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張宏傑所説，中華文明走到今天有兩大人生突變，一個是周秦之變，一個就是被捲入全球化之變。
如果沒有外界的訴求，中華文明還一定忙着“閉門造車”。自給自足的農耕文化，以及維護集權統治的需要，讓中國還一定把自己包裹得緊緊的，密不透風，就像乾隆高高在上的拒絕了英國使者馬戈爾尼的通商請求。但時間還沒過去幾十年，西方便用自己的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
一誰也沒想到，老大帝國與西方在近代的第一次正式較量，居然就這樣的不堪一擊。
【圖説：鴉片戰爭。英軍始終保持着兵力、火力與情報優勢】
在這背後，其實反映的是相對封閉的農耕文明面對開放的海洋文明/工業文明時的巨大差異。
這既是中華文明的血淚史，也是中華文明的新生之路。不管是有意，還是被動，中國自此捲入了全球化，而不再孤芳自賞。
和周秦之變一樣，這兩次突變都深遠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讓人感喟的是，它們的時間間隔如此之長，那歲月的湖面上，曾經久保持着原先的模樣。從正面意義上説，中華文明相對“穩定”，那麼，從負面意義上説，是不是它也可以印證中華文明相對“保守”，而且有着典型的路徑依賴綜合徵？
“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沿着一種軌跡運動，逆轉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許會有其他的選擇點，但是一定製度安排的塹壕阻礙了對初始選擇的輕易扭轉。通俗地講，其實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早熟國家的歷史遺產不僅使後來的中國發展形成了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路徑，也使其形成了不同於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路徑。”
也可以算幸運的是，當中華文明內部沒有變革的動力時，外部便給它來了一鞭子。
二開始“睜眼開世界”的中國人，發現了“人生的另一種體驗”——當年的中國知識分子夢想着迴歸“三代之治”（即夏商周），但這成了一個永遠回不去的夢，然而到晚清時，他們卻發現“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實現，只不過不在中國，而是在“蠻夷”之國。
“晚清中國第一個駐歐大使郭嵩燾到了歐洲以後，也認為歐洲所行的是中國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這讓人感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的歐洲看中國，倒像是沒有文化的夷狄了。
【圖説：睜眼看世界卻被當成漢奸的郭嵩燾，今天終於被正名】
這些觀點，並非個別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當一部分讀書人，比如曾紀澤、王韜、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張樹聲、薛福成、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共識。他們認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堅炮利’，更主要是通過政治創新實現了中國人的‘三代’理想。”
如果説，西方文明的成長得益於“東風西漸”，今天，則反過來，中華文明的新生則得益於“西風東漸”。它從洋務變法，實現器物上的創新，到戊戌變法，再到後來的辛亥革命，實現了制度上的改良或革命。
與此同時，中國民風也隨之一振，而中國這個老大帝國，也就此踏上了近代化轉型的大征程。“步入全球化以來，中國的歷史主線就由原來的治亂循環這一條線，變成了中國傳統和西方文明這兩條線並行。這兩條線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導者中國歷史未來的走向。”
有時還挺感謝這個世界在歷史的進程中演化出了不同文明，使得世界絢爛多姿的同時，也使得每個人都有學習、借鑑，並在較量、競爭中相互提升的巨大可能。
三它們沒有什麼優劣高下，“每一個民族的發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彙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説法，是上天所決定的，無所謂對錯。”“儒家精神的強毅進取，中國人個體強大的競爭能力，在改革開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地理，決定了它的大一統趨向。”
但是，今天這個世界，已不是周秦之變之後的自給自足的，以郡縣式集權為主要標誌的農耕社會，而是要加入全球化的工業大生產，這也決定着，我們的中華文明需要進一步改造，拋棄商鞅變法以來將人民當成統治意志的工具，只加強國家汲取能力而忽視人民幸福感的弊端，“在大一統的框架下，我們應該可以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實現‘系統升級’，充分激活整個社會的活力，在每個人更幸福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更強大。”
與此同時，作為曾經的強勢文明，現在依舊以其徒子徒孫美國的強大，證明着它的活力，但是在面對加入全球化的中華文明，西方文明也需要學會謙虛，以及與人為善。
中華文明的優良品質，比如説家國情懷，集體主義，以及求同存異、兼容幷蓄的巨大包容性，都是夠它們認真學習好多年。由於過於強調個體自由，離心率過高，導致今天的西方各自為政，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被影響甚至瓦解，這也讓它們在具備強大民族凝聚力的羣體面前，很容易潰敗。
今天的歐洲，給人的感覺，就是變得越來越“小”——一個在土地面積上與中國相差無幾的大洲，居然擠着近50個國家，而且它們還在不斷的鬧分裂，比如英國的蘇格蘭、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還有科索沃，德左等很多地區。正是因為這暗湧的潛流，導致歐洲各國到今天有點“各掃門前雪”的意思，當遇到危機，需要通力合作之時，便容易顧此失彼。
像面對新冠疫情，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這個七尺男兒，便數度哭泣。一哭求助左右鄰居而不得最後只好向中國求助。現實深刻地教育了他，“歐洲團結是‘不存在’的，困難來臨之時，唯一會向塞爾維亞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國。我們請求中國提供一切幫助。” 中國則迅速擔起了一個大國應有的責任。當中國援助到來時，他再次哭了。4月28日，塞爾維亞新增人數降為0，他的眼睛又濕潤了。
【圖説：塞總統向中國人民表示感謝】
更要命的是，儘管秉承希臘文明，講理性講思辯講科學，但歐美文化中因不斷的蠻族入侵而融入的遊牧基因，往往會成為交往的障礙。它們在遇到問題時一開始會彬彬有禮，但隨着行事的深入，衝突的加劇，就會回到單極思維，試圖用強力去征服對方。近年來的大國衝突，也凸顯出西方文明遊牧文化中零和博弈、行事無邊界所帶來的困境。
所以，今天的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儘管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是它們可以互補，而不是互害。對這個星球來説，如果文明的敵視少一點，理解多一點，一定是我們人類的福氣。
而且，文明也需要這樣來做，因為我們還有共同的敵人——病毒以及各種公共危機，尤其是當我們跳出這個星球面向整個宇宙時，便會深刻地領悟到，我們其實就是命運共同體。
（本文根據梁衡的《數理化通俗演義》、J.H.佈雷斯特德的《地中海的衰落》，鮑鵬山的《風流去》，還有張宏傑的《簡讀中國史》等書所作筆記，並結合個人理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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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商幫系列）；《新制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製造》、《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企業官方傳記系列）；《紫菜爸爸》（人物傳記系列）；以及《大國出行：汽車裏的城市戰爭》（城市發現系列）等十數部作品，並主編有《無法獨活：致喂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
2017年，鳳凰衞視“鳳凰大視野”根據《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拍攝製作了五集紀錄片。2019年，“吾球商業地理”參與吳曉波頻道的12集紀錄片《地標70年》的拍攝合作，通過12箇中國地標見證新中國70年的風雨歷程！此外，“吾球商業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兩度榮獲齊魯晚報•齊魯壹點“年度十大壹點號”稱號）
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網絡
編輯| 大腰精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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