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我對老年生活的認知曾一度只停留在數據層面上。比如在英國，60歲以上的人口為14.9百萬;80歲以上的人口為3百萬;耄耄之年的老人比過去十年增長了73%，據預測，到了2086年，三個人裏面就有一人超過60歲……像大部分的人一樣，面對數據，我多少是有點無動於衷的。
“刺蝟的數量在過去10年中下降了30%!英國現在僅剩下不到1百萬只刺蝟;與此同時，蜜蜂的產量比1930年減少了97%，美國人均每年吃掉127公斤肉……”你看，每天我們都被這些雲團般的數據籠罩着，這些增長，下跌和消亡，這些老人，刺蝟，蜜蜂和牲畜……我們又不是道家先哲，這些事(生)物和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頓悟道：“已經穿了幾十年的人類皮毛的我，要一夜間變成刺蝟，蜜蜂和牲畜，從而去體驗它們的困境，是幾乎不可能了;但是變成老人，不管情願與否，卻是近在咫尺的事情。”有了這個頓悟之後，我發現自己的生活開始變得像洋葱一樣多汁起來。2015年初，我很幸運地成了Age UK(英國最大的一家老年關懷慈善中心)的義工，從此每週定期去看望獨居老人便成了我的工作。
“與其在變老的恐懼中一分一秒地變老，不如趁着還年輕力壯，找出恐懼的成因，讓自己變得勇敢起來，也算是為適應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提前做好心理準備。”懷着這種心情，每週一下午，我便會騎上自行車，穿過黑鳥，烏鴉和田鶇共舞的麥地，到7英里之外的鎮上看望那些孤單的老人。
愛麗絲92歲了，她30多歲時就離了婚，一個人帶着兩個孩子，靠教法語生活。退休後便獨居在一棟帶花園的新喬治王朝時代的洋房裏。那是她在1973年，花了3000英鎊買下的房子，為此她自豪了42年。“一個女人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哪怕只是一間房也好!再堅實的乳房，再柔順的頭髮，也不過只能讓你暫時住上幾年，只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才能讓你毫無顧忌地住上一輩子!”她説這番話的時候，因為使盡了全身的力氣，身體有些微微顫抖，臉上那鬆弛而脆薄的皮膚，像被風吹得起皺的水波。
每天早上，她會以“買牛奶去”為藉口，騎上她的三輪電動自行車，到集市上去和每個人搭訕。四季商人，超市員工，街頭藝人……她從不錯過任何説話的機會，因此她的冰箱裏常常同時放着四五瓶從未開封過的牛奶。
自從我成了愛麗絲的訪客後，健談的她總算有了一個固定的，可以深入交談的對象，尤其在她的孩子們和孫子們不在身邊的時候。教了一輩子法語的她，熱衷於談論關於語言的一切，她常常找出各種同義詞，讓我作比較;她能聽出我英語發音裏最細微的錯誤，比如我偶爾發了subtle(微妙)裏的“b”音，她會立刻指出來，讓我把這個音刪掉，並復讀6到7遍;她總是隨手抓起什麼讓我讀，有時候甚至是一封被人隨手扔進郵箱的推銷信，比如“汽車會員卡”之類……我通常都不會拒絕，因為我知道她接下來就會對我的朗誦(即使乏味得讓人想死)，發表一通讚美。這是最迅速而有效的，讓她感覺自己仍有用武之地的方式。她彷彿又回到了曾經屬於她的課堂上，在那裏，她毫不吝嗇地對她的學生使用Perfect(完美)這個詞，恨不得每發對一個音，就獎賞他們一顆Retro Candy(火箭糖，1970年代西方流行的糖果)。如果不是患有老年間歇性遺忘症，她完全可以重拾教鞭。
目前，愛麗絲只好把每天的時間花在養花，為自己做菜和學習希臘語上。
然而並不是每位老人都像愛麗絲一樣，92歲高齡仍保持着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最近在瑞士接受了安樂死的一位75歲的英國老奶奶Gill，就曾説過：“我看過了太多躺在牀上虛耗晚年的老人，我覺得應該提前結束這一切。”
聽上去似乎很殘酷，我卻完全贊同她的話。賓夕法尼亞的腫瘤學家和生物學家Ezekiel J. Emanuel數月前，寫了一篇很轟動的文章叫《為什麼我想在75歲死去》。文中他談到了自己的父親：“我父親例子就很能説明問題。10年前，他還不到77歲，腹部就開始疼痛。後來經檢查是心臟病，最後不得不做了心導管分流手術。從此以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步伐緩慢，言談遲鈍，幽默感漸失，一切都變成了慢鏡頭。”
Ezekiel J. Emanuel的父親還算是幸運的，我先生的奶奶80歲那年患了中風，進食和大小便皆無法自理，從此被送進老年康復院(Care Homes)，在一張靠遙控器控制的，裝有便盤的牀上，她一躺就是十年。因為不算老年痴呆，每次只要有人去看望她，她就會央求人家允許她去天堂和她的20年前去世的亡夫相會。她的願望因為是非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被殘忍地拖延了10年才得以實現。
愛麗絲之所以能活得老有所依，不單只是因為她有房子，退休金，孩子和孫子，更重要的是她仍有一副健康的身體和美好的精神追求，當這兩樣都失去的時候，就像我先生的奶奶一樣，財產，子女的愛，醫生和護士們的悉心照顧，都不足以阻止她那顆迫切赴死的心。
説到精神追求對老年生活的重要性，這背後還有一個相對嚴峻的現實在推波助瀾。在英國，5百萬75歲以上的老人中，51%過着獨居生活。在我和我的義工同事們所負責看望的老人當中，沒有一位選擇和他們的子女同住。這裏面有很多主動和被動的原因，比如他們不願意成為孩子們的負擔，不願意放棄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和自身的獨立性;比如當代社會的覓食壓力，讓子女們不得不遠離故土，去尋求資源，機會和個人發展等等;然而此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卻相當敏感的原因，很多子女表示他們根本無法和父母相處。
每隔一段時間，英國各地的電台就會拿這個問題來討論。記得上週劍橋本地台的早間節目，一位老人抱怨道：“我的孩子近20年都沒有來看過我，每隔幾年才給我打一次電話。”主持人對此表示極大的同情，同時譴責這種毫無人性的社會風氣，話音剛落，一個電話飛快地打進來，一位中年男士反擊道：“我也很多年都沒有去看過我的獨居父親，因為他是個納粹和徹底的種族主義者。”接下來，馬上又有人應和道：“我不喜歡我的母親，因為她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我的同性伴侶。吃頓飯她都可以為此數落半天，就不要説讓她搬來和我們一起住了。”
類似的言論曾讓我感到非常震驚。自小，我就被教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在我的成長環境裏，“父為子綱”就像“君為臣綱”一樣，負堅執鋭，固若金湯。而在西方，顯然，並沒有多少人為這一套買單。這種文化差異建構了西方獨特的老齡社會圖景，即“你想要老有所依，就得跟得上時代的腳步，讓自己在思想上進步起來，不然就會被後代孤立和疏遠。”這種觀念，對那些“老不死的”當然是一種衝擊，但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三個人裏面有一個超過60歲”的未來社會里，卻至少保證了某種人類的活力。
每次和愛麗絲告別的時候，她都會問我，你今天學到了什麼?雖然我知道她指的是英語，而卻我很想借這個機會對她説：“我學到了一種思維的方法，我知道它將在未來幫助我，戰勝對衰老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