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歷史也是有春秋的，這倒並非是惡趣味的對比。雖説其文化的精彩程度而言與中國的春秋時代相比略遜一籌，但其文化精彩程度仍不失為印度歷史上極為燦爛的“春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印度的歷史走向大體出現了和中國春秋時代相似的表象——十六個割據的列國以及尤為繁榮和活躍的宗教文化，而這種宗教文化並不是我們下意識所想象的宛如歐洲中世紀那般黑暗和愚昧的時代。
相反，在這種宗教文化的成長過程中，它充滿了無盡智慧的辯論，在宗教的外衣下，實際上是僧侶們對這個世界和人類充滿洞察力的觀察和認識以及想象。如此來看，説它為印度歷史之“春秋時代”，倒也是十分應景的。
印度春秋：十六雄國並舉與佛陀誕生地
十六雄國類似於我國的戰國七雄時代，這一時期印度境內分佈着十六個國家，它們互有強弱，正猶如戰國七雄相互兼併一樣，十六雄國之間亦紛爭不斷。其中摩揭陀國、跋闍國、憍薩羅國、跋蹉國四個國家最為強大。而在四國之中，又數摩揭陀國最為強大，按照印度歷史的發展，摩揭陀國是最有希望和可能統一印度的本土政權。
這個王國清晰地呈現了幼龍王朝、難陀王朝和孔雀王朝這樣的發展歷程，不過孔雀王朝的關係很難和摩揭陀國有所關聯。這是由於在難陀王朝後期，由於正逢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遠征印度，彼時的亞歷山大越過開伯爾山口，帶着馬其頓軍隊橫掃北印度。在亞歷山大撤離印度以後，據説那位來自於一個家庭以豢養孔雀為生的年輕人旃陀羅笈多·孔雀組建起一支軍隊先後擊敗亞歷山大留下來的軍隊以及難陀王朝的統治，順利建立孔雀王朝。
歷史的久遠和史料的缺失已經不足以使我們窺探過往的歷史，孔雀王朝的建立終結了十六雄國的歷史，印度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帝國式政權。這個時期正值我國東周戰國時代，談到十六雄國，難免是要將其和佛教的歷史聯繫到一起的。佛教的創始人喬達摩·悉達多出世的年代正是十六雄國時期。
十六雄國分佈圖
他的國家名為迦毗羅衞國，一個由釋迦族統治的小國家，臣服於憍薩羅國為宗主國。這個國家的位置大體在尼泊爾西南境，與印度交界的地方，他的父親便是淨飯王，又名首圖馱那。實際上像迦毗羅衞國這樣的小國家，在當時強敵環伺的形勢下發展前景十分堪憂，可以設想它最終的消亡是在憍薩羅國的兼併或孔雀王朝的擴張下結束的。
後世學者在研究喬達摩·悉達多出家求法時，很願意把十六雄國時代複雜的形勢代入到他的動機之中。儘管喬達摩·悉達多在《中阿含經·柔軟經》自述説：自我昔日出家學道，為從優遊，從容閒樂，極柔軟來。我在父王悦頭檀家時，為我造作種種宮殿，春殿、夏殿及以冬殿。生活的優越並沒有掩蓋他的慈悲心和對世間感到的諸多困擾。
按照後世學者的説法，幼年喪母、前途暗淡的國運、濃烈的宗教氛圍和貧苦人民的生活融合到一起後激發了他的出世之心。“四門遊觀”之後，他見生老病死四苦，終於離開迦毗羅衞國外出求法。他的足跡遍佈了十六雄國之中大部分的國家，如摩揭陀國這樣的大型國家，到過佛教經典經常出現的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
王舍城遺址
歷史有時候總有一種巧妙的重疊，聖人們的人生經歷也頗有某種相似性，孔子周遊列國以興周禮，老子出函谷關遊列國，喬達摩·悉達多周遊十六雄國以求法……時代的動盪和思想的活躍，這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特定記憶和符號。
印度春秋：沙門思潮和宗教辯論
在佛教未曾興盛之前，在北印度境內最為流行的是婆羅門教，這是由雅利安人在征服印度的過程中逐漸孕育出來的宗教。它起初由吠陀教脱胎而成，後又蜕變為今日印度的印度教，或稱其為新婆羅門教。世人對婆羅門教最熟悉的地方應當莫過於它的種姓制度，兩者是相互依存的關係，種姓制度的完善和根深蒂固少不了婆羅門教在宗教層面上對其固化，同樣婆羅門的崇高地位也少不了種姓制度的強化。
十六雄國時代社會局勢動盪，北印度境內的思想大海也尤為活躍，喬達摩·悉達多求法成功以後形成了佛教。於是，對世界的不同認識和理解最終激發了印度版的“百家爭鳴”，在吠陀時代婆羅門教備受尊寵，這固然是由於雅利安人刻意推崇的結果，這種推崇帶來的結果就是確立了婆羅門教不管是在世俗還是思想上的權威地位。
但隨着十六雄國的到來，它的地位也隨之變得搖搖欲墜——與之對立的沙門思潮出現了。
所謂的沙門、自然因説、結合因説、生類因説這些擺脱了宗教眼光，將自然和現實結合的哲學觀點，這種超前的認識不可謂令人驚訝。
如其中的順世派反對婆羅門教的宗教學説，這是一個秉持唯物主義論的流派，他們否定神的存在，宣稱世界的構成是由物質組成，而非宗教學説中宣稱的神創論。在這個樸素的思想流派中，他們提出物質的構成由地、水、風、火四種元素，正是這四種元素在不斷的運動中構成了整個世界。
這一流派有一句名言為：
誰銛諸刺？誰畫禽獸？誰積山原？誰鑿澗谷？誰復雕鏤？草木花果，如是一切，皆不由因。於造世間，無自在者。
所以他們的思想和佛教也是相違背的，如佛教和婆羅門教秉持的“輪迴”學説在順世派看來是不可取的。他們更主張幸福並不在於積德行善，以求取下一世的幸福，而應當在今生去追求，甚至所謂的幸福也不在天堂，而是此時此刻，今生今世。因此，佛教把他們稱呼為“現世涅論”，難得可貴的是他們反對婆羅門教中的種姓制度，要求種姓平等，以及在社會倫理方面的平衡。
耆那教如今在印度依然盛行，儘管它擁有的信徒只有400萬，耆那教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宗教，自十六雄國時代組建之始，這個宗教便帶有明顯的叛逆基因和苦修精神，儘管它本身是一個宗教。可是耆那教徒並不信神，教派內亦沒有崇拜神，他們只崇拜教派的24位創始人。
他們反對偶像崇拜，主張苦修靈魂，使精神達到圓滿的精神，從而擺脱世俗的困擾。與傳統宗教中虔誠的信仰相比，耆那教主張理性高於宗教，通過正確的道路、知識和操行才能使自己達到解脱，在十六雄國時代，這種思想在當時宗教氣息極為濃烈的氛圍下可謂是一朵奇葩，耆那教不僅反對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同時也反對生活派提出的宿命論。
在當時那個思想活躍的時代，如生活派這種流派提出了宿命論，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人事物都是由命運註定的，人的意志和道德倫理都是無效的。儘管耆那教對此提出猛烈的批評，但是它卻神奇地在孔雀王朝和戒日王朝時期尤為流行，直到15世紀這種思想依然存在。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説，它也彰顯了人在理解自己和世界的關係時難以避免出現的一種本能猜想。
不可知論派則對這些流派的哲學和宗教思想秉持着懷疑論和不可知論，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真理和人事物都並非絕對的，所有一起的事物及世界的構成以及運作都是未知的，值得懷疑的，甚至有些觀點的存在也是亦有亦無的關係。不可知論派對世界的看法保留了很大的餘地，同時又帶有很深的懷疑，因此被佛教徒稱之為“以捕捉的魚學説。”
沙門思潮時期湧現了諸如此類百花爭豔般的學説思想和宗教理論，標誌着印度歷史進入了一個思想活躍、文化繁榮的“百家爭鳴”時代。婆羅門教的思想和地位遭到猛烈的批評和動搖，在十六雄國時期，婆羅門教的地位日漸衰微，在孔雀王朝時代，婆羅門教思想進入了一個蟄伏期，直到笈多王朝時婆羅門教才開始復興和壯大。
而在十六雄國時代，由於各種思想流派的興起，亦引發了這些流派之間的相互辯護和批駁，其中主要以批判婆羅門教的思想、種姓以及殘酷的祭祀制度為主，其中又以佛教對婆羅門教的批判最為活躍。由於佛教和婆羅門教的對立甚至引發了婆羅門教勢力通過旃遮偽裝懷孕事件、孫陀利被害事件對佛教的迫害。這也表現出當時婆羅門教和其它流派與宗教之間尖鋭的矛盾。
十六雄國是印度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國家林立，各種流派的思想十分活躍，佛教在這一時期發端和壯大，其它流派的思想也對後世印度人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為印度歷史思想發展最為活躍的一個階段，最後的結果卻是佛教在穆斯林的打擊下在印度瀕臨絕跡，而婆羅門教最終卻成為最終的勝利者，或許這也預示了哲學思想和宗教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也需要依附於政治才能生存與壯大。
但不管最終歷史的發展如何，十六雄國無疑是值得印度人或者説人類懷念的一個時期，這無關國別和民族，僅就思想和哲學價值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