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雲集繁華景 京城舊地風雲散
眾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數不勝數、積澱悠遠的文化遺蹟。為幫助居京或來京的朋友更切實、更深入、更系統地瞭解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內涵，本報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線。我們將以實地尋訪的方式，帶領讀者用腳步丈量這座古老又嶄新的城市，去閲讀、品味、感受並觸摸它的肌理。我們期待，這樣一條線一條線地交織起來，將呈現出一幅既有温度又有時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圖。
8月21日，北京已是夏末秋初時節，但午後時分，暑熱餘威猶存。“青睞”會員一行人跟隨北京年輕文史學者高申（“申哥”），在宣南地區的金井衚衕、上斜街、下斜街展開尋訪之旅，這裏會館林立，曾有許多名人居住，由此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高申詳細介紹了衚衕內的幾處名人舊跡，包括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故居、康有為等維新派的“陣地”河南會館、詩人龔自珍故居、相傳曾是年羹堯宅邸的東莞新館……除此之外，沿途還曾有許多小會館，高申也逐一指出，包括武寧會館、湖州會館、紹興縣會館、關中西館、台州會館分館、唐縣會館。有會員好奇他是如何考證出來的，高申回答，為了確認這些地點現在的位置，他拿着民國時期的老地圖以及相關資料，反覆走了五遍。
除了考證細緻詳盡之外，高申的現場講解也別具特色，頗有“説書”之風：語氣抑揚頓挫，停頓恰到好處，重點擲地有聲。他在介紹大家不熟悉的人物時，往往使用名人作比，以便大家理解：康有為與康廣仁的關係就像蘇軾與蘇轍；奕繪與顧太清的關係就像趙明誠與李清照。顧太清是什麼人？“滿洲詞人，男有納蘭性德，女有顧太清！”“青睞”會員聽得津津有味，以致活動結束時意猶未盡，紛紛表示：“這就結束了？還沒聽夠呢！”
金井衚衕
中國現代法律奠基人
沈家本的京城故居
位於金井衚衕1號的沈家本故居，是尋訪線路的起點。因為疫情原因，這裏暫停對外開放。從院門口的參觀説明中可以看到，這是一處佔地千餘平方米的三進院落，第一進院落的東耳房擴展成五間二層小樓，是沈家本著述、藏書之所，名為“枕碧樓”，樓中曾藏書5萬餘卷。
在高申看來，沈家本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用“居功至偉”四個字來評價其成就。清朝末年奉命主持修訂法律期間，沈家本“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為了實現“會通中外”的修律方針，他積極組織力量，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作為修律的藍本。同時，奏請設立法律學堂，培養專門司法人才，聘請外國法學家充當法律顧問，派員赴外國考察。在他的建議下，凌遲、梟首、戮屍、刺字等酷刑得以廢止。可以説，他是中國現代法律的奠基人。
金井衚衕1號，本來是歸安會館（又名吳興會館）所在地，歸安、吳興均為現湖州所轄地域，而沈家本正是湖州人士。他出身刑部世家，曾長期在刑部任職。1892年，沈家本離開刑部外放，歷任天津知府、保定知府。1901年，“新政”改革為他提供了大展宏圖的良機。沈家本升任刑部右侍郎，回京就職。離開刑部8年又重回故地，他開始迎接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也就是在這一年，沈家本買下已經廢棄的吳興會館，稍作修整就住了進去，在這裏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十餘年的時光。
高申告訴大家，枕碧樓非常漂亮，修復後二層被闢為閲覽室，“很多人蔘觀一圈就走了，不知道（有閲覽室），大家以後可以上去坐坐、看看書。”
“既然叫金井衚衕，咱們得看看這口井。”高申往左前方走了幾步，只見一圈金屬柵欄中間圍着一塊方形石板，石板上均勻分佈着四個圓孔。然而，圓孔下面並沒有井，而是土地。高申解釋，四眼井原來並不在這裏。他走到院落前方綠地的坡道上，告訴大家此時腳下的位置才是井的所在。沿着坡道上至高台，高台中間的地面覆以玻璃，下面是個長方形的空間，裏面雜草叢生，隱約可見兩段殘垣。“大家猜猜這是什麼？”稍後高申公佈了答案，“這是一塊影壁。”沈家本故居後來變成大雜院，住户們看到這面影壁很好，四面磨磚對縫，就把它拆了拿去修補房子，不承想，只有四周能看到的地方是好磚，中間都是爛磚頭，最後就剩下一截兒廢棄在這裏。
上斜街
史料中未明確的康有為暫住地究竟在哪兒？
沿沈家本故居東牆向北走數十米就是上斜街。北京的衚衕大多橫平豎直，而上下斜街卻呈東北向西南傾斜的走向，只是上斜街是橫街，下斜街是豎街，二者在上斜街西側、下斜街北側相交。明朝時期，這裏叫做西斜街，清代分為上下斜街。
關於斜街的形成，有兩個説法。其一是此處原有河道，河道本身不直，沿河走來形成的道路也就不正。不但方向不正，路面高度也不同，西高東低。高申讓會員們感受一下，自上斜街東口向西走，實際上是在“爬坡”，西口比東口要高個一兩米。道路兩側的房子大部分都建在台階上，據傳是為了防範街上的積水，這或許也可以佐證“河流故道”這一説法。上斜街成因的另一個説法是，這是一條連接舊城金中都和新城元大都的捷徑。
清代會館文化盛行。高申介紹説，會館類似於各地的“駐京辦事處”，不同之處在於並非政府出資興建，而是常由旅居北京的官員集資，各地在北京的會館還往往不止一處。上斜街因為距離宣武門僅有“一步之遙”，佔據地利，600多米的衚衕內就有不下10處會館。
高申稱，除了會館多，上斜街的廟宇也多，路北曾有兩座關帝廟，再加上西側三廟街裏的一座，三座關帝廟，由東向西分別被稱為頭廟、二廟、三廟。如今，頭廟、三廟均已不在，二廟已成民宅，幾經改建，只有山門還依稀可辨。
三廟街的得名，正是來自街上那座三廟。説到三廟街，高申介紹，這條街道在唐朝幽州城時期即已成型，被稱為北京最古老的街道，當然，那時不叫這個名字。
上斜街36號康樂裏小學的位置，是河南會館所在地。
河南會館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高申查證，與張居正同朝為官的河南官員高拱在上斜街購地擬建“中州鄉祠”，初建之時，只有平房三間，卻成了在京豫人的集會之所，這也是河南會館的雛形。清朝康熙年間，在老房的基礎上建起了鄉祠以及配房，自此，正式稱為中州鄉祠。與此同時，河南籍官員還購買了中州鄉祠對面的土地，建起了洛社。由此，河南會館初具規模。此後，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多次擴建，河南會館佔地面積相當可觀，南到達智橋衚衕，北至上斜街，是河南在京會館中佔地規模最大的一個。
1895年，康有為率同一千兩百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史稱“公車上書”，河南會館就是各省舉子集會、簽名的場所。此後，這裏成為維新派人士開會議事的一處陣地。康有為發起成立保國會時，還曾經把這裏作為會址。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米市衚衕的南海會館是他在京的主要居住地，但除此之外，他還在上斜街暫住過一段時間，具體地點史料中並未明確。高申推測有兩種可能：一是番禺會館，因為番禺與南海，一個位於廣州市東南，一個位於廣州市西南，相距不遠，也算得上本鄉本土，住在番禺會館順理成章；二是河南會館。康有為最初辦《中外紀聞》、強學會，是在李鴻章招募主持修建的安徽會館，後來他把強學會、保國會的基地改到了河南會館。為了方便主持會務，康有為乾脆在上斜街住了一段時間。如此説來，住在河南會館無疑是最方便的。
與康有為一起暫住上斜街的，還有他的胞弟康廣仁。康有為曾用“像蘇軾與蘇轍一樣”來形容自己與弟弟關係之好。高申介紹，康廣仁學過三年西醫，當初來京本是陪伴病中的梁啓超赴考。他與哥哥一樣具有新思想，到京後，除了照料梁啓超恢復健康外，他還幫輔兄長，參與新政。二人分工，康有為負責大事，他則負責“雞毛瑣碎”之事，“真是‘賢內助’一般的人物”！
“百日維新”受阻，康有為奉光緒皇帝旨意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軟禁，梁啓超匆匆逃脱，康廣仁被捕。後來譚嗣同、康廣仁等六人被斬殺於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
道路北側是體量龐大的環球財訊中心。資料顯示，這座大樓至少佔據了兩個會館的位置，其中就包括湖州會館。但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在《宣南歷史地圖集》中，把湖州會館的點標在了金井衚衕北口正對着的上斜街路北。高申認為這兩種説法可能都對，因為會館在正址之外可能還有附產。
太原會館、番禺會館
曾見證一段愛情故事 龔自珍故居尚在騰退階段
轉過身來沿上斜街西行，路南42號門牌東側的牆上掛着一塊牌子：金井衚衕近代建築。到底是什麼近代建築呢？高申告訴大家，這裏是太原會館舊址。太原會館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坐北朝南，有四進院落，部分是兩層小樓，正門開在南邊的儲庫營衚衕裏。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年間，這裏曾見證了一段流傳甚廣的愛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革命者高君宇和詩人石評梅。這二人都是山西人，1921年他們就是在太原會館舉辦的山西老鄉會上初次相見的。
繼續前行，路南側出現一排施工圍擋，裏面是一排二層小樓，西側樓體已修繕完畢，安上了嶄新的木窗，東側還在修繕中。高申告訴大家，這是四川會館。與太原會館一樣，四川會館也坐北朝南，正門也開在儲庫營衚衕，它的佔地面積比太原會館還大，論規模在京城的四川會館中絕對排得上號。
上斜街50號位於衚衕南側，門口的牆上有塊小小的文保牌子，寫着“龔自珍故居”幾個字。院門十分簡陋，只是在相鄰房屋之間的夾道上安了兩扇鐵門，門上方釘了根木條，覆以雨搭。這個院落處於騰退中，部分居民還未搬走，院內房屋破敗雜亂。
龔自珍是清朝著名詩人、文學家，他的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幾乎人盡皆知。龔自珍學問精深，但科舉屢試不中，官品不高，一生懷才不遇，滿腔憤懣，特立獨行，當時被視為“怪人”一個。
高申説，龔自珍與清朝才女顧太清曾有一段“緋聞”。顧太清，滿洲鑲藍旗人，號稱“清代第一女詞人”，滿洲人談論詩詞，有“男有納蘭性德，女有顧太清”之語。她嫁給貝勒奕繪做側福晉。奕繪是乾隆的曾孫，其祖父是乾隆最為喜愛的五子永琪，可惜永琪25歲時早亡。奕繪和顧太清都能詩善文，二人性情相投，夫唱婦隨，好似趙明誠與李清照。後來奕繪病故，顧太清仍像丈夫在世時一樣，與京城文人詩詞唱和，這其中就包括龔自珍。一名與顧太清有舊怨的無聊文人，出於報復心理，把龔自珍的兩首詩詞相連加以解釋，製造出了龔自珍與顧太清的緋聞。一時滿城風雨，顧太清被逐出王府，龔自珍也黯然離京。
位於上斜街的這處宅邸，據説是被龔自珍賣給了潘仕成，後來又被潘仕成捐給番禺同鄉會做會館。高申簡單介紹了潘仕成這個人物，作為晚清享譽朝野的官商鉅富，潘仕成既好古也學洋，既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畫收藏家，又承辦軍工，幫辦洋務。他曾出資自行研製水雷，還曾從國外引進牛痘。
穿過廣安胡同與上斜街相交路口，路南側不遠便是東莞新館的大門。東莞新館建於1911-1918年，是建立時間較晚的一個會館。相傳，這裏曾是清朝封疆重臣年羹堯的宅邸。
年羹堯軍功赫赫，被稱為“年大將軍”，但他最初是以文臣身份“出道”的。他21歲中進士，未滿30歲被任命為四川巡撫。任內年羹堯數次平定內亂，逐漸顯露出軍事才能，受到康熙皇帝賞識，逐漸接管了四川、西藏、青海等地的軍務。雍正登基後，他掌控西北軍政大事，而後更因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受封一等公，可謂位極人臣、榮寵無雙。但年羹堯的結局卻很悲慘，他因為恃寵而驕，被雍正削官奪爵，賜令自盡。
資料記載，東莞新館的門口頗為氣派，金柱大門，門前有抱鼓石墩，門簪上懸掛“東莞新館”匾額，兩側還有八字影壁。現在的院門早已不見昔日光彩，但門口兩側的八字影壁還在。這個院落也在騰退中，之前高申來過幾次，都是大門緊閉，此刻難得開着門，大家便走進去一探究竟。
步入院門，一左一右有兩棵大樹，院內道路寬闊，房屋也很規整，從地面上不時出現的瓷磚、牆壁上間接出現的青磚和白色室內牆，可以看出許多自建房已經被拆除了，整個院子軒敞而寂靜。探尋中，迎面走來一位自稱本院住户的紅衣老奶奶。她告訴大家，院內多數居民已經遷走，有一户姓皮的人家是年羹堯傭人的後代。高申認為，如果這裏真是年羹堯的府邸，那肯定不止這一個院落，他之前曾聽附近居民説，此地向東一直到番禺會館，都是年府的範圍。
下斜街
“感化衚衕”名字是不是有“法治進行時”的感覺？
上斜街走到緊西頭兒，南轉便是下斜街。與上斜街相比，這條衚衕更為幽靜，路兩側的行道樹濃蔭匝地，覆蓋了整個路面。路西有個黑色柵欄門，上空懸掛一塊古色古香的匾額——“三晉賓館”。高申告訴大家，百年前這裏是三晉會館，又稱雲山別墅。山西大體可以分為晉北、晉中、晉南，因此“三晉”也是山西的別稱。彭真、高君宇等山西籍革命者早期經常來此開展革命活動。
三晉會館建於清朝嘉慶年間，是由山西商人集資所建。當時會館前部為規整的四合院，後部有一棟高樓，整體呈舫形，據説站在樓上可以遠望西山，或許這就是會館別稱雲山別墅中“雲山”二字的來歷。
沿下斜街南行，道路西側有條東西向的衚衕，叫感化衚衕。高申戲稱這個名字很有“法治進行時”的感覺。
民國初年，從三晉會館到感化衚衕的位置是一大片荒地，袁世凱執政的北洋軍閥時期，這片地被用作刑場。高申順便給大家講述了刑場位置變遷的過程：元代在寬街路口北側，明代在西四路口北側，清朝在菜市口，民國時期在先農壇壇牆外（也就是天橋地區），最後是盧溝橋。
感化衚衕這片區域作為刑場使用的時間並不長，但從北平的老地圖上看，1947年這裏仍很空曠。
下斜街40號為北京市第十四中學畿輔校區，是直隸會館舊址。“畿輔”一詞有兩個釋義：其一泛指京城附近的地區，其二是清代直隸省的別稱。這裏用的就是第二種釋義。晚清名臣、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祖籍直隸南皮，他在此修建了畿輔先哲祠。而十四中除了校區位於畿輔先哲祠舊址，其前身畿輔學堂也是由張之洞主持創辦的。
高申介紹，據説直隸會館原址只留下一塊老磚，上面鐫刻着會館的平面圖，具體如何待考。此外，會館內的不朽堂，已於上世紀80年代移建於金海湖公園之內，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探訪一下。
到了長椿寺，下斜街也就即將走到盡頭。長椿寺建於明代，由萬曆皇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敕建，萬曆帝賜額“長椿”，寓意祝願母親健康長壽。明代長椿寺因為有皇家庇護，規模宏大、香火鼎盛，是“京師首剎”。
長椿寺最近一直處於閉館狀態，不得而入。寺院的山門坐西朝東，據介紹，寺內有前殿、大殿與後罩樓，雖有改建但原有建築基本完整。在它西南方向即現在宣武醫院至街心花園的位置，曾經有座浙寺，常被浙江旅京人士用作棺木停靈之所。“但是在這裏停靈的最著名的人，並不是浙江人，而是河北樂亭人。”聽高申這麼一説，有會員馬上反應過來：“李大釗！”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殺害，靈柩曾在長椿寺暫停，三天後改厝於浙寺，停靈長達六年，直至1933年才安葬於萬安公墓。
2002年建設長椿街市政道路時，新舊道路之間包括長椿寺在內的一塊三角地被保留下來，但建築部分就保留到長椿寺，南側闢為休閒廣場，西側則是新開通的馬路。高申介紹，原來浙寺附近還有全浙會館和土地廟。每逢農曆初三、十三、二十三，土地廟都有廟會，是老北京四大廟會之一。現在，這些遺址都已無跡可循。文/本報記者 陳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