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玉興
【核心提示】盛京文化由各種文化融會交織而發展起來。其積極學習、開放、吸納、務實及不斷創新的精神，造就了輝煌的過去，更昭示着未來；包容的社會乃是健康發展的社會，而有寬鬆的環境，方能激活創造力，促進文明的進步與繁榮。
“盛京文化”，指清代盛京地區以滿族為主體的各族共創文化，是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軔於明清之際，貫穿清朝一代，其發展歷程頗具啓示意義。清入關前的後金天聰八年（1634），當滿族共同體形成之際，瀋陽被尊稱“天眷盛京”，遂有“盛京”之名。最初它僅指瀋陽城一地，隨歷史演進，而成盛京（奉天）地區、陪都地方，範圍所及已囊括東北全境。所以盛京文化就狹義言可指清朝奉天地區的遼寧文化，就廣義言當指盛京五部侍郎及盛京將軍曾統轄的整個東北地區的文化。因而，盛京文化兼有清文化源頭及清留都文化的雙重內容。盛京文化發展過程大致可分六個時期。
棄舊圖新學習先進的努爾哈赤時期
這一時期盛京尚未命名，屬盛京文化的濫觴期。這是滿族崛起，脱明獨立，建立後金，挺進遼瀋，事業有成之時。此期突出特點是滿族對先進文化的強烈渴求，以其傑出人物、清朝的奠基人努爾哈赤為代表。他對中國傳統儒學、倫理道德及典章制度頗為傾心。他仿照漢族經驗，定國政、修法典、創文字，乃至為壯大後金而發展經濟、推進貿易等，使後金文化出現新貌。努爾哈赤重視文士特別是漢族文士，他最早的謀士就是浙江人龔正陸。
滿族正是以這種博大的胸懷、積極學習的文化心態，而逐步走向文明。額爾德尼、葛蓋、阿敦、希福等便是盛京文化初始階段滿族頗有文化建樹的人物。
包容兼聽應敵制勝的皇太極時期
皇太極直面其父晚年舉措荒謬、各種矛盾交織的現實，接受漢官的建議，實行開明的治國方針。皇太極大辦教育，提高民族素質，積極延攬和培養眾多謀臣，特別是文官謀臣為己效命。一批人才應運而出，其中，最為活躍的是以寧完我為代表的一大批漢人文士，不僅為後金—清政權建設貢獻了才智，更使盛京文化充滿改革創新精神。
皇太極所採納的謀臣建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確定了“參漢酌金”（寧完我在《請變通大明會典設立六部通事奏》中提出），即根據實際情況，借鑑明朝制度的改革方針。這種方針與實踐，深化了盛京文化，對後金—清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當然也存在着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衝突和矛盾。一方面，漢臣一再籲請停止搶掠；而另一方面，諸貝勒大臣則強烈要求堅持搶掠。這不僅僅是兩種文化的對立，當年後金—清政權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是靠搶掠所得，漢臣主張止搶掠、行仁義，在當時缺乏可行性。面對兩種觀點，皇太極心中有數，漢臣連篇累牘的諫議，他並未接受；然而儘管如此，皇太極卻並不阻止漢臣的言論，以極大的耐心，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這種包容精神促進了滿洲文化的發展，更成為盛京文化的特色。
與時奮進創造奇蹟的清兵入關之際
皇太極時期所形成的議論風發的文化傳統，至清兵入關——這一奪取全國政權極為關鍵時刻，促使一切智能之士因時而進，終於產生文化促進政治的積極社會效應。范文程、洪承疇等認準時機，創造了奇蹟。特別是范文程《進取中原論》（原文無題，此為筆者所擬）一文的出現，意義極大。順治元年（1644）初，范文程獲悉李自成已嚮明朝發起總攻，感到機會來臨，遂急草此文呈遞攝政王多爾袞。他分析形勢，獻策：“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悦遠來。”為取信於民，他提出這次出師，必須“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即停止搶掠，徹底改變既有國策。如此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多爾袞等完全接受，乃把握時機立發大軍“往定中原”。同時，降將洪承疇亦建議打出“滅賊”的旗號。多爾袞遂下令堅決停止搶掠，以仁義之師的面貌出現。
范文程的《進取中原論》，促使清廷作出了放棄搶掠的決定，一篇文章真有雷霆萬鈞之力：改變了傳統，開啓了一個新的時代。
雙向交流文結碩果的順康時期
清軍入關後，隨即遷都北京，出現了雙向文化交流。一方面是當時幾乎所有軍民全部離開故土入關，盛京人才流向全國，這也將在盛京地區形成的積極向學、生氣勃勃的文化傳統帶進了關內，進而對全國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是清軍入關後，盛京所留之駐軍連同眷屬及原有住户人數稀少，以故一片空曠。稍後人員增多，方有新的發展。在此更新中，內地人士特別是流人文士起了關鍵帶動作用。此時盛京文化的特點便是對內地文化的吸收與融合。
順康年間，盛京地區的當權者，疏於思想管理，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相對薄弱。在特殊背景下，統治者重視知識，尊重人才，蔚成風氣，因而竟使流放文人，在困厄中有所作為。這時流人文士（儘管僅是流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傳播文化、發展地方教育、編纂方誌，乃至充當軍政顧問等諸方面都有所貢獻。其中僧函可、陳夢雷最為突出。
廣東博羅人僧函可於順治五年被流放到瀋陽，雖遭困厄，他卻創作了具有深刻思想內容和高超藝術水準的詩作，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福建侯官人陳夢雷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被誣獲罪流放盛京。然於極度困窘中，他卻受到奉天府尹的關照、敬重，延至府中，聘其主修《盛京通志》。一時之間，盛京地區文風甚盛。
融會交流鄉土氣濃的雍乾嘉道時期
雍乾嘉道時期大量的流民、流人，乃至寓居人士不斷湧入盛京地區，與原住民、土著融合，百多年間，社會承平，然文化發展卻平淡無奇。這是受全國的總體形勢的制約所致。此時，清朝專制統治加強，厲行文禁，故思想文化界缺乏生氣，缺乏激情，盛京亦然。但此期文化發展仍有迥別於往日之特點，即本土文人嶄露頭角與民俗文化蓬勃發展。
戴亨、繆公恩及金朝覲成為這一時期盛京大地哺育成長的三位著名詩人。他們的作品，雖無鉅製鴻篇，扣擊發人深省的社會問題，但都立足本地，歌詠鄉土，歌詠生活，質樸地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場景。
此期，民俗文學中，不僅民間傳説有了長足發展，説唱文學二人轉，鼓曲藝術的太平鼓、東北大鼓、子弟書等，呈現繁榮景象。其中，子弟書又稱清音子弟書、八旗子弟書，乃是在盛京及北京同時傳唱的曲藝，最富特色。
追步時代遞現新局的鹹同光宣時期
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的現實激發了人們對國事的關心。盛京文化中瀰漫着憂患意識，遂有愛國詩人羣體及大量關注邊疆的著作出現。魏燮均、房毓琛、宋小濂乃愛國詩人中的佼佼者，他們在營口開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及邊疆危迫的嚴峻現實激勵下，寫出民族奮起的詩作，堪稱一代詩家、詩史，展示了盛京文化剛毅的精神。
晚清之際，當改良圖存引進之風盛吹之時，盛京沒有落伍。它歡迎先進思想先進科學、歡迎有一技之長的外國人進入，盛京文化出現新風。新式學校、醫院、戒煙公所、慈善機構、報刊、公共圖書館、新式文藝不斷湧現，乃至留學風之盛行。盛京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當時地方當權統治者不守舊固執，努力跟進時代，對躍動時代的諸多事務，予以寬容。其中歷任盛京將軍（兼奉天總督兼管奉天府尹），功不可沒。
盛京文化發展的歷程，給人們的啓示是深刻的：盛京文化由各種文化融會交織而發展起來。其積極學習、開放、吸納、務實及不斷創新的精神，造就了輝煌的過去，更昭示着未來；包容的社會乃是健康發展的社會，而有寬鬆的環境，方能激活創造力，促進文明的進步與繁榮，呈現生機與活力。反之，則一切停滯與寂然。
（作者系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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