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餘華被某教育機構邀請，發表了一場演講《如何寫好中高考作文》。消息一出，朋友圈、微博、豆瓣上都出現了對此事熱烈的討論，更有網友感嘆這意味着“文學已死”。
餘華在演講中。
為何餘華的這場演講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這背後最直接的原因，大概是文學創作與應試寫作有着巨大的差異。但在本文作者看來，餘華“指導”中高考作文，成效如何根本不重要，線上教育機構邀請餘華演講，本身就是一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秀。重要的是，通過這場演講，甚至這場風波、爭議本身，線上教育機構擴大了它自身的影響力。
也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資本、市場巨大的“收編”能力，但是我們也別忘了，文學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對於奔湧的時代，它也有着巨大的消化與轉化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當這二者相遇，會產生怎樣的“震動”或“火花”，仍然挑動着觀眾巨大的好奇心。
撰文｜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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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作家講作文會引發爭議？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有趣的新聞：某作家發現自己的某篇文章被初高中語文試卷收作閲讀理解，然而當他們自己答題時，往往很難獲得高分。在這個時常引人一樂的小事背後，其實涉及了諸多令人無奈或是無法控制的事情，諸如文學本身的複雜和多義性使其內涵並不完全取決於作者本身，讀者作為理解與感受的能動主體在其後的法國文學理論中變得更加重要；另外就涉及初高中語文本身的自成一體系統，導致在很大程度上它幾乎與我們所認為的文學或是相關的文學創作沒有深刻的聯繫。也正是這一現狀以及其中隱藏的弔詭，讓許多網友在看到餘華參加一個線上教育活動教授高中作文寫作時感到了詫異和不解。
如同許多評論文章所指出的，以餘華當下中國著名作家的身份，指導初高中作文寫作本身是無可厚非且綽綽有餘的，但人們也會立刻發現，當餘華成功的文學創作經驗遭遇現實中的範式性極強的高中作文寫作時，捉襟見肘或許是更加真實的情況。倒不是因為餘華自己的高考失敗使其失去教授高考作文的資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作家所從事的文學創作與初高中生所要求寫作的作文之間存在着很大的隔閡。
餘華在教育機構的演講活動上。
這一隔閡所涉及的其實是廣義文學之下一個實用性寫作，它本身與前者之間存在着鮮明的緊張關係。而也正是這一差異折射出當下的應試教育訓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應對其有限領域，尤其是語文的基礎學習與寫作。
現代教育中出現的考試本身是作為檢測學生所受教育情況以及由此作為公平公正的選拔手段來挑選人才。對於有着源遠流長科舉制度的中國而言，現代教育在學習西方模式之時也依舊在許多方面保持了相關的傳統因素。而無論是餘華所參加的這一線上教育活動，還是這些年在國內興起的補習班等教育宣傳、活動和課程，也都是這一大背景下的產物。教育作為個體成長中最重要的事情，也依舊如曾經一般裹挾着個體、家庭、社會階層流動以及地位等方方面面因素。
餘華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並未如願折桂，最終在父母的幫助下開始學醫，其後在80年代的新文學風潮中進行文學創作，最終隨其代表作《活着》的問世成為其後赫赫有名的先鋒作家中的一員猛將。餘華本身經歷過高考的競爭，但從上世紀末恢復高考到當下，無論是接受教育的人數還是高考的競爭激烈程度已經非往日可比。正是在這一“千萬人過獨木橋”的狀況下，高考一方面保留着其本身的目的，即作為選拔和檢驗人才的公平手段；但另一方面它也漸漸成為一項可以通過精打細算、精心準備而能夠成功應對的測試。這些特點當然與文學創作極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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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育機構為何請餘華演講？
在餘華題為《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的演講中，作家並未長篇大論地言述文學寫作或是文學理想，反而是一篇十分細緻的實用寫作指南。例如，如何寫好作文的第一句、如何在論述文中利用諸如“幾天後、幾年後”這樣的句子來收攏主題等。這些頗為實用的寫作高考作文的技巧，我們可以在許多相關的教科書或是指南書中看到，餘華所説的東西本身並不具備很大的創新性，屬於高考作文輔導圈內的常識。對於經歷過高考作文訓練的學生而言，幫助或許十分有限。
但我們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為什麼此線上教育活動會請餘華來做這篇實用性一般的演講？是他們真的覺得餘華能為這些高考的學子在作文寫作上提供什麼實質性的幫助嗎？答案或許更加複雜。
這些年隨着各類教育機構的興起，邀請名人代言或授課的模式也普遍出現，如張泉靈的語文課便在網上大肆傳播。利用名人與其説是看中他們的能力，不如説是看中他們的名聲及其文化資本，尤其是像餘華這樣聲名遠播的作家。當教育培訓得到具有豐厚文化資本的名人代言，其影響力和公信力也必然得到鞏固，從而能夠吸引更多家長的關注和消費。
餘華代表作《活着》
就以餘華所參加的這一教育活動來看，坐在下面聽講的與其説是初高中學生，更可能是他們的父母。因此，與其説作家這段不足五分鐘照着稿子唸的演講是教初高中生寫作文，不如説是給那些被捲入當下教育焦慮中的父母上一節心理安慰課。演講者到底講了什麼或許不再重要，反而是演講者的身份更能吸引他們。這也正是教育機構邀請名人代言或出席此類活動的重要原因。網友也大都直觀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才會把餘華出席此類利用其文學名聲來牟利的活動，提升到“文學已死”的聳人聽聞程度。
真正的問題不再是餘華是否有資格或是能力教初高中學生寫作文，而是對教育機構而言，重要的是“餘華”這個文化品牌，至於他的演講中的各種實用小技巧大概可以看作是可有可無的綠葉。也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處於其中的餘華本身的困境。作家介入作文寫作，或許能對作文的套路與模式進行一些更新，但當他真的按照教育機構給出的題目參與到實用性寫作指南的演講中時，他其實便被裹挾進這一由資本、教育機構以及應試作文等所形成的場域中，成為其中推波助瀾的一分子，並且由於其特殊的文學聲望而導致網友們的批評和不滿。
在這些批評中我們便會看到那個看似古老卻實則始終存在的一個信念，一方面是對於文學創作的美好信仰——如文學本身因其“無用”而形成的無功利性；另一方面則涉及當下知識分子在面對社會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或焦慮時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批評中，人們都強調文學創作本身的自由和獨立性的重要，而批評考試作文在競爭和內卷的壓力下而日漸“八股化”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建構了二者的對立。試想如果餘華參加的活動是教授大學的創意寫作呢？或許便不會引起此類批評。
人們對餘華出席此類活動的揶揄也反映了在這個被商業與消費大潮所席捲的社會中，傳統曾經作為話語主體的知識分子在日漸退向邊緣時，大眾對其的期望和想象。當人們提起曾經作為極具顛覆性的先鋒派作家都開始參與商業活動時，其中的感慨與無奈或許一言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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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資本，都具有巨大的消化能力
這些年隨着眾多學者、作家、教授和其他知識分子開始參與大眾傳媒或娛樂活動時，人們對其的態度也模稜兩可。但是當劉擎教授參與《奇葩説》，以其清晰透徹的理性觀點批判那些存在於日常和生活中的種種問題時，依舊獲得了網友的稱讚。似乎無論社會如何變化，人們依舊希望知識分子能夠以其清晰且極具批判性的立場和見解來撥開慣常中的層層迷霧與揭露出那些包着毒藥的蜜糖。餘華所參與的這個活動——就從流出的演講視頻來看——似乎並未與人們所想象與期待符合，因此諸多批評中的失望之情也始終若隱若現。
餘華暌別八年的新作《文城》在年初出版便引起了頗大的關注，對其感興趣的讀者都在翹首以待。對於當下中國文學生態而言，能夠引起相關圈層如此關注的作家新作或許屈指可數，這也再次從側面折射出“餘華”這個名字以及與他聯繫在一起的文學創作和可能性所具有的力量。
《文城》
對新作評價好壞暫且不論，我們在這裏更想指出的其實是伴隨着知識分子（包括諸如作家、詩人、學者與藝術家等）的“世俗化”以及他們在面對磅礴的消費主義、資本和多樣的市場與大眾娛樂時，曾經對其的要求或評價標準似乎卻依舊未出現很大的改變。一方面，他們被置於已經消逝的“神壇”上但仍被要求承擔起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當他們向下看的時候卻發現前面早已經空空無也，當他們面對令人眼花繚亂的大眾娛樂與消費社會時，往往發現自己原本的一套語言已經難以展開有成效的對話。在這一零落的現狀中，實用、有利和如何成功成為主流，一不小心知識分子也便落入其中，成為其牌面。
問題的複雜之處也正在此，現代應試教育本身所牽連和涉及的因素因其龐雜一時間難以釐清，反而是隨着應試人數的上升、工作職位的有限以及社會競爭壓力的增加而導致其進一步地被推崇成為階層流動的主要途徑。內卷因而在教育領域中加強，出現當下普遍的教育焦慮。也正是在這一焦慮的土壤上使得各種教育機構趁機大展手腳，利用各種營銷、廣告與宣傳來挑動、迎合父母們的焦慮。
對餘華來説，由此引起的議論和批評卻不僅僅是他是否有能力教授初高中生寫作文，反而是人們對文學創作與應試作文的矛盾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職責等義務的懷疑。人們從餘華這一行為上所遭遇的破滅之所以看似遠遠超出了這一件小事所能藴含的意義，或許正是因為它再一次展現了現代資本和市場所具有的力量，以及知識分子在面對相關問題時可能出現的逡巡與無奈。
人們想象或是希望文學會是自由且獨立的，因其無用而有趣和極具可能性。而“餘華”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個與文學相關聯的符號，依舊為許多人所念茲在茲。最終他也出現在這場洶湧的浪潮之中，讓人們在詫異中感受到荒誕的現實。但在這些批評之外，文學與資本的互動會生髮出怎樣的震動或“火花”，仍然可以是一件令人好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