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春節，學校放了十四天假，除了語文、數學兩本印刷品寒假作業之外、還有100道數學應用題、抄寫本學期教材上所有要求背誦的語文課文內容、以及4篇每篇不少於800字的作文。
在離開學只剩一天的時候，我的語文寒假作業只寫到第16頁(一共有32頁)、作文也只寫了兩篇。
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發作嚴重的拖延症。
我那年剛滿九歲，讀小學四年級。
在之前，也有拖延症發作的時候，不過都比較輕微，沒有這個寒假這麼嚴重。
在剛讀小學的頭兩年，我的自律性、積極性、主動性都非常好。比較長的假期，我都會用很短的時間把作業趕完。甚至有一次還沒到放假，我就去新華書店買了兩大本暑假作業，在暑假來臨之前就把作業寫完了。
後來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兒童這種在寫作業上的自律和自覺，在菜市場裏，在麻將桌旁，在大馬路牙子上，都看到過小朋友毫無覺察、手持筆和本子、埋頭苦寫。
現在想來，那個年齡的我們把寫作業當成人生第一大責任，毫無怨言。這十分詭異，因為從理論上來講，我們從骨子裏本來應該非常仇視寫作業的。只是我們太小、完全沒有覺醒到一個能夠反抗的程度，允許自己去痛恨這項強姦了自己童年的事業。我們只能去轉而去重視和敬畏它，把它當成人生的第一要義。
每天都有人因為作業沒寫完而罰站講台或者罰蹲過道，老師一般都把沒寫完作業的人罵成豬玀或者賤種，毫無尊嚴、毫無價值，應該去死——作業沒寫完所犯的罪行，比男盜女娼、欺世盜名、喪權辱國還嚴重。為了避免這項奇恥大辱，無論在天涯，還是在海角，無論是生，還是死，無論是夢着，還是醒着，我都要風雨兼程、排除萬難、含辛茹苦、將生死置之度外地寫完作業。
小時候我一直都是全家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上了中學之後，經常寫作業寫到晚上十點鐘甚至更晚，次日還要起五更上早自習，每天都只能睡六七個小時。如果上課打瞌睡，還會被再一次罵成豬玀和賤婢。經常有上早自習時不幸睡着的人被拖出去罰站——我可不能允許自己變成那種浪費大好學習時光而呼呼大睡的人渣。
很久以後才知道，一個人在兒童時期，每天的睡眠時間如果低於10~12個小時，身心發育都會受損。——但我和許多與我處境相同的小朋友，已經在嚴重缺覺中度過了整個童年和青春期了。
但還有一個方面，是更加重要、也是後果更加嚴重的：
我當然是喜歡學習的，對知識、對世界，都懷有燦爛而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慾。那種與生俱來、單純樸素的學習動機，是我願意承受枯燥、乏味寫作業折磨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
小時候，往往在學校課本發下來的第一個禮拜之內，就會像看課外讀物一樣，把所有的教材都津津有味地看完一遍，包括數學書上的例題和課後的思考題。如果自己看不懂，就像香菱學詩那樣着了魔的到處找人賜教，直到弄懂，心裏才覺得石頭落了地。
我曾在八歲的時候前後得了兩場大病，一學期的五個月，我有四個月都是在醫院的病房裏度過的。
那是我過得最愜意的一段小學時光。卧牀期間，我以養病為由，舒舒服服地看了很多課外書。
沒有作業，沒有課，只是在生病的間隙讓父母幫我聽寫過生字。
唯一遺憾的是沒人跟我一起跳皮筋、踢毽子。
第一次得病，請了一個半月的假，病癒之後趕上了期中考試。
第二次得病，請了兩個半月的假，病癒之後趕上了期末考試。
兩次考試，我都是班上的最高分。
我不是嗜分如命的人，但至少説明我躺在牀上邊玩邊學的學習效果，並不比坐在教室裏滿堂灌的差。
不厭其煩地説這些，只是想説，我不是天生不愛學習、我不是天生不善於學習。
我不知道學霸是怎麼煉成的。但我相信沒有生而厭學的人。每個人生來都是動機滿滿、興趣滿滿的學習型天才。
但這個學習動機的精神支柱縱然再強大，也經不起日積月累慢性病似的摧殘。總有一天，一切會徹底透支、會在一個張力的極限位置上發生斷裂。
我曾經有一個同學，我姑姑和他姐姐是好朋友，在我小時候，他姐就向我姑披露過他家的一項重要內政：
為了能讓他小小年紀不苦苦熬夜，他的家庭作業經常都是全家人一起上陣幫他寫的。
我聽了之後十分豔羨!
他家人的行為可以被貼上“溺愛”的標籤，無意中卻保護了一個孩子的積極性和自律性不受傷害。當寫作業已經不再是求得新知和鞏固知識的途徑，而是變成一種懲罰式的勞動，那麼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能把他從這種懲罰中解脱出來，就確實能極大地緩解這種使人身心俱憊的負擔。
尤其重要的是，一個人在成長中那種單純樸素的學習動機，就不會因此遭到嚴重的破壞——即使是局部損壞、也能自行修復。
整個小學和初中，他成績都並不出色。但到了高中，突然開竅了，學習成績跟火箭般蹭蹭直衝雲霄，最後一路輕鬆考進了北京大學。
重點並不是在於他考上的是北大還是別的什麼大，而是我傾向於相信，考上北大這件事能夠證明，他在人格上，發育成了一個勤奮上進、成就動機明確、行動意願強烈的人。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成年以後的他，即使沒考上大學、去做其他事情，應該也不會太差。
一個兒童的積極性和自律性，與人合作的意願，不是用來幫助成年人(包括父母和老師)對自己進行懲罰的工具。否則，這種積極和自律，都成了自己用來壓抑和迫害自己的東西。
岡察洛夫的小説《奧勃洛摩夫》裏寫的那個著名懶漢，主人公是一個生活於十八世紀俄國城鄉結合部的超級宅男。温和善良，人畜無害，但就是不起牀。這本小説用了很大篇幅去寫別人是怎樣勸他起牀，結果他到了小説的第二卷才終於起了牀。愛他的姑娘不堪忍受他的消極、怠惰，離開了他，他那顆遲緩、慵懶的心為了逃避痛苦、轉而追求舒適安逸的生活，很快就做了一個精通廚藝的寡婦的上門老公。結果寡婦廚藝太好，幾年之內就把他喂成了一個肥胖過度健康堪憂的人，不久之後他就因胖而亡了。
這種自我封閉、心智停止發育、甚至出現倒退，都不是偶然的。這一部滿是笑點、槽點和淚點的小説，21世紀的宅男女看了也渾身中槍。
我不認為追求舒適、安逸是人性最大的快樂。
我也不認為懶惰是人的本性。
我認為，人最大的本性是創造，人最大的快樂是從創造性和審美性活動中獲得的成就感。
這種成就感是“成就動機”的核心。
惰性、貪圖安逸，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的創造積極性和審美積極性受挫之後、發生的某種心理退化，從而變得像個嬰兒一樣無助、被動、無所適從。
如果在那個年齡，我有能力做出如下質疑，我想我以後的人生會有所不同：
我為什麼要寫作業?我為什麼要把我早就認識的字抄十遍、甚至上百遍、我為什麼要反覆地做那些我早就會了的應用題?我為什麼每天都要陷入這種簡單、機械、重複、而且毫無必要的苦役當中?
寫作業真的是一件光榮正確的行動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老師不獎勵三好學生每人多寫一本作業?為什麼老師要讓那些她不喜歡的人放學留在教室裏、抄十遍課文、做100遍數學題?
——這不就是一項懲罰嗎?
兒童的積極、信任、配合，自律，沉默，趨利避害的本能，反而成了幫助成年人戕害自己的幫兇。
我意識和體察不到以上這些。我不知道這是一種傷害，也不知道自己其實已經在無意識中打算逃避和結束這一切。我只是在年齡漸長的時候，慢慢變懶了，變滑頭了。我拖着不願意寫作業，或者胡亂潦草應付作業，或者和別人一起分工寫作業，寫完之後互相抄一抄。
但這種懶惰和滑頭，又給我帶來新一輪的自責、內疚，成為新的重大心理負擔。我是個懶孩子、壞孩子、偷奸耍滑的孩子——我是個沒有希望和前途的孩子。
在小學四年級的那個寒假，我的承受能力終於抵達了崩潰的極限。
我不願意寫作業，一眼也不願意看見。
我不知道這一切是從哪開始的，又應該怎樣結束。
我羨慕極了我家的狗和貓。作為一個人類的孩子，我活得疲憊、痛苦、心驚膽戰、毫無尊嚴。我真想變成一隻沒有負擔的畜牲。
——當自律墮落成了一種自虐和自戕，生命還有出路嗎?
我第一次產生了“生而為人，太辛苦”的念頭。我第一次冒出了用死來結束這一切的念頭。
總是不斷看到新聞説，有中小學生因為作業太多或者沒寫作業而自殺，我覺得這噩耗雖然沉重，但卻一點都不意外。我雖然沒有自殺，但心理上沉重而疲憊的東西卻從來沒有放下過，承受着一種比死更鈍痛、綿長的無助、孤獨，和絕望。
這些東西，一直在伴隨我的長大，它們也在長大、蔓延、入侵到我生活的各個角落，我發生了那種可以叫做“行為癱瘓”的心理障礙。
這種癱瘓，在我生命的不同階段，以不同的面目，製造出了一模一樣的後果，那就是，喪失了內在的動力，被動地在慣性中卑微前行。
我從道德上備受自己的譴責。因為據説辛勤勞作、含辛茹苦是中國女性共有的美德，而我拉低了中國女性的美德平均值，實在羞於面對世人。然後我更加卑微地蜷縮起自己、忍受着深陷惰性而毫無快樂的生活。失去創造活力的人生，該是有多空虛不幸。可是，還年輕的我，不願意陷入怠惰的我，執着於“意義”的我，在我去做一件事的時候，甚至是去做我喜歡、擅長的事情，也總會有一個聲音冒出來説：
你是不是被迫的?你是不是被動的?“你有能力去做”和“你必須去做”是一回事嗎?
我的成就動機已經降低到了零。
在一九九一年的春節前夕，在臘月二十七那天，我為了鼓勵自己打起精神來寫作業，啓用了一支親戚送給我、我一直捨不得用的新圓珠筆。
家裏人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僵坐在廚房的火爐邊上。爐子裏的煤球半死不活地燒着，已經快熄滅了，我也忘了添新煤球。我呆呆地看着窗外灰濛濛的陰天，光禿禿的樹杈從窗欞邊窺探——還有三天就過年了，我的本子已經用掉了一半，但我的作業還遠遠沒寫完。
我不知道我生命中的拖延症就要從這一天正式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