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據稱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華人社羣，但與世界上其他華人社會相比，印尼華人歷史上曾經遭受的身份歧視無疑最為深重。
半個世紀前的1966年，剛剛通過政變上台的印尼總統蘇哈托頒佈第127號總統令，要求印尼華人改掉中文姓名，改取印尼姓名。此項法令的頒佈，成為蘇哈托時代系統性歧視華人的歷史開端。在此之後，一系列法令讓華人被禁止使用和學習中文、禁止慶祝傳統節日、也無法涉足政治。1998年，由於金融危機而引發的慘烈的排華暴亂，成為印尼排華的最高潮。但隨着蘇哈托政府在民主化運動中的倒台，印尼排華也走向終點。
今日的印尼華人不再承受過去的種種文化鉗制，但距離2006年印尼《國籍法》修改、華人法律上獲得完全平等地位，只有十年時間。結束32年文化斷層與政治歧視的印尼華人，在獲得平等地位的今日如何拾起被斬斷的文化，面臨重重掣肘。
從落葉歸根變成落地生根
年逾八旬的華裔老人餘麥風，在雅加達市中心附近的一條小巷裏經營着一個華文教室。教室牆上掛滿了他參加各種華人社會活動、與參政政客見面，以及在各種論壇上演講的新聞簡報。另一邊，掛着幾幅中文書法。瘦削的餘麥風，聲音已變得有些含糊。教授中文、關注印尼政治、廣交社會賢達，是他一生的志趣。
華人移民印尼的歷史，可追溯到800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的遠征。幾個世紀的遷徙史讓數以百萬的華人在此紮根，其中大部分從事工商業，也有部分人從事農業。荷蘭殖民時代，華人被看做二等的“東方外國人”，大都從事貿易或擔任低級官吏。
與早期紮根印尼的華人不同，20世紀後移民到印尼的華人往往被稱為“新客”。他們更多在來自中國的革命黨人建立的中文學校中接受教育。這裏從教材到老師，幾乎全盤從中國引入。“新客”們不太過問印尼本地政治，更多受到中國20世紀曆次政治運動的影響。
還是十幾歲的時候，餘麥風違抗家裏繼承家族布店生意的父命，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坤甸市教中文。1948年，當地的中文學校主要分為兩派——支持共產黨的中華學校與支持國民黨的振強學校。餘麥風選擇在中華學校做教導主任，當年帶領左派學校的學生罷課，舉着火把與振強學校的學生在遊行中對峙。多年後回想起來，餘麥風還感嘆當時的血氣方剛。
二戰結束後，印尼獨立戰爭幾乎與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同步開始。1949年12月，印尼聯邦正式成立，幾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誕生。在由蘇加諾領導的獨立政府中，民族主義、伊斯蘭與共產主義三股勢力相互制衡。作為當時世界第三大共產黨的印共，與新中國之間的聯繫，靠的正是數百萬的印尼華人。
印尼《千島日報》雅加達分社社長洪忠良，曾是左派華文學校的學生。他和他的同學們儘管是土生土長的印尼華人，學的卻是抗美援朝、雷鋒、焦裕祿等故事，讀的小説是《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而他們想的，也是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國。“我們都是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那時候，我們朋友見了面都會説一句‘祖國見’!”
1965年9月30日，6名高級軍官被殺，蘇哈托將此事指向印尼共產黨，開始在全國清洗共產黨勢力，中印尼關係急轉直下，兩國在1967年斷絕外交關係。被認為與中共關係密切的華人也受到牽連。一系列排華政策陸續頒佈——華校被關閉、華文教學被禁、文化活動受到限制。一夜之間，華校學生成了失學兒童，老師也只能另謀他途。洪忠良不得不開始從商，他從商場店員做起，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產業，晚年才加入媒體工作中。
洪忠良的外祖父曾去中國參加過同盟會，參與了推翻清政府的活動，直到1930年代末日本入侵才乘坐最後一艘船逃回印尼。雖然自己也懷揣一顆歸國的熱心，卻終究沒能離開印尼。然而，很多與洪忠良同時代的印尼華人來到中國大陸，卻發現心中的祖國遠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樣。
“當時的政策起先説是入中國籍，回國好，支持祖國建設;後來形勢發生變化，變成鼓勵入印尼籍，留在當地。於是，落葉歸根變成了落地生根。”洪忠良回憶道，“起先很多回國的華人不能夠適應大陸的環境，因為我們這裏家裏都有傭人，生活很舒服嘛，相比之下，中國生活很艱苦，後來很多人就跑去香港啦。”
政治熱情被扼殺的印尼華人只好回到其傳統的商業領域發展，這也使得蘇哈托時期華人在印尼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1998年金融危機前，印尼五大財團全部由華人掌控，“佔印尼人口3%的華人控制了印尼70%國家經濟”的説法被廣為流傳。這句話也使華人被認為是把持和損害印尼經濟的罪魁禍首，成為後來反華分子打擊華人的藉口。
由壓制走向平等
千島之國的印度尼西亞，乃是國際知名民族主義理論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發明“想象的共同體”概念的地方。在其19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在着200多個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爪哇人佔到全國人口的40%。如何將四散的羣島與各不相同的族羣統一在一個“共同想象”之下，始終是印尼政府面臨的一大難題。
面對大多數信伊斯蘭教的印尼族羣，中華獨特的文化顯得格格不入。在荷蘭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段下，華人不僅是商人，也是税吏，是原住民眼中統治者的幫兇。1965年之前，印尼華人則成為印尼共產黨、民族主義者和伊斯蘭教之間權力鬥爭的棋子。
蘇哈托時代的裙帶資本主義模式儘管讓印尼享受了數十年的快速經濟發展，但發展果實並未讓全社會得以分享，貧富分化嚴重。華人雖説在政治、文化上受到壓制，經濟上卻享受到穩定的好處。然而，部分華人老闆喜好炫富的性格與印尼其他民族的貧困形成鮮明對比。在一些印尼人眼中，華人是附庸權貴、只知牟利的“經濟動物”。
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印尼經濟凋敝，大量印尼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蘇哈托七度連任印尼總統。最後，77歲的蘇哈托辭去總統職務，讓與其副手哈比比接任。此後憲法得以修改，民主化改革全面啓動。但與此同時，當年5月13日，從蘇門答臘的棉蘭開始，針對華人的打砸搶燒事件在印尼蔓延，華人家庭遭受洗劫，婦女受到強姦。餘麥風曾到棉蘭進行調查，夜裏常常能聽到婦女的慘叫。
這場排華暴亂後，大量印尼華人流亡海外，為了重振印尼經濟，新上台的哈比比頒佈了一系列有利的改革舉措以吸引華人迴歸，如廢除華文教育禁令、廢除政府公文中“本地人”(pribumi)與“非本地人”(non-pribumi)的表述等。哈比比還成立了一個對排華騷亂的調查組。不過，最後由於各種阻力，讓調查半途而廢，使得排華暴動至今沒有官方定論，其幕後真兇也未受到懲罰。
2000年，時任總統瓦希德宣佈廢除針對華人文化活動的禁令，印尼華人得以重新公開慶祝春節。到了2003年的梅加瓦蒂時代，春節被定為印尼法定假日。2006年，印尼《國籍法》修改，將印尼公民權由血緣原則改為出生地原則，並廢止一切帶有種族歧視的法令。由此，華人獲得同印尼其他民族一樣的權利，並有權參與總統與副總統競選活動。
今日的印尼，儘管社會上對華人的異樣眼光並未完全消除，但法律上已不存在針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華人也開始全面重建自己被割斷的文化血脈。
印尼華人心結何解?
馳騁在雅加達的高速公路上，在某家大型汽車企業上班的Naomi告訴記者，迎面閃過的一座座現代化的商場、寫字樓和大公司，哪些為印尼華人所有。據她説，印尼一些公司會找一些印尼人作為CEO或者董事，經常在媒體面前亮相，讓大眾以為這些是公司的所有者，但華人圈裏都清楚，哪些企業是華人所有的。
印尼這片潮濕而肥沃的土地，究竟是華人生養的家鄉，還是他們暫居的驛站?儘管印尼法律已將華人與其他民族一視同仁，但終究是印尼華人需要解開的心結。
經歷了半個世紀排華歷史的洪忠良感慨，自己這個年紀走遍了世界各地，卻仍然覺得印尼是天堂。“這裏物產豐饒，民風淳厚。荷蘭人有句話，在印尼泥土裏插一根枴杖就能長成一棵樹。”
的確，部分印尼人對華人仍有歧見，但他們並非天生排華的民族。“華人的祖先600年前就到了印尼，這裏的環境讓我們的祖先覺得適宜居住，於是把家裏人陸陸續續接到了這裏。如果這裏一開始就排外，祖輩們也不可能站住腳。1998年暴亂的時候，有很多印尼老百姓幫助我們逃脱，還把華人藏在家裏。”
洪忠良告訴記者，儘管印尼排華事件舉世聞名，但也有邦加勿裏等從來沒有發生過排華事件的地方。“我們家裏的傭人，很多人做了三四十年的。跟我們的關係好比血肉之親。”
在他看來，佔有印尼四成人口的爪哇族並非爭強好勝的民族;反而，爪哇文化以柔弱、順從為特點，以謙恭、有禮而著稱，但也容易受人統治和煽動。
居住在遙遠亞齊的老偉富卻不這麼認為。儘管是土生土長的印尼人，他卻更喜歡、也更渴望迴歸華人社會。“每次到中國，看到滿街的漢字，街上説漢語的人，才覺得是回家了，到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
除夕的夜晚，徜徉在印度洋海風之下，這位30多歲的青年人向記者吐露了心聲。“我哥在雅加達工作，那裏的人思想比較開放，可能感受不到身份帶來的問題。但在亞齊這種小地方，走在街上還是會感到別人看你的眼神不一樣。這讓我覺得，自己只是暫住在這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