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學校的必經之路
剛來聖路易斯的時候，就被這裏的樹深深吸引。華盛頓大學毗鄰廣袤的森林公園，這裏以橡樹、楓樹、楊樹、杉樹和核桃木居多，每一棵都昂揚挺拔，高聳入雲。我直覺地聯想起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比如米開朗琪羅的“大衞像”，又比如羅丹的“青銅時代”，人們自信地舒展自己的身體，相信自我即美。很快，我意識到自己到底是個都市人，比喻都被我本末倒置了，中文裏以“玉樹臨風”形容男子之美，也就是説，古人先意識到樹的瀟灑秀美而後才以此譬喻俊美之人。
我雖然為樹着迷，但並不懂得應當如何欣賞它們的美。我最喜歡在春日的正午出門，新葉已經長成，猛烈的陽光下，那些葉子在閃閃發光的同時，又青翠欲滴。微風襲來，它們顫抖着，發出窸窸窣窣的低吟。聽得多了，我發現每棵樹的“嗓音”都不一樣，有的像老者緩行時手杖擦摩外套下襬的聲音，有的則像一羣少女聚在一起歡笑。瞧，我仍然用人來給樹當參照。
正午陽光下的桉樹
我渴望“聽懂”無言的樹，所以首先訴諸知識。閒暇時，我找來不少有關樹和自然的書，漸漸瞭解年輪不僅暴露樹齡，還揭曉哪一年是旱年，哪一年則雨水豐沛。我也逐漸知曉有些樹也分雌雄，比如銀杏，以前在上海也常見，從沒把它們和臭字聯繫在一起，然而到了這裏，一到秋天，簡直受不了銀杏果實那股刺鼻的餿臭味兒，才明白故鄉種的多是雄株，而這裏種的則是會結果的雌株。我還下載了一個應用軟件，時不時“掃一掃”樹葉，讓手機告訴我它們的名字和屬性——這些屬性常常跟樹的“用處”有關，哪些樹會結出美味的果實，哪些樹會開出漂亮的花朵，哪些則可以用來做上好的傢俱或建材。
這些知識反而讓我迷惘，因為似乎都帶着人類中心的視角來看待自然。就好像我們區分哪些動物是好的，哪些動物是壞的，標準不過是哪些長得可愛，哪些長得古怪，又或者哪些有益我們的農耕，哪些則糟蹋我們的作物。以這種心態面對自然，無怪乎人類活動不是自然的福音，而是禍端。
還有另一種聆聽樹木的方式，就是從樹的身上找尋哲理和深意。美國中西部經常遭遇雷暴，我見過不少被閃電劈去半邊，或被風削去一肢的樹，但只要沒被攔腰斬斷或者連根拔起，它們依舊傲立。類似的情景曾經給身處政治風暴中的詩人牛漢帶來鼓舞，他寫下《半棵樹》：“半棵樹/還是一整棵樹那樣高/還是一整棵樹那樣偉岸/人們説/雷電還要來劈它/因為它還是那麼直那麼高。”逆境成了生命力量的明證，而非末日。南北戰爭前，北方政客對南方奴隸制的姑息和容忍，讓亨利·戴維·梭羅對美國的現實和未來感到沮喪，最後他也是在樹身上找到了希望：他看到的是種子所包含的無限未來，雖然眼前的樹林被伐光了，但只要土壤裏還有種子，等個十年二十年，又是鬱鬱葱葱；人類的文明也一樣，只要正義的種子還在，眼前的黑暗終有過去的一天。
王家衞電影《花樣年華》裏，主人公周慕雲説：以前的人，心裏有什麼秘密，他們會跑到山上，找一個樹洞，把秘密全説給它聽，説完後，再用泥巴堵上，這樣秘密就會永遠留在那棵樹裏，沒有人知道。電影尾聲，周慕雲特地跑到吳哥窟去對着樹洞傾訴，儘管這一幕在我看來，多少有一點造作。而今，時常在森林公園瞥見樹洞的我時不時懷疑，這種從自然或者樹身上尋找激勵和慰藉的習慣難道不是人類的一廂情願？孔夫子很早不就説了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最近偶爾讀到德國作家黑塞的《悠遊之歌》，這是經歷了一戰以及離婚之後的他遷居瑞士時寫下的隨筆。他也談到自己對樹的喜愛，但他感嘆的是樹的美和他的存在毫不相干：樹天生就有一種使命，那就是長高，長大，是實現（fulfill），這種實現和周圍有沒有其他樹或人在看他們都毫無關係。美國詩人惠特曼中年經歷了嚴重的中風之後也有類似的感悟：人總是太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樣子（appearance），進而忽視了作為本質的存在（being），只有樹，只有自然，它們呈現的樣子就是“存在”本身，質樸且偉岸。
念中學的時候，席慕容的情詩《一棵開花的樹》曾經風靡一時：“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當你走近，請你細聽/顫抖的葉是我等待的熱情/而你終於無視地走過/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那軟糯的自憐暗合着青春期時為多情所苦的我們。而今回想，詩裏的聲音到底還是人的念想，遠非樹的心聲，因為樹並不在乎“你的走近”。或許，倘若樹願意花一時半刻反觀人類，它們是要大笑的：人類是多麼脆弱，多麼可悲的生靈啊，他們還以為天下萬物的顯形，都是為了給他們送啓示、遞希望呢？
作者：錢佳楠
編輯：吳東昆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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