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祭壇》
伊迪特·伊蕾內·索德格朗(1892-1923)，出生在俄國的聖彼得堡，芬蘭著名的瑞典語女詩人，北歐文學史上最早的現代主義作家之一，作品深受法國象徵主義、德國表現主義、俄國未來主義影響，且尤為崇拜馬雅可夫斯基的世界主義思想。她一生只出版了四部詩集，31歲時死於肺結核和營養不良，“她那又大又灰的眼睛，如同幽暗水面上的月光。而她在微笑。”這是她死後一個詩友對她的評價。她，終生未婚，沒有後代，在世時沒有獲得讀者和文學界的認可，直到死後人們才逐漸地發現她作品的文學價值。但直到現在，她仍深深影響着許多詩人，如貢納爾·埃凱洛夫、卡琳·博耶等。如今，我們所見的大多數索德格朗的詩歌是由北島所譯。
代表作品： 《冷卻的白晝》，《詩》(1916年秋)，《九月的豎琴》(1917年)，《玫瑰祭壇》(1919年6月)，《未來的陰影》(1920年)，《不存在的國土》(1925年)等。
深夜讀詩
伊迪特·索德格朗
“臨近黃昏時白晝冷卻下來/吸取我手指的温暖吧/我的手和春天有着同樣的血液/接受我的手/接受我蒼白的胳膊/接受我那柔弱的肩膀的渴望/這感覺有點陌生/你沉重的頭靠在我胸前/一個唯一的夜，一個這樣的夜”
“你把愛情的紅玫瑰/置於我清白的子宮/我把這瞬間凋謝的紅玫瑰/緊握在我燃燒的手中/哦，目光冷酷的統治者/我接受你給我的花冠/它把我的頭壓彎貼近我的心…”
——《冷卻的白晝》
從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諸多詩歌的語言中可見，她在文化認同上懷着尖鋭的矛盾心理，困惑於自己的歸屬，徘徊於芬蘭與俄國，瑞典語，德語，俄語之間，搖擺與動盪，構築着她詩歌語言的多變。雖然在家裏她使用瑞典語，但她不是瑞典人;雖然父母都生於芬蘭，但她也不認為自己是芬蘭人，因為芬蘭早在1809年就已淪為俄國的領土;雖然她住在俄羅斯，而且熟習俄語，但她同樣不認為自己是俄羅斯人。
早在12世紀前，芬蘭社會還處在原始公社階段。瑞典對芬蘭發動了“十字軍遠征”，武力迫使當時仍信奉多神教的芬蘭人皈依天主教，臣服瑞典。自14世紀起直到1556年，幾個世紀的更迭，芬蘭先後由瑞典的一個省變為瑞典的一個公國。16世紀中葉，瑞典開始與開始和沙俄、丹麥等多個國家爭奪海上霸權，而這期間的芬蘭則不幸地淪為戰場，長期陷於戰亂之災。1714年瑞軍戰敗俄軍，佔領整個芬蘭。可在其後，1743年簽訂的《土爾庫和約》中，芬蘭的大片的土地割讓給了俄國。隨着局勢惡化，芬蘭沒過多久便淪為了俄國的一個大公國，由沙皇統治，從而結束了長達6個世紀的瑞典統治。進入了19世紀，隨着芬蘭民族的覺醒，加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芬蘭人開始了不間斷的反抗，到了60年代，芬蘭語言運動獲得勝利，使得芬蘭語成為了國家官方語言。其後芬蘭人民為維護自己的自治權，又開始了一撥又一撥的政治運動，來抵制“俄羅斯化”，反抗沙皇的統治和壓迫。而詩人伊迪特.索德格朗便出生在這個不安分的時代，俄國的聖彼得堡，1892年。
在詩人幾個月大的時候，全家便搬至芬蘭西南部的雷沃拉，現在俄羅斯的羅西諾。父親經營伐木場，可效益卻很差，幾近破產。但後來，因為外祖父的逝世，母親得到了一筆遺產，所以家裏的經濟狀況得到了改善，還清了欠下的債務。可好景不長，不久，父親的經營不善又使這個剛剛穩定的家庭再一次陷入困境。
1901年，索德格朗進入中學讀書。她所在的佩特里舒勒女子學校在當時頗負盛名，而且這所學校就在冬宮的附近，所以自然而然，她曾親身經歷過多次的政治動亂，如1905年1月的血腥星期日。學生時代的索德格朗就已經學會了德語、法語、俄語，十四歲那年，她開始了在詩歌上的最初的嘗試，那時她用德語寫作。
20世紀20年代黑格·奧爾森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對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才華表示驚歎，而她卻不得不拒絕黑格·奧爾森在赫爾辛基會見她的邀請，因為“失眠，結核病，身無分文，我們靠賣傢俱以及親戚的善意來生活。” 那段日子，她不得不天天穿着老式衣服;由於缺乏紙張，她甚至賣掉自己的內衣或香水瓶來買稿紙……
“在充滿陽光的世界裏，我只要花園裏的長椅/和那長椅上陽光中的貓。”
——《一種希望》
或許生活是困難的，經濟是拮据的，但在詩歌的世界裏她依舊錶現得那麼快樂，活潑，充滿希望。
詩裏，她想象着，描摹着。“秋天的日子是半透明的，塗在森林金色的土地上。”秋天，在對全世界微笑，她試圖摒棄充滿雜念的睡眠，因為那使花朵變得膩煩，使草地變得疲倦。
“據説我曾生在獄中，這裏沒有我熟悉的面孔。難道我是被人扔進海底的石頭?難道我是枝頭上過重的果子?在這裏我潛伏於沙沙作響的樹下，我將怎麼爬上這滑溜溜的樹幹?”
——《我》
就這樣説着説着，她看到了故土煙囱裏的煙……
她説只有陽光會真誠地向温柔的女人致敬，為她的軀體，也為她的靈魂。男人不曾存在，永遠不會存在，他們只是一面虛假的鏡子，曾被太陽的女兒憤怒地擲向遠方的峭壁高崖;他們只是一種謊言，白色的孩子們不懂的語言;他們只是一顆被驕傲的嘴唇拒絕的腐爛之果，除了留下厭惡的氣息，他們一無所有。
在索德格朗的印象中，母親是一個聰慧的女人，總是驕傲地笑着。“她看起來很堅強，但她實際上經常焦躁，驚恐、缺少休息。她與我的關係很好，而且很支持我成為詩人的夢想。” 可以説，母親為家裏做了很多，更像家裏的頂樑柱。丈夫死後，家裏的一切都是由她來料理的。她對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女權主義思想影響很深，可以説是她的啓蒙者。
提到女權主義，不禁讓人想到那位19世紀的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自殖民時代起，美國近200年的歷史中，仍繼承着英國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傳統，兩性間的不平等使得女性只能充當二等公民，被剝奪了諸多的權利。女人們整天忙於家庭瑣碎沉重的事務，她們遵從於上帝，屈從於父親與丈夫，喪失了自我卻仍得不到起碼的尊重。被傳統支配着的女人們，卑微，弱小，焦慮，依賴。
而中學時代的狄金森就已經開始藉助詩歌來表達自己內心的反抗意識了。“有些人過安息日，穿白色法衣，我只插上我翅膀，我們的小司事不在教堂敲鐘，卻在我身邊為我唱歌。天堂是醫生嗎?有人説他能治病，但是死後的藥物沒有效用;天堂是財政大臣嗎?有人説我們欠了賬，然而那樣的談判，我不是一方…”上帝是至高無上的化身，而俗世裏男人則是上帝的接力者。
“陽傘是雨傘的女兒，與扇子是一對搭檔，她的父親與風暴為伍，阻斷豪雨的侵犯。”在狄金森的想象中，女人就是那把“陽傘”，漂亮優雅，輕盈得體，但卻只是個裝飾品，在社會現實裏，它的存在無關緊要，它的消失也不痛不癢。而以父親為代表的男人則是那把“雨傘”，它擋風遮雨，形象高大，為人所用，充滿着價值。
“我不是女人/我是中性的/我是孩子，童僕，是一種大膽的決定/我是鮮紅太陽的一絲笑紋/我對於每個女人表示敬意的祝酒/我是走向幸運與毀滅的一步/我是自由與自我之中的跳躍…”
“我是靈魂的顫慄/肉體的渴望與拒絕/我是進入新樂園的標記/我是搜尋與勇敢之火/我是冒昧的僅深及膝蓋之水/我是火與水誠實而沒有限度的結合。”
——《現代處女》
1908年11月的一天，她覺察到身體不適，懷疑自己可能患了肺結核。1909年1月，她的病被確診，一個月後她進入了努美拉療養院(而這家療養院就是她父親去世前住過的最後一個醫院)。那段日子裏，她的詩也變得不再那麼快樂而灑脱。“我的心被擠在狹窄的裂縫裏，遠離我，置身於一個偏遠的小島上。白色的鳥兒飛來飛去，帶來我的心活着的消息。我知道它靠什麼活着-----靠煤塊和沙子，在鋭利的石頭上…”後期她在《生病的日子》裏寫道。
是啊，病魔纏身，整天在一個逼仄的空間裏，仰卧着等待一個黑夜再等待下一個白晝，她就像一顆蜀葵高燒不退。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全部思想落入深潭，卻不敢做任何的表白，正如“這水裏充滿着秘密!”
可即便痛苦至此，她仍在堅持戰鬥，就像她在詩裏説的“沒有什麼比自殺更令人作嘔。我們應珍愛生命那患病的漫長時刻，渴望抑鬱的歲月，就像沙漠開花時的短暫瞬間。”
——《一無所有》
1923年6月24日，仲夏節的那一天，伊迪特·索德格朗在雷沃拉病逝，隨即被安葬在當地一所鄉村教堂的墓地裏。可後來因為政治原因，雷沃拉被割讓給蘇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墓地也轉到了蘇聯境內，可冬季戰爭結束後不久，雷沃拉又更名為羅西諾。到1960年，羅西諾政府為她樹立了一座雕像，但此時她的故居已經只剩下一片枯槁的石頭地。1991年蘇聯解體後，她的墓地又轉入了俄羅斯境內，但她曾住過的的村莊卻早已消失。而歸屬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