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 | 祝總斌先生印象記

“祝先生上課，一直穿着一件藍色滌卡中山裝。”

2022年7月8日，祝總斌先生離開了人世，享年92歲。據説北大歷史係獲得消息時，一切都已經結束。歷史系設置一個靈堂，供人憑弔。家人説，一切都是按照祝先生的安排進行的。“不麻煩大家了”，祝先生的在天之靈如是説。

從來不希望麻煩別人的祝先生，最後真的誰也沒有麻煩。然而，有多少人接受過祝先生的幫助呢？不能計數。

到北大歷史系學習，我是從來沒敢想的，但好機會從天而降。1991年9月，我到北大歷史系進修，時間為一年。進修班是吳宗國先生具體負責，知道我來自新疆，就把我交給榮新江先生指導。祝總斌先生給我們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課，從此就自認為是祝先生的學生了。

祝先生講課，條理性極強。先從概念入手，比如為什麼説這是門閥士族的萌芽期，特點有哪些。對比不同的説法，例舉史料，尤其能夠説明問題。一節課下來，概念、學術史、史料清晰如洗。特別是歷史發展，前後關係如何遞進，邏輯怎樣展開，如同親歷一般。祝先生一手瀟灑粉筆字，特別能夠激發同學記筆記的熱情。多年之後，展開當年的課堂筆記，學術邏輯依然嚴整，祝先生音容笑貌一如眼前。

北大的助教進修班是天賜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助教，忽然有了如此天縱之機，人生忽如春雨沛然。我們那個班有好幾個同學因此考取北大研究生，我是之一。很多課題，在北大屬於常識，而我卻幾乎聞所未聞，所以振聾發聵。祝總斌先生講宰相制度，為什麼我從來不知道有這個題目？吳宗國先生講三省制，為什麼我從來只把三省看作是皇帝的工具？朱先生、吳先生都要講士族在魏晉和隋唐時代的狀況，這是理解這個時期歷史的主要線索，而我之前僅僅知道士族、庶族地主這個詞彙而已。讀書少是問題，不瞭解學界的基本研究狀態是更大的問題。我們進修班的同學自然也會討論，結論沒有太大差異，北大畢竟是北大，欽佩之外還有嚴重的距離感。當然，更多的同學是望北大興嘆。

進修是一年的時間，自覺機會難得，一定得多下點功夫。學校對進修班是有點“歧視”的，比如教師研究生閲覽室我們就沒有資格進入。記得有一次要用嚴耕望的文章，只好請求羅新幫我去複印。羅新當時是研究生，比我們這些進修生擁有更多的“特權”。好在先生們對於學生都一視同仁。我是很受益的，所以至今不忘。當時，我在進行高昌史研究，在進修班時寫過兩篇論文，而每篇論文都請三位老師指導——榮新江、吳宗國和祝總斌先生。榮老師的指導很具體，每每提供更多的資料。吳先生熟悉制度史，總能一眼看到我制度史背景的不足。祝先生給我的教誨特別實用，我從此牢記在心。祝先生髮現我論文的問題，教我怎麼在論文中寫學術史：必須注意，寫學術史是為本文服務的，不介紹學術史，不能證明自己的貢獻，寫得過於枝蔓，以至於掩蓋了自己的觀點，過猶不及。後來我自己也指導研究生，這一點是經常強調的。這應該也是薪火相傳吧。

1994年，再回北大讀研究生，跟老師們就算是熟人了。祝先生的制度史課，依然是必修課。祝先生看見我，就不再允許我聽課，“不許浪費時間”。這理由也太強了。當時我跟姚崇新、劉詩平、雷聞住一個宿舍，每次他們聽課回來，都會帶來新消息。有一段時間，週一良先生的《畢竟是書生》在《世界歷史》上連載，祝先生每次把雜誌傳遞過來，我們輪流閲讀，下週還給祝先生，再從祝先生手裏接過新的一期。就這樣，我們很有節奏地讀完《畢竟是書生》。因為閲讀的接力來自祝先生，有一種閲讀的神聖感，十分美好。

有一次在圖書館讀到了一篇奇文，因為與祝先生有關，我跑到課堂上向祝先生彙報。有人聽過祝先生的課，顯然筆記做得很認真，然後整理成文發表，並被人大複印資料轉載了。我拿複印資料給祝先生看。祝先生沒有生氣，反而開心地笑了。“老孟啊，這證明我的觀點被承認了，是好事啊。”（從最初認識祝先生開始，祝先生就叫我老孟，當時是完全不適應。現在叫我老孟的人多了，而第一位這麼叫的就是祝先生。）多年以後，我確實聽説過抄襲者的觀點：“抄你，是看得起你。”這是什麼奇談怪論，是否因此要感謝抄襲啊。其實，祝先生的看法另有道理。祝先生認為，學生跟老師學習，襲用老師的觀點很正常，是學習的模仿階段，未來成熟了就不會如此了。這是多麼開明的師道啊！如今，真見過另外一種“師道”：防火防盜防學生。我曾親耳聽到一位大學老師介紹經驗：“上課從來不講自己的新觀點，一旦講出來，就會被學生抄襲。”我立刻就想到祝先生，都是大學老師，確實可以有天壤之別。

登門拜訪祝先生的次數並不多，祝先生對待學生的平等讓人難以接受。每次告別出來，祝先生一定送你到樓下。祝先生一直是鍛鍊身體的，清瘦健康，但是一想到從六樓送你下來，還要再爬一次六樓，內心就不免要鬥爭。1998年8月，博士錄取完畢，跟葉煒一起去拜訪祝先生，內心的一個希望是獲得先生的贈書，因為《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出了第二版。希望當然沒有落空，祝先生的字跡瀟灑有力，“孟憲實同志指疵”，絕對是祝先生特有的風格。

課堂之外，祝先生講過很多故事。我記憶最生動的是祝先生的槍。原來，祝先生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調到北大當老師，他是有配槍的。解放初的環境下，槍的存在大概是為了震懾階級敵人的，這是組織決定，祝先生不能拒絕。但是，階級敵人是否受到震懾不知道，因為這支手槍，祝先生每天提心吊膽，日夜擔憂，總怕不小心走火出事。從來沒有開過槍的祝先生，確實被自己的配槍震懾到了。謝天謝地，終於有一天上級收回了配槍，祝先生長出一口氣，能夠睡個踏實覺了。

祝先生上課，一直穿着一件藍色滌卡中山裝。進教室的時候，剛剛洗過的中山裝乾乾淨淨。上課的時候，全神貫注，寫完板書通常也不放下粉筆。下課的時候，中山裝上滿是粉筆灰，好像剛剛粉刷過房子一樣。祝先生經常穿一件藍色運動褲跑步，運動褲的兩側鑲有一道白色褲線，是八十年代的標準運動褲。偶爾會在未名湖畔見到祝先生的身影，微笑揮手之間，跟一位忙碌的工人師傅沒有什麼區別。然而，在歷史系，祝先生被認為是最博學的教授，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盡藏胸中。平凡而偉大，不就是特指先生嗎？

紀念先生最好的方法是再讀先生的著作，一部《材不材齋史學論叢》，不僅是祝先生的論文合集，更是祝先生學術思想的結晶。從黃帝傳説的研究到戴震“理欲説”，還有董小宛的事蹟考證，祝先生思考的空間遼闊浩瀚，這是怎麼做到的呢？讀祝先生論文，有時會發生時空錯亂，感覺好像是祝先生在講課，主題、資料、進展，娓娓道來。祝先生用粉筆敲敲黑板，斬釘截鐵地説：“這是強證！”

然後是發自心底的笑聲。學問給人快樂，祝先生用他的人生如此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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