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是英國戰勝法國稱霸世界的世紀，此後英國急於向東方擴張，目標是大清帝國。其時英國工業革命早已完成，向北美、非洲、印度、東南亞的殖民擴張也無法消化其新產能。中國龐大人口數量所形成的巨大市場，以及廣袤無邊的領土和富饒的資源，自然引起這個世界霸主的垂涎。不少英國人以英國強大的國力為後盾，為實現各自的夢想紛紛奔赴中國，教會人士和商人是來華急先鋒，他們積極學習漢語，逐步形成一股潮流。鴉片戰爭時期，有三位學習漢語的西方人——郭士立、羅伯聃、馬儒翰，成績驕人，聲名卓著。三人同為19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華西人中的漢語佼佼者，筆者借用法國大仲馬小説《三劍客》之名，謂之“漢語三劍客”。其中羅氏、馬氏均為英國人，郭氏雖是普魯士人，但畢生為英帝國服務，並先後與三位英國女人結婚，説他是半個英國人也不為過。三人相互之間關係密切,風雲際會於鴉片戰爭這個歷史大舞台，最終都葬身於中國。本文擬論述他們三人的在華活動，舉凡他們學習漢語的動機和過程，相關的經商、外交、著述、譯作、辦報、辦學等活動，以一窺19世紀中葉中英關係大背景下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面貌。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中文名又譯作郭實臘、郭實獵、郭施拉、居茨拉夫等，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皮裏茨鎮。小時候上了5年學就當了工匠學徒，18歲時，得到國王威廉三世的資助，進入柏林一所神學院學習，期間學習了英語、荷蘭語等。1823年畢業，應募前往荷蘭鹿特丹神學院深造，準備前往東方荷屬殖民地。在此期間，郭士立一度想去希臘，於是到巴黎學習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1825年，荷蘭傳道會派他去英國“倫敦傳教會”學習事務，由此結識了回國休假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馬氏是基督教新教第一位來華人士，他的中文水平讓郭士立印象深刻，從而對中國有了初步認識。
1826年，郭士立從鹿特丹神學院畢業，隨即被派往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1827年抵達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先協助英國人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工作。他見麥氏熟練使用當地馬來人和華人的語言，遂決定向麥都思學習馬來語和漢語。1828年他去暹羅（今泰國）曼谷的華人區兩個月，在麥都思和暹羅之行的影響下，郭士立決定去中國。他於1829年脱離荷蘭傳道會，以獨立身份到新加坡活動，繼而前往馬六甲。1830年2月，郭士立攜夫人再度前往曼谷，在華人中學習福建話、廣東話和中國官話，同時歸宗於來自福建的郭氏家族，取名“郭士立”。他宣稱自己“已歸化中華帝國，成為其國民了”（《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英文版）。
郭士立在華非常活躍。他是1832年創刊的英文報紙《中國叢報》的五名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該刊共發表了51篇文章介紹、評論中國情況，在西方產生巨大影響。特別在中國古代文學方面，他是譯介最多的撰稿人，《紅樓夢》《聊齋志異》和《三國演義》這三部中國經典小説，都是他最先介紹給西方讀者的。1833年他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境內第一份中文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試圖以事實證明西方人不是中國人所説的未開化的“蠻夷”。這份期刊向中國人傳播了西方科技文化，客觀上成了中國人看世界的一扇窗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也是經他倡議於1834年在廣州成立的，旨在出版介紹西方科技文化的書籍。1835年他與夫人在澳門開辦了中國第一所教會小學，免費教育貧苦兒童，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即在其中。他還與馬儒翰、麥都思、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一起，對馬禮遜的《聖經》中文譯本修訂重譯，因他出力較多，該譯本被稱作“郭實臘譯本”。
郭士立是個語言天才和多產作家。據説他會12國語言，並可用其中6種寫作。他不僅懂中國官話，還通曉廣東話、福建話等方言。其遺著不下85種，包括61種中文著作，其中較有影響的有：《大英國統志》（1834年），通過一位遊歷英國多年的中國人之口，講述英國各種社會情況；《是非略論》（1835年，新加坡），採用話本體創作的一部小説，借英國歸來的陳某之口，與好友李某辯論英國人是否為“番鬼”“夷人”；《古今萬國綱鑑》《萬國地理全集》（均1838年，新加坡），前者為歐洲國別史，後者為世界地理；《貿易通志》（1840年），第一部向中國人介紹西方貿易、貨幣、金融制度的書籍。此外，郭士立的英文長篇論文《論中國語言》、專著《中文語法指南》都對漢語作了頗有見地的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郭士立是第一個提出應將“夷”字對譯成barbarian（野蠻人）的西方人，他運用所掌握的中國語言文化知識引經據典地予以論證，從而推翻了包括馬禮遜《華英詞典》在內的舊譯foreigner（外國人）。
羅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英國外交官，出生於蘇格蘭一個煤炭商人家庭，從小受家庭影響立志從商。他14歲便在商店工作，青年時代往南美經商，展現出商業才華，其語言天賦也初露端倪，短時間內就掌握了西班牙語。1833年英國國會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鼓勵了英國商人紛紛前往中國開展貿易往來，羅伯聃也因此來華。1834年羅伯聃到達廣州，在英商怡和洋行做高級職員。從到達中國伊始，他便抓住每一個與“天朝”人士説話的機會，兩年後便能説一口流利的漢語了。
1830年代，在華西人中只有羅伯聃、馬儒翰以及一直為英國效力的郭士立三人能流利地用漢語跟中國人打交道。羅伯聃一直堅持漢語學習和研究，筆耕不輟，出版了四部著作：
《王嬌鸞百年長恨》（1839年，廣州），一本供在華外國人“看故事，學中文”的小冊子，將《今古奇觀》中的一個故事翻譯成英文，附有大量註釋和漢字，獲得裨治文的好評，1846年還被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意拾寓言》（1840年，澳門）將《伊索寓言》譯成中文，英漢對照，漢字用南京話和廣東話兩種注音，因其譯文精妙而受到中外人士的歡迎，還被轉譯成漳州方言本和潮州方言本，更在日本引起“伊索寓言熱”；《華英通用雜語》（1843年，廣州），一本英漢對照的詞彙短語集，每個英文單詞都用音近的漢字注音，但要用北京音來讀這些漢字方能讀出正確的英語，這表明羅氏此時已經學會北京官話，此書是為適應《南京條約》締結後五口通商的形勢而編寫的英語教材，主要是教通商口岸的中國人學習與商貿有關的英語，羅氏希望這部書能及時地發揮作用，於是自費出版，向當時通商五口的各國機構、公司和僑民免費發放，此書後又傳到日本，於1860年在日本再版，供日本人學習英語之用；《華英説部撮要》（1846年，寧波），一部教外國人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雖然學界普遍認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的《語言自邇集》是第一部教外國人北京官話的教材，而筆者認為《華英説部撮要》才是真正的第一部教外國人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不僅教材扉頁上題字表明羅伯聃將此書定位為教授北京官話之用，而且書中內容取材於《正音撮要》《紅樓夢》《家寶全集》這三部用地道北京話寫成的著作，此外，《華英説部撮要》把《紅樓夢》第六回全部翻譯成英文作為課文，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紅樓夢》整回英譯本。
我們從《意拾寓言》用的注音可以知道，羅伯聃起初學習的是廣東話和南京官話。後來他在與中國官方打交道中意識到外國人學習北京官話的重要性，才刻苦學習北京官話，最後成為威妥瑪所説的“惟一一位講北京官話的有名望的漢學家”（威妥瑪著、張衞東譯《語言自邇集·第一版序言》）。鑑於當時沒有教外國人的北京官話教材，羅伯聃抱病編寫《華英説部撮要》，終於在1846年完成，同年病歿於任上。
由於他的建議，英國外交官密迪樂 （Thomas Taylor Meadows）對北京官話也做了研究，且成就卓著。後來又是密迪樂將威妥瑪引上學習和研究北京官話的正途，這就形成了一條“羅伯聃—密迪樂—威妥瑪”的外國人學習研究北京官話之鏈，這在近代漢語標準語音轉型上有着非凡意義。
此外，羅伯聃為廣州出版的中英文報刊撰寫了大量文章，還在1838年被增選為“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的英文秘書。難能可貴的是，在大部分外商受郭士立觀點的影響，認為“夷”字是用來蔑稱西洋人的氛圍下，羅伯聃於1837年用“Sloth”的筆名在英文刊物《廣州雜錄》上發表文章，引用《孟子》的話，認為“夷人”並不具有貶義，客觀上起到了為中國辯護的作用。
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出生於澳門，是著名英國來華傳教士馬禮遜的次子，因其兄夭亡，一般人以為他是馬禮遜的長子。出生次年由其母帶回英國，至1820年重返澳門。翌年其母去世，被送回英國上學。1824年馬禮遜回國休假兩年，假期結束時攜其重返澳門。
馬禮遜希望兒子在中國研究方面有所作為，因此在返航途中即督導馬儒翰學習中文。抵達澳門後不久，馬儒翰就被父親送往馬六甲英華書院深造。經過三年多學習，馬儒翰於1830年應邀到廣州擔任英國散商的共同中文翻譯，時年16歲。1832年至1833年為美國出使暹羅使團做臨時翻譯期間，馬儒翰根據自己的商業工作經驗，編纂了《英華行名錄》和《中國貿易指南》，於1832年與1834年先後出版。前者利用中國曆書形式，向外國人介紹中國節氣、風俗，同時穿插西方年節、風俗、貿易等知識，向中國人介紹西方商業文化；後者收錄了在華貿易的種種細節，對在華外商非常有用，當時《中國叢報》曾給以高度評價：“關於外國對華貿易，我們毫不遲疑地肯定，沒有任何一本相同頁數的書籍能像這本作品一樣，囊括如此之多的實用信息……而這些信息對於現今來華從事貿易的商人來説是必不可少的。”
馬禮遜服務於東印度公司時，在其思想意識裏，公司的翻譯只是兼職。馬儒翰不作如是想，他首先視自己為英國公民，將祖國利益置於第一，其興趣和志向首先也是在政治方面。他並非傳教士，不以此為職業，在其父於1834年去世後，他繼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兼翻譯，正式進入政界，地位相當於副領事，時年僅20歲。
1835年至1839年，中英交涉漸趨繁劇，這一階段的英方文件大多由馬儒翰翻譯。他經手的相關公文有幾百件，與中國各級官員見面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從中積累了日後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的必不可少的經驗，其漢語也更臻熟練。這一時期，馬儒翰對其父的《華英詞典》作了研究，建議拋棄其父的漢字注音系統，並在《中國叢報》上提出了他的注音方案大綱。
除此之外，馬儒翰還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一是參與修訂馬禮遜的《聖經》中文譯本。1835年，由馬儒翰主持，與麥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組成四人翻譯小組，對《聖經》中文譯本重譯修訂，至1840年完成。
二是印刷出版活動。馬禮遜是將西方現代石印技術引進中國的第一人，而具體的技術則由馬儒翰向中國印工傳授。“石印術的大規模使用使中國出版界真正進入了近代”，這裏有馬禮遜、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譚樹林《英華書院與晚清翻譯人才之培養——以袁德輝、馬儒翰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學》2014年第2期）。馬儒翰還於1833年開始鑄造中文鉛字，儘管不到一年時間被迫停頓，但他畢竟是在中國鑄造鉛字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有其地位。
三是著述活動。馬儒翰除了著有前述兩本商貿專書外，還翻譯、撰寫了大量單篇文章，發表在當時廣州、澳門出版的中外文報刊上。據統計，僅在《中國叢報》上，他就發表了84篇譯作和文章，內容覆蓋中國地理、政治、語言、中英關係、商業貿易等，為西方全面瞭解中國提供了重要資料。此外，他在香港創辦的英文報紙《香港公報》後成為港英政府官方週刊。
四是發起創辦協會。鴉片戰爭前，廣州的外國僑民成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馬禮遜教育會、中華醫務傳道會，馬儒翰都是發起組織者和負責人之一。這三個協會分別在出版介紹西方科技書籍和知識，創辦西式學校和公共圖書館，引進西醫、開辦西式醫院這三方面對中國的近代化有所貢獻，馬儒翰在這三個協會上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金。
1843年8月29日，馬儒翰在澳門患急性瘧疾突然去世，終年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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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漢語的動機和過程來説，郭士立自學為主；羅伯聃始經商，後從政，亦是自學成才；馬儒翰是三人中唯一科班出身，受過英華書院正規漢語教育，卻是遵從父命才走上學習漢語之路的。從三人行跡來看，筆者推測他們都是先學方言，然後再學南京官話。因為其時北京官話尚未在全國通行，華南一帶通行的是方言和南京官話，這從馬禮遜《華英詞典》及羅伯聃《意拾喻言》的漢字注音便可知道。郭士立在1831年至1833年連續進行了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事後又出版了《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據學者顧長聲言，郭士立第一次在廣州附近沿海航行時還不會説北方話，也可作為佐證。三人中只有羅伯聃後來學會了北京官話，郭、馬二人始終不會説北京官話。
三人在中文或有關中國的著述方面各有成就。郭士立的興趣比較廣博，側重於宗教、歷史、文學和社會現狀；羅伯聃側重於編寫漢語教科書，商貿漢語是其特色；馬儒翰側重於對中國政治動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外學者對郭士立的著述有不同評價，比如美國學者衞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批評郭士立的專著《開放的中國》創作草率，修訂粗糙，其中有許多關於中國的不實報道，還存在大量“恬不知恥的抄襲”，美國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則説：“郭士立的書當然是粗製濫造的，他幾乎沒法不粗製濫造。從1834年至1839年間，在艱難的條件下，他用中文出版了至少三十四部著作，其中許多是大部頭的。”中國學者吳義雄評論郭氏《開放的中國》時認為郭氏“比寫作《中國簡史》準備得更為充分”，“不致流於空泛，或重複他人的成果”，“這樣全面而清楚地展示清代中國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在當時的西方是比較少見的”。
綜觀三人的漢語活動，羅伯聃最大的成就是將《伊索寓言》這部世界名著引進中國，編著了首部外國人的北京官話教材《華英説部撮要》；馬儒翰的最大貢獻是建議徹底修改馬禮遜《華英詞典》的漢字注音系統，較早提出了一個漢字注音方案大綱，是近現代漢字注音研究的先驅之一；郭士立的最大影響是向西方人展示了19世紀的中國社會面貌，在顛覆16世紀以來由耶穌會士帶給西方的“中國觀”，重塑中國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方面，是個重量級人物。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
作者：王幼敏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任思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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