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祭坛》
伊迪特·伊蕾内·索德格朗(1892-1923)，出生在俄国的圣彼得堡，芬兰著名的瑞典语女诗人，北欧文学史上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作品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德国表现主义、俄国未来主义影响，且尤为崇拜马雅可夫斯基的世界主义思想。她一生只出版了四部诗集，31岁时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她那又大又灰的眼睛，如同幽暗水面上的月光。而她在微笑。”这是她死后一个诗友对她的评价。她，终生未婚，没有后代，在世时没有获得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直到死后人们才逐渐地发现她作品的文学价值。但直到现在，她仍深深影响着许多诗人，如贡纳尔·埃凯洛夫、卡琳·博耶等。如今，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索德格朗的诗歌是由北岛所译。
代表作品： 《冷却的白昼》，《诗》(1916年秋)，《九月的竖琴》(1917年)，《玫瑰祭坛》(1919年6月)，《未来的阴影》(1920年)，《不存在的国土》(1925年)等。
深夜读诗
伊迪特·索德格朗
“临近黄昏时白昼冷却下来/吸取我手指的温暖吧/我的手和春天有着同样的血液/接受我的手/接受我苍白的胳膊/接受我那柔弱的肩膀的渴望/这感觉有点陌生/你沉重的头靠在我胸前/一个唯一的夜，一个这样的夜”
“你把爱情的红玫瑰/置于我清白的子宫/我把这瞬间凋谢的红玫瑰/紧握在我燃烧的手中/哦，目光冷酷的统治者/我接受你给我的花冠/它把我的头压弯贴近我的心…”
——《冷却的白昼》
从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诸多诗歌的语言中可见，她在文化认同上怀着尖锐的矛盾心理，困惑于自己的归属，徘徊于芬兰与俄国，瑞典语，德语，俄语之间，摇摆与动荡，构筑着她诗歌语言的多变。虽然在家里她使用瑞典语，但她不是瑞典人;虽然父母都生于芬兰，但她也不认为自己是芬兰人，因为芬兰早在1809年就已沦为俄国的领土;虽然她住在俄罗斯，而且熟习俄语，但她同样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
早在12世纪前，芬兰社会还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瑞典对芬兰发动了“十字军远征”，武力迫使当时仍信奉多神教的芬兰人皈依天主教，臣服瑞典。自14世纪起直到1556年，几个世纪的更迭，芬兰先后由瑞典的一个省变为瑞典的一个公国。16世纪中叶，瑞典开始与开始和沙俄、丹麦等多个国家争夺海上霸权，而这期间的芬兰则不幸地沦为战场，长期陷于战乱之灾。1714年瑞军战败俄军，占领整个芬兰。可在其后，1743年签订的《土尔库和约》中，芬兰的大片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随着局势恶化，芬兰没过多久便沦为了俄国的一个大公国，由沙皇统治，从而结束了长达6个世纪的瑞典统治。进入了19世纪，随着芬兰民族的觉醒，加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芬兰人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抗，到了60年代，芬兰语言运动获得胜利，使得芬兰语成为了国家官方语言。其后芬兰人民为维护自己的自治权，又开始了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来抵制“俄罗斯化”，反抗沙皇的统治和压迫。而诗人伊迪特.索德格朗便出生在这个不安分的时代，俄国的圣彼得堡，1892年。
在诗人几个月大的时候，全家便搬至芬兰西南部的雷沃拉，现在俄罗斯的罗西诺。父亲经营伐木场，可效益却很差，几近破产。但后来，因为外祖父的逝世，母亲得到了一笔遗产，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还清了欠下的债务。可好景不长，不久，父亲的经营不善又使这个刚刚稳定的家庭再一次陷入困境。
1901年，索德格朗进入中学读书。她所在的佩特里舒勒女子学校在当时颇负盛名，而且这所学校就在冬宫的附近，所以自然而然，她曾亲身经历过多次的政治动乱，如1905年1月的血腥星期日。学生时代的索德格朗就已经学会了德语、法语、俄语，十四岁那年，她开始了在诗歌上的最初的尝试，那时她用德语写作。
20世纪20年代黑格·奥尔森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才华表示惊叹，而她却不得不拒绝黑格·奥尔森在赫尔辛基会见她的邀请，因为“失眠，结核病，身无分文，我们靠卖家具以及亲戚的善意来生活。” 那段日子，她不得不天天穿着老式衣服;由于缺乏纸张，她甚至卖掉自己的内衣或香水瓶来买稿纸……
“在充满阳光的世界里，我只要花园里的长椅/和那长椅上阳光中的猫。”
——《一种希望》
或许生活是困难的，经济是拮据的，但在诗歌的世界里她依旧表现得那么快乐，活泼，充满希望。
诗里，她想象着，描摹着。“秋天的日子是半透明的，涂在森林金色的土地上。”秋天，在对全世界微笑，她试图摒弃充满杂念的睡眠，因为那使花朵变得腻烦，使草地变得疲倦。
“据说我曾生在狱中，这里没有我熟悉的面孔。难道我是被人扔进海底的石头?难道我是枝头上过重的果子?在这里我潜伏于沙沙作响的树下，我将怎么爬上这滑溜溜的树干?”
——《我》
就这样说着说着，她看到了故土烟囱里的烟……
她说只有阳光会真诚地向温柔的女人致敬，为她的躯体，也为她的灵魂。男人不曾存在，永远不会存在，他们只是一面虚假的镜子，曾被太阳的女儿愤怒地掷向远方的峭壁高崖;他们只是一种谎言，白色的孩子们不懂的语言;他们只是一颗被骄傲的嘴唇拒绝的腐烂之果，除了留下厌恶的气息，他们一无所有。
在索德格朗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聪慧的女人，总是骄傲地笑着。“她看起来很坚强，但她实际上经常焦躁，惊恐、缺少休息。她与我的关系很好，而且很支持我成为诗人的梦想。” 可以说，母亲为家里做了很多，更像家里的顶梁柱。丈夫死后，家里的一切都是由她来料理的。她对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可以说是她的启蒙者。
提到女权主义，不禁让人想到那位19世纪的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自殖民时代起，美国近200年的历史中，仍继承着英国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传统，两性间的不平等使得女性只能充当二等公民，被剥夺了诸多的权利。女人们整天忙于家庭琐碎沉重的事务，她们遵从于上帝，屈从于父亲与丈夫，丧失了自我却仍得不到起码的尊重。被传统支配着的女人们，卑微，弱小，焦虑，依赖。
而中学时代的狄金森就已经开始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反抗意识了。“有些人过安息日，穿白色法衣，我只插上我翅膀，我们的小司事不在教堂敲钟，却在我身边为我唱歌。天堂是医生吗?有人说他能治病，但是死后的药物没有效用;天堂是财政大臣吗?有人说我们欠了账，然而那样的谈判，我不是一方…”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化身，而俗世里男人则是上帝的接力者。
“阳伞是雨伞的女儿，与扇子是一对搭档，她的父亲与风暴为伍，阻断豪雨的侵犯。”在狄金森的想象中，女人就是那把“阳伞”，漂亮优雅，轻盈得体，但却只是个装饰品，在社会现实里，它的存在无关紧要，它的消失也不痛不痒。而以父亲为代表的男人则是那把“雨伞”，它挡风遮雨，形象高大，为人所用，充满着价值。
“我不是女人/我是中性的/我是孩子，童仆，是一种大胆的决定/我是鲜红太阳的一丝笑纹/我对于每个女人表示敬意的祝酒/我是走向幸运与毁灭的一步/我是自由与自我之中的跳跃…”
“我是灵魂的颤栗/肉体的渴望与拒绝/我是进入新乐园的标记/我是搜寻与勇敢之火/我是冒昧的仅深及膝盖之水/我是火与水诚实而没有限度的结合。”
——《现代处女》
1908年11月的一天，她觉察到身体不适，怀疑自己可能患了肺结核。1909年1月，她的病被确诊，一个月后她进入了努美拉疗养院(而这家疗养院就是她父亲去世前住过的最后一个医院)。那段日子里，她的诗也变得不再那么快乐而洒脱。“我的心被挤在狭窄的裂缝里，远离我，置身于一个偏远的小岛上。白色的鸟儿飞来飞去，带来我的心活着的消息。我知道它靠什么活着-----靠煤块和沙子，在锐利的石头上…”后期她在《生病的日子》里写道。
是啊，病魔缠身，整天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仰卧着等待一个黑夜再等待下一个白昼，她就像一颗蜀葵高烧不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全部思想落入深潭，却不敢做任何的表白，正如“这水里充满着秘密!”
可即便痛苦至此，她仍在坚持战斗，就像她在诗里说的“没有什么比自杀更令人作呕。我们应珍爱生命那患病的漫长时刻，渴望抑郁的岁月，就像沙漠开花时的短暂瞬间。”
——《一无所有》
1923年6月24日，仲夏节的那一天，伊迪特·索德格朗在雷沃拉病逝，随即被安葬在当地一所乡村教堂的墓地里。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雷沃拉被割让给苏联，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墓地也转到了苏联境内，可冬季战争结束后不久，雷沃拉又更名为罗西诺。到1960年，罗西诺政府为她树立了一座雕像，但此时她的故居已经只剩下一片枯槁的石头地。1991年苏联解体后，她的墓地又转入了俄罗斯境内，但她曾住过的的村庄却早已消失。而归属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