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鶴樓“送別”
鍾年教授在接受採訪時,不無悵惘地提到,今天的黃鶴樓,已經沒有了“送別”的功能。
古人送別很隆重,“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送了一程又一程。黃鶴樓尤其是送別的好地方,大家登高望遠,舉杯祝福,吟詩作賦,把心情抒發個夠,有充分的儀式感,所以才有那句“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大家“遊必於是,宴必於是”,遊玩必到此,吃飯必到此,送別必到此。
鍾年教授回憶自己上學的年代,人們送別是要送到站台的,大家會擁抱、祝福、唱歌、彈吉他,會追着火車跑,會流淚和唸詩。
可惜,因為取消了站台票,因為人們越來越忙,因為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因為“吟詩”這一傳統的不再流行,“送別”也越來越“輕快”。但是那種離愁別緒如何安放、那種微妙的心情如何排遣?鍾年感到,這是都市人的一個心理問題。
失去了送別功能的黃鶴樓,又該如何嵌入本地居民的生活圈、生態圈?鍾年覺得,辦法還是會有的。
(李煦)
武漢大學鍾年教授。
歷經4年,由武漢市黃鶴樓公園管理處和長江日報共同編修的《黃鶴樓志》(2019年版)面世。在首發式上,該書編審、黃鶴樓文化顧問、武漢出版社原高級編輯潘長勝概括了這一最新版《黃鶴樓志》的諸多亮點。該書副主編、武漢大學教授鍾年則用大量證據指出,存在着兩座黃鶴樓,一座是視覺上的、實體的黃鶴樓,另一座則是心理上的、記憶中的黃鶴樓。
就這一話題,長江日報《讀+》專訪了鍾年教授。
《黃鶴樓志》(2019年版)亮點頻出
新志多出舊志11萬字
20多年前,武漢多位專家學者聚集,閲覽古今文獻,進行實地考察,編撰完成《黃鶴樓志》(1999年版),受到學界和社會的廣泛好評。20多年過去,許多新發生的大事需要記載,新的研究成果需要體現。根據國務院頒佈的《地方誌工作條例》中“地方誌書每20年左右編修一次”的規定,2018年,專家學者們和長江日報一起精心策劃,啓動了新一輪《黃鶴樓志》編修工作。
經過4年編修,2019年版志書終於在黨的百年誕辰之際和廣大讀者見面了。入志資料上自漢末三國,下至2019年,時間跨度長達1800年;涵蓋範圍包括黃鶴樓公園及周邊地域在內的自然環境、歷史演變、建置沿革、文物名勝、名人行蹤、古蹟遺名、藝文創作、園林建築、花木景園、旅遊發展等等;並充分吸納近20年來黃鶴樓歷史文化研究和黃鶴樓事業發展的新資料、新積累。
新志與舊志在歷史的傳承上具有明顯的連續性,但在體例框架上將舊志原來的章、節、目三個層級,創新增加到四個層級,即篇、章、節、目,分類更加細緻,記述的範圍更加廣泛。新志多出舊志11萬字,各種圖照336幅、表格11張。
在設計排版上,使用了很多高清大圖。圖片所佔篇幅比例大大提升。書中收錄了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黃鶴樓圖》、藏於武漢博物館的《江漢攬勝圖》、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長江萬里圖》等稀見畫作高清大圖,以及藏於上海博物館、明代畫家安正文繪的《黃鶴樓雪景圖》,藏於大連市圖書館的《武昌漢口鳥瞰圖》,山西永樂宮混成殿壁畫《武昌貨墨》等,張張精美,讓讀者一飽眼福,也更加符合現代人的閲讀和審美習慣。
不僅如此,新志還填補了多處學術空白。例如元代是否存在黃鶴樓,以前是存疑的,但這一次,編撰者經過仔細考證,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首次系統記載國家級非遺項目《黃鶴樓傳説》
《黃鶴樓志》(2019年版)編審、黃鶴樓文化顧問、武漢出版社原高級編輯潘長勝對此書的亮點予以闡述。
他認為,就整體而言,新志大的亮點有三處。
第一處亮點是第一篇第一章《古樓》,“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完整、最清晰的黃鶴樓演變的輪廓”。編撰者考證精詳,徵引頻繁,用文史互證互補的方法記述、還原了歷史真相。
第二處亮點是第三篇《人物》,編撰者用錄與傳結合的手法,記述了179位與黃鶴樓有因緣的歷史人物,突出了他們的事功,是深入研究黃鶴樓文化、強化黃鶴樓名人效應的寶貴資源。
第三個亮點是第四篇《藝文》,它在第五章以35個條目,首次系統記載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黃鶴樓傳説》的源頭文字,為保護、傳承國家非遺進行了開拓性探索。此篇中記載的許多詩詞書畫作品,不僅稀見,而且具有傳世意義。
潘長勝説:“這三個篇與章,是《黃鶴樓志》的核心內容。如果用打比方形容視覺效果,《古樓》章像一幅手繪長卷,徐徐展開了滄桑的歷史畫面;《人物》篇似浩瀚夜空,綴滿了或隱或亮的星星;《藝文》篇宛如一片大海,藝海拾貝,珍珠粒粒可賞。”
專家一致認為,《黃鶴樓志》(2019年版)將成為愛祖國、愛家鄉、愛名樓的鄉土教材,增強人民羣眾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更好地傳承黃鶴樓歷史文化;將為武昌區建城1800年、黃鶴樓建樓1800年雙慶紀念活動提供支持,將為科學研究和文藝創作提供資料;將促使黃鶴樓公園進一步修繕景點,編寫導遊詞、完善數據庫,打造文化品牌、開發旅遊線路和文旅商品等,進一步提高其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還將加強黃鶴樓的國際傳播能力。
【訪談】
從“黃鶴樓”三字由來説起
讀+:“有兩座黃鶴樓,一座是視覺的,一座是心理的”,該如何理解這個觀點呢?
鍾年:讓我們先從黃鶴樓名稱的由來説起。
關於黃鶴樓的得名,歷來有不同的説法,其中主要以“因山説”和“因仙説”構成兩大相互攻駁的營壘。
“因山説”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吳黃武二年(223),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這一派的意見是説,黃鶴樓所建的位置在黃鵠山,而鵠轉音為鶴,故又名黃鶴山,因此山上的樓自然就叫黃鶴樓了。近人所作《武昌要覽》中的有關論述可作此論的代表:“黃鵠山,起城東而達於西隅,黃鶴樓枕焉。山舊名紫竹嶺,以有黃鵠騰紫竹間,故名黃鵠。鵠音轉為鶴,故又名黃鶴山……黃鶴樓在漢陽門內黃鵠山頭,因山得名,號為天下絕景。”
不過,在歷史上,“因仙説”的聲音卻壓倒了“因山説”。黃鶴樓與神仙的關係早就見於其建成後的歷代典籍,到了唐代閻伯理(一作瑾,又作珵)所作的《黃鶴樓記》中,則正式將神仙黃鶴的故事與黃鶴樓的名稱拉上了關係——“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雲:‘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宋代《太平寰宇記》也沿用了此説:“黃鶴樓在縣西南二百八十步,昔費禕登仙,每乘黃鶴於此憩駕,故號為黃鶴樓。”
對於大多數人來説,黃鶴樓的來歷是和一則美麗的傳説聯繫在一起的:
古時江夏有座辛氏酒店,有一次,仙人費子安來此飲酒用飯,未付賬即去。如此數載,辛氏從不提酒錢。某日,子安酒足飯飽之後,對辛氏道:“向來多負酒錢,今當少酬。”遂取桔皮在酒店牆壁上畫了一隻黃鶴,並囑辛氏如有客至,拍手歌唱,鶴即會隨之起舞。試之果然。遠近聞訊,莫不來此飲酒觀賞,辛氏因此家資鉅萬。忽一日,子安又至,問曰:“以前所欠酒債,可償還得上?”辛氏喜形於色道:“蒙先生畫鶴而獲百倍,請多留幾日,容我報謝。”子安道:“我豈是為謝而來?”乃取出身邊玉笛吹響,須臾天上白雲飄落,壁間黃鶴飛出,子安跨鶴騰雲而去。辛氏感念仙人黃鶴,即在子安駕鶴昇天之處建樓,起名為黃鶴樓。
關於“因山説”和“因仙説”這兩種説法,我們可以推理,若黃鶴樓果為三國時吳國所建,且又用於軍事目的,那麼因山得名就是比較合乎邏輯的。但是我們不妨進一步思考,為什麼“因仙説”能廣為流傳,會被歷代眾多的文人騷客寫入自己的詩文中,難道他們都是沒有頭腦的?看起來,在這表象之下,恐怕還隱藏着更深層的心理原因。
於是,黃鶴樓的名稱來歷除了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也同時成了傳播學的問題和接受美學的問題。
歷史説到底就是人類的記憶。從羣體記憶的角度看,在人類文明的演進中,起碼存在着兩種真實,一是歷史的真實,一是心理的真實。黃鶴樓的因山得名,有可能是客觀的實際;黃鶴樓的因仙得名,則充溢着主觀的想象,從它被人們創造出來和廣泛接受這一點看,其中所藴含的感情是真實的。而且這種心理的真實由於深深印入了廣大民眾的腦海裏並影響到人們的行為,因此在社會文化中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
黃鶴樓是“崔李詩案”最大受益者
讀+:所謂“在社會文化中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最好的例證是不是崔顥的詩?
鍾年:更確切地説,是崔顥題詩以及題詩之後發生的各種相關事件。
根據著名詩詞專家王兆鵬教授的研究,唐詩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崔顥的《黃鶴樓》。這首詩一開頭的“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就是在發揮仙人黃鶴的傳説,由此可見這個故事在崔顥所處的時代已深具影響力,而崔顥的這首《黃鶴樓》詩作,又將這個傳説播揚到更廣闊的時空。
但是還不止於此。
崔顥題詩黃鶴樓是客觀的歷史,但在民眾的主觀創造中,卻將這歷史進一步拉長,將崔顥拖入一樁文壇公案。相傳在崔顥題詩後,李白也來到了黃鶴樓,他詩情頓起,可當他正要奮筆疾書時,卻發現了崔顥所題的黃鶴樓詩,於是 “眼前有景道不得”,全因“崔顥題詩在上頭”,急得無處發泄的李白恨不得“捶碎黃鶴樓”。自宋人在筆記中記錄了這個傳説以後,對擱筆一事的肯定派和懷疑派就拉開架勢,打起了曠日持久的筆墨官司。
我們無意捲入歷史上是否有李白擱筆一事的爭論,因為我們的關切點並不在這裏。事實的產生是一碼事,事實的傳播則另有規律,人類的傳播心理在這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李白的加盟,使崔顥題詩的故事有了一個更圓滿的結局,令崔顥文名更著。清代著名戲曲家孔尚任便注意到這一點:“崔顥吟成絕妙辭,不因捶碎世誰知?”不過,最大的獲益者還是黃鶴樓,清人所擬的一副對聯曰:“擱筆題詩,兩人千古;臨江吞漢,三楚一樓。”崔顥和李白的傳説最終將一道奪目的光環帶給了黃鶴樓。
這就涉及文化塑造力了。一種文化形象的塑造,是需要強大的力量來維持的。譬如故宮,主要靠的是國家力量這個後盾。可黃鶴樓更多依憑的是社會的力量。將神仙、詩文、名人等因素引入黃鶴樓的歷史,當然能極大地加重黃鶴樓的文化分量。在黃鶴樓的文化紀年表中,傳説和詩文互為依託,相得益彰,共同塑造了民眾的歷史記憶。
“視覺黃鶴樓”和“心理黃鶴樓”二者不可或缺
讀+:這種被塑造的民眾歷史記憶,對黃鶴樓來説意味着什麼?
鍾年: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黃鶴樓雖然屢次被毀卻又屢次被重建,因為人們不能忍受世間缺少與心目中的形象互為依託的視覺上的黃鶴樓。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某些沒有黃鶴樓的日子裏人們會用別的樓閣建築來代替。尤其是清代所建的最後一座黃鶴樓在光緒十年(1884)被焚燬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斷有人籌劃重修黃鶴樓,而社會各界人士也一再因名樓重現江城的夢想而激動。雖然從今天回頭望去,很多時候重建黃鶴樓的諸項條件並不具備,但人們那種對黃鶴樓實體的渴求,卻令人可感可觸。
另一方面,即使人們知道了黃鶴樓的建築已不存在,“實”的登臨已不可能,但仍可作“意”的登臨。在黃鶴樓的故址,無數追尋歷史記憶的人對着心目中的黃鶴樓抒發感慨。清末的康有為明知“浪流滾滾大江東,鶴去樓燒磯已空”,卻並不妨礙他將詩的名稱定為《登黃鶴樓》。毛澤東也曾在登上黃鶴樓故址後寫下著名的《菩薩蠻·黃鶴樓》:“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視覺上的黃鶴樓在這裏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黃鶴樓在詩人的眼裏是一個象徵符號,是一幅心理圖景。“問黃鶴,已成千古;唱大江,更上一層”,黃鶴樓是一個引子,詩人慾借它尋覓解開思想鬱結的門徑。
由此可以説,歷史上存在着兩座黃鶴樓,一座是視覺上的,一座是心目中的。視覺上的黃鶴樓是實實在在的建築物,是華夏民族能工巧匠心血和汗水的結晶;心目中的黃鶴樓則是由歷代民眾用傳説故事塑造出來的,自然其中也包含着無數文人墨客的描摹之功。
對人們來説,視覺上的黃鶴樓是必不可少的,沒有了它,就沒有了實物來寄興寓情。但從人類更深層的需求看,心目中的黃鶴樓更是不可或缺的,沒有了它,就沒有了精神的支撐依託。精神的力量需要有物質的基礎來產生,但當精神的力量產生之後,卻可能與物質的力量相匹敵甚或有物質的力量不能企及之處。人們心目中的黃鶴樓就是這樣一種精神的力量,在一部完整的黃鶴樓史中,如果説視覺上的黃鶴樓是骨和肉,則心目中的黃鶴樓就是血與髓。視覺上和心目中的兩種形象渾融合一,這才組成圓勻豐滿、色彩斑斕的黃鶴樓。
人民創造了黃鶴樓,黃鶴樓也當迴歸人民
讀+:意識到“視覺黃鶴樓”和“心理黃鶴樓”的存在,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説,又意味着什麼?
鍾年:前面提到了傳説對黃鶴樓形象塑造的貢獻,跳出傳説,從更根本的意義上看,黃鶴樓歷史上真正的主角是人民、是羣眾。民眾不僅在現實世界中建造了黃鶴樓,並在日常生活中全力呵護着黃鶴樓,更在心靈的世界中用傳説故事等描繪出一個益發充滿魅力的黃鶴樓。無論是崔顥、李白,還是康有為、毛澤東,他們的驚歎、陶醉、感懷、遐想,都是建立在民眾的文化塑造基礎上的;而他們的驚歎、陶醉、感懷、遐想能被傳播到廣闊的時空,靠的也是民眾的力量。
人民熱愛黃鶴樓,黃鶴樓也實實在在地融入到了民眾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在這裏宴飲——“江邊黃鶴古時樓,勞置華筵待我遊”(白居易);人們在這裏娛樂——“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人們在這裏觀景——“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中鸚鵡洲”(孟浩然);人們在這裏送客——“黃鵠徘徊故人別,離壺酒盡清絲絕”(顧況)。黃鶴樓以及黃鶴樓的附屬建築成了一個包容了宴飲、文娛、遊樂等綜合功能的公共空間。
以黃鶴樓為中心,在其周邊地區的民眾中還形成了許多相對固定的民風民俗活動。僅以晚清為例,據故老回憶,就有元宵節的五龍朝賀禮、七月十五的黃鶴樓上看河燈、八月十五的飲酒賞月、重陽節的登樓比腳力等。
我們在這裏不妨引入生態文化圈的概念,三楚的民眾,是將黃鶴樓有機地編織進了他們的生活圈、語言圈、遊樂圈、經濟圈、婚嫁圈、信仰圈等各式各樣的生態文化圈中。黃鶴樓與人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實有的聯繫,便獲得了一種恆久的生命力。
把黃鶴樓融入人民的生態圈、生活圈,這對今天乃至今後的“開門辦園”,都是有借鑑意義的。人民創造了黃鶴樓,黃鶴樓也當迴歸人民。
相傳張之洞感嘆於黃鶴樓的屢次被焚燬,曾有意建造一座鐵鑄的黃鶴樓。我們今天的黃鶴樓,正是用現代建築技術以鋼筋水泥澆築而成的。這座黃鶴樓的安全性是空前的,其壽命當大大超過歷代古樓。不過,相對於“古今無盡”的大江,任何實體性的黃鶴樓都是有盡的。循着我們前面的思路,要想使黃鶴樓長存,就應該將其融入到民眾的社會生活裏,將其印刻到人們的心目中。果如此,我們當能樹立起一座永垂不朽的黃鶴樓。
藉助文化傳播的力量,黃鶴樓的美名早已越出荊楚大地而遍及神州乃至東亞;隨着百餘年來中外人員和文化的交流,黃鶴樓也漸為全球各大洲的人民所知曉和鍾愛。作為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黃鶴樓不僅是武漢的,也是中國的,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世界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地關懷它、愛護它,並在物質和精神兩個領域中為它增色添彩。歷史上的黃鶴樓曾經是人們遠行的出發地,“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今天這裏依然是新徵程的出發地,聚集着三楚民眾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與期待。“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黃鶴樓已經有了一段驕人的歷史,它一定還會有更加輝煌的明天。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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