔修女開始感覺不舒服”。隨後，她出現頭痛欲裂、發燒、嘔吐、全身疼痛、出血等症狀，接着是無法起牀、身體迅速地衰弱，“比埃塔修女的面部表情發生改變，她的臉變成一張茫然的面具，似乎喪失了所有情緒，眼白充血”。後來，人們才知道，她們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這是本書的開篇故事。敍述中的細節真實而驚心動魄，甚至讓人感覺到驚悚。普利策獎得主、《大滅絕時代》作者伊麗莎白·科爾伯特説：“《血殤》就像一部驚悚小説。裏面的故事都是真實的，所以讀來更驚心動魄。”
《血疫》《血殤》兩本書都是非虛構作品，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實的。
《血殤》從4個部分、兩個時間段來敍述，其中第一部分“無名瘟疫”、第三部分“遠古法則”描述了1976年埃博拉病毒暴發的開端，“無聲閃電”“血殤”兩部分寫的是2014年的情形。
如同日記般按照時間順敍埃博拉從開始到逐步被人認識的每個時間點發生的事，有從流行病學角度記錄病人得病的原因和發病過程；有醫護人員的救護，還有世界各地的專家們的研究，他們中許多是在塞拉利昂的凱內馬政府醫院工作，有從1976年就開始與埃博拉打交道的病毒專家，也有為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孕婦接生的醫生，等等。
書中寫道，非洲的醫務工作者“是擋在病毒和你我之間的一道防線，儘管這道防線是這麼薄弱，正在犧牲中不斷消融”。
“幾乎所有的病毒都不為科學所瞭解”
6月初，剛果（金）西北暴發了新一輪埃博拉疫情，這是自1976年以來該國第11次發生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有6名感染者，其中4人已死亡。
在世界通用的生物安全等級中，艾滋病病毒、SARS以及新冠病毒都是三級，而埃博拉病毒則是最高等級的四級病毒，其死亡率在50%至90%之間。從1976年發現埃博拉病毒首次感染人類以來，疫情反覆在非洲大陸出現。
為撰寫埃博拉的報道，普雷斯頓1993年進入非洲疫區，採訪了數以百計的相關人員，赴採訪對象曾到過的現場，還有醫院、實驗室等地。“書中內容來自數以百計的個人訪談和數年來對已發表和未發表的檔案及原材料的研究。所引用的原話來自我對談話對象的訪問或他們對逝者言論的回憶”。
《血疫》中第一個故事寫的是僑居於肯尼亞的法國男子夏爾莫內（化名）生命中的最後15天，儘管通過病毒學家的對病人流行病史的調查，基本能還原出其發病的原因和過程，但他還去莫內生前到過地方採訪、觀察。普雷斯頓個人網站上有一張照片，1993年，他穿着生化防護服進入奇塔姆洞穴，該洞穴被認為是莫內最有可能感染上病毒的地方。
從書中可以看到，普雷斯頓並非只有敍述故事的能力，他對科學的認識和寫作能力也讓人驚歎，如書中這樣描述病毒：“想要理解病毒，不妨將它們想象成生物機器。病毒是一台生物質的納米機器、一台微小、複雜、有點毛茸茸的機械，它有彈性、可彎折、能扭擺，動作往往不是那麼精確：由黏糊糊的構件組成的緊湊型顯微機械。”
“生態系統內幾乎所有的病毒都不為科學所瞭解。”普雷斯頓告誡人們。
他還提醒説，“現在，我預測一場全球性疫情將會暴發，由某種新發病毒引起。一種能夠通過肺部感染人們的高致死率‘幹’病毒，能通過空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美國紐約大學哲學與法學教授安東尼·阿皮亞評價説：“《血殤》充滿了道德、醫藥和流行病學的兩難，這表明我們處於最好和最壞的境況。這是一個關於人的故事，而不是病原體的。但是，即便普雷斯頓關注的是西非一家資源不足的醫院裏的臨牀醫生、護士和科學家，他也清楚地表明瞭我們的公共衞生系統在世界範圍內的脆弱。這部編年史令人揪心，但並非毫無希望。”
的確如此，“既然病毒可以改變，那麼我們也能改變。”普雷斯頓最後説道。（温新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