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歸屬感的時代，要學會自己救自己
固然可以感嘆一句“世風時下，人心不古”，但在這個普遍缺少歸屬感的時代，我們走向何方？
這不僅是一個人的問題，更是一個國家面臨的問題。一旦跳出個人生活，去關注身邊人，我們會發現一個搖搖欲墜的世界正在下沉：多元、混亂、難以信任。
在這種複雜的價值體系中，應該篤信什麼？面對價值的普遍崩潰，身處混沌中的我們應該如何找到可供建構的秩序？
今天分享一篇來自《許倬雲觀世變》的文章，或許它並不能解決當下的全部問題。但許倬雲先生從中國歷史上幾次重要的價值轉換出發，給出了別具一格的判斷，啓示我們不要輕易放棄對某些價值的堅持，“只有我們自己能救自己”。
文 | 許倬雲
來源 | 《許倬雲觀世變》
（文字經摘編整理）
1.
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價值轉換
我們經常聽到有人感慨説：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倫理與道德原則。這種感慨何代無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記錄上，曾有人有過這樣的感慨。
而中國的經典裏，也時時充滿了這種感慨。其實，每隔一段時間，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都會有所轉變，於是新時代的價值和舊時代的價值就會不同。
以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價值轉換時期作為證明。
新石器時代，人類是在村落裏聚族而居。小區很小，人羣也很少，其倫理原則基本上是內外有分，對自己人是一種標準，對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種標準。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後，都有鬼不歆非類的説法。西周時，建立了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論：上天是公平的，對有道德的人會加以庇護，而周人是受命於天來做當時中國天下的統治者。上天所訂定的道德原則應該是普世的，不受部族與小區的限制。
這個普世的道德觀，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但它是否是真正的普世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於當時的貴族階層，即所謂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對貴族階層以外的一般人，貴族們並不覺得他們也應該遵從同樣的道德，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次轉折應當是在孔子時代。孔子最大的功勞不是在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説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勞是在對古典經典予以新的闡釋。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舊的貴族價值觀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作為普世價值的觀念真正變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為法則。
譬如，他所説的“仁”不再是貴族所獨有，而是每個人都應秉賦的一種本性；他所説的“禮”，不再是鞠躬作揖，而是一般人都應遵從的禮儀。孔子界定的這一套普世價值觀，對中國有長期的影響。自孔子以後，中國人的行為法則，都不脱孔子所定下的原則。孔子如此做的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組織已經改變，封建社會已經崩潰，他必須要重新建立一個不屬於原有封建秩序下的倫理與道德。
另一次大轉折是在東漢末年到魏晉之間。這個時期儒家理論所鑄造的漢代社會秩序，也就是以忠、孝、節、義等道德原則所界定的古代中國社會秩序，在此時經過一次大轉變。再加上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經崩潰，必須要尋找另一套秩序來替代。
在尋找秩序的過程中，魏、晉的思想家顯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使道家思想重新復活，開始談論自然、出世、人的主體性等議題，不再如同儒家一樣只注重社會的主體性。
這一次的大轉變，從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禮崩樂壞”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場而言，這是一個重建的過程。這次重建的過程延續了一千年之久。要等到佛教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為一，成為三教融合的一個新的中國思想體系，也就是朱熹的時代，理學才又重新界定了社會的秩序。
社會本身要有一定的穩定性，社會的每一個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價值，實際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價值有着本質上的差異。與這種制度相配合的，是小農經濟、皇帝制度、知識分子精英及儒學治國的一套穩定體系，所以此時注重名節而不注重個人的權益。
這段時間所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支配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有數百年之久。但是這種穩定的中國體系終究會面臨挑戰與壓力，在明代末期又面臨一次轉折。
明代末期，王陽明學派對朱子學派有基本上的質疑。而當時國家機構所表現的效率與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為代表的國家機關是否真能符合穩定社會所盼望的政府形態也受到質疑。我們從明朝末年的文學作品、歷史記載都可看到殉道的人物。
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學者開始認真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社會的結構。以黃宗羲、顧炎武作為代表的學者，甚至懷疑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提出許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觀念。我個人認為這一段的中國思想史，幾乎可以與西方的啓蒙時代的思想相比擬。
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換代以後，無法繼續下來。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朝的帝制比以前更為徹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來的傳統儒家思想，由於強調穩定性，必然是趨於保守。所以朱學的知識分子雖具有正統的地位，卻不會容許明末這些挑戰者繼續發揮他們的思想。
因此，從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紀，是中國在思想界極為呆滯的時代。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被當作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為大家所遵循，但其間虛偽之處太多，同時也沒有新的力量出現，可以擔起翻舊更新的工作。
這種文化系統實際上是缺少活力的，沒有辦法真正面臨另一股大力量的衝擊。
2.
我們將面臨的可能是一個完全失序的世界
新的力量是中國與世界有了新的接觸之後產生的。西方世界有其本身的文化傳承，發展出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行為法則與道德觀念。西方的文明孕育出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工業生產製度。
西方進入中國以後，本來就已經缺乏活力的中國傳統思想根本無法抵禦。所以從19世紀到現在，如果我們要説以儒家為基礎的中國道德倫理觀念還有更新增長的活力，那恐怕是自己在騙自己。
19世紀到20世紀的中葉，每一箇中國人都卷在兩種文化體系衝突的漩渦裏，其間也有些可敬的學者，嘗試著去做揉合與新的解釋工作。但究竟因中國以儒家為基石的文化體系喪失活力太久，已是相當僵化的系統，要回生是相當困難的。
這一段的禮壞樂崩不能歸罪於五四，也不能歸罪於現代新教育體制下的知識分子，這是舊系統本身早已喪失了生機。
此時期的中國人必須重新架構另外一套價值體系。
20世紀初期有幾位人物值得加以注意。章炳麟想把中國界定成一個民族。但中國向來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天下；中國向來不是一個民族，而是複雜的族羣共同體。可是在列國競爭的體制下，一個漫無邊界的天下與漫無邊界的羣體，恐怕很難找得出自己認同的方向。
章炳麟所作的工作，起始是以滿族和漢族的對立來肯定漢族自身存在的意義，即所謂排斥胡虜觀念，接著再進一步肯定黃帝子孫。換言之，章炳麟是在尋找一個新的大我，這個大我不是像同心圓般從社區擴大到天下，而是一個可以界定的。
有歷史傳承系統的大民族。梁啓超則是把大我界為國家，使一個有主權的國家成為團結這些人羣的主體，以與世界上列國體制下的列強做競爭。這兩種觀念，一是保種，一是保國，但都是要尋找大我。
孫中山無疑是把兩種觀念融合在一起，想要使中國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但他面臨的困難是：一方面要肯定五族共和的多民族體系，一方面又肯定民族主義。最後解決的辦法是把國家凌駕於民族之上，國家做為容納多個民族的主體。
回頭看明末清初所談到的亡國沒有關係，亡天下才可怕。其中“亡天下”三字，代表的正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期許——中國文化治天下。但20世紀，中國文化是依附在中國族羣上，留在中國國家的圈子內。在有一個大我做為終極的組織形式時，就必須界定大我的行為規範。
例如在三民主義中，個人主義是沒有什麼空間的；民族主義是為了集體存在，甚至民權、民生主義也都是為了集體穩定。這種觀念近於朱子，而遠離於孔、孟。孔、孟所肯定的是人在天地之間的價值，是人在天、地、人三才之中的地位。孟子界定人的所作所為時，是從人性下手，是從“四端”下手。
20世紀的中國人想界定的則是個人在大我之中，如何適得其分地貢獻義務、享受權利。20世紀的中國人要如此界定，自有其時代背景。
像德國在17到19世紀之間，界定了日耳曼民族的存在意義，界定了日耳曼精神，界定了國民在國家裏的身份；“意大利復興”要重新締造一個今日的羅馬；日本明治維新在東方締造了一個西方式的國家。這些都是當時中國人所學習的藍本。
如果仔細觀察，便會發現，孫中山指出的道德要求、一個公民應有的行為標準，和日耳曼所界定的國民精神相當接近。
由於這一次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大轉折過於龐大，百年內不易完成。何況中國的教育始終是在雙軌制之下發展，一方面有西化教育，另一方面有傳統的家庭教育和社會上既有的傳統價值體系。
在20世紀結束之際，這一次的轉變始終未能完成，因此仍不斷可見到中外價值的比較、中學西用或西學中用等論點。文化體系愈小，轉變愈容易。文化體系愈龐大、愈複雜，轉變愈難。相對於中國的文化體系而言，日本的文化體系是相當小的，不僅時間短，內容也比較不復雜，所以日本的轉變要比中國來的容易。
中國文化體系是龐大的、複雜的，單是消化佛教就花了1000年的時間，要消化西方價值觀，中國不可能在100年內完成。也因此，在這100年中，不斷地聽到相同的感慨，不斷地看到大家討論社會失序的問題。從長程的歷史觀點來看，這些現象是自然的，但是，生存其中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每個人都會感覺到困擾和失落。
我們是不是要完全接受西方的價值做為解決的方案呢？倒也不然。因為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和美國對他們自己花了近300年所形成的社會價值，產生一波質疑的浪潮。
造成這種質疑的力量，首先應是近代戰爭的可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死亡人數無以數計，希特勒之於猶太人、日本人之於東亞人民，屠殺滅族行為也到處可見。再加上戰爭的殘酷、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穩定與不公平，都引發了大家開始質疑在基督教基礎上所建立的近代文明，開始懷疑其正當性與合法性。
造成質疑的第二股力量，是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各地接觸頻繁。多種文明在接觸之中各自呈現其特色，也各自對別人特色造成衝擊。
第三股力量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制度解體。各西方殖民國家由殖民地退出，而殖民地原來的文明有了重新發展的機會，於是各地的弱勢族羣也開始懷疑：為什麼一定要遵守西方的價值？為什麼要在沒有進一步思考的情況下就盲目地接受西方的價值？為什麼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價值觀念？
第四股造成質疑的力量是婦女的解放。在民主制度逐漸成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政治制度時，許多不同社會中受忽略、受壓制的女性，開始對自己的權利、義務及身份有了新的認識。這股新的反省力量，衝擊了以男性做為主體的社會行為模式與價值標準。
以上四股力量衝擊的後果，是一套新價值標準的基礎開始呈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權的觀念。而人權是屬於個人的，人權不屬於羣體，羣體的特性不能超越人權的基本價值之上。自由則是體現人權的方式，人權為體，自由為用，自由的觀念也會成為新文明的重要價值標準。
最近在各個人文學科的領域裏，都有解構思潮的出現。解構不是破壞，而是嘗試重建，是一種重建新秩序的努力。但在重建的過程中，由於婦女站起來了，弱勢族羣站起來了，弱勢的文化系統、宗教系統重新發現自己的存在，於是重新建構的的工作多面的、多角的、多邊的，不僅缺少協調，甚至還充滿了衝突和誤解。
由人文學科所開始的解構工作，遲早會衝擊到政治面和經濟面。那時所引發的浪潮，可能會更為澎湃有力，而且來去方向都不會一致，我們預見將來會有一段時間的亂潮，會有許多的漩渦與波動。我們正處於這一波大浪潮將起未起之際，我們將面臨的世界可能是一個完全失序的世界。
人類如何重建新的秩序，不但是中國文化所面臨的難題，也是全世界各不同文化共同面臨的大難題。重新建構完成之後的新社會，可能是一個多元的、多主體性的結構。它缺少中央，所以沒有邊緣；缺少權威與一個秩序的維持者，所以必須要靠協調與磋商。
走向這個新社會的趨勢是全球性的，而走向這個新社會的路程，將會充滿挑戰、危機與不穩定。此時此刻，如果我們還在尋找方向，可能為時略晚。在面對這種嚴峻的情勢之下，我們的心情應當是沉重的。
3.
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再有歸屬感
目前我們正要進入21世紀。世紀的劃分本來並無意義，時間永遠是向前走，一如抽刀斷水是切不斷水流的。把時間界定成一段一段，只不過是為了方便而已。但在此時此刻，這樣一個時間上的劃分，倒是能給予我們警惕的作用。
進入一個新的世紀，是否就此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由20世紀後半已經在進行的種種變局來看，我們確實是將要快速地進入一個新的局面。
除了上節所説的文化多元性所引發的衝突與質疑，以及多元、多主體結構工作之外，我們還正在面臨著幾個很大的衝擊力量。
第一是國際化與全球化。今天的經濟制度，多國企業與國際企業，正在將世界的經濟紡織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絡。新的生產技術與管理制度，將人類的生產工作有了新的分工方式，不論是垂直的分工或是橫向的分工，都會跨越國界。
經濟的國際化將衝擊到傳統資本主義的根本假設，那就是“國家的財富”觀念，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國際化經濟網絡之下，必需要有新的界定。
政治方面的國際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了國際聯盟，二次大戰之後又成立了聯合國，再加上其他許許多多區域性的國際組織與全球性的各種組織，使任何國家都不再有完整的主權。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都已將人類共同的社會價值放在主權國家之上。無疑地，今天仍有強國的霸權，各種維持國際秩序的口號可能正是霸權國家所利用的工具，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種口號之所以能成為工具，正是因為大家認為它們有其具體意義。
各地人羣社會，走向國際化的速度並不一樣，有些地區已達到國際化的水平，有些地區還正在嘗試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這些步伐的不一致自會引發許多衝突與糾紛。不過，可能在21世紀中葉之前，國際化的人類社會定是非常明顯了。這個浪潮當然也會衝擊到公民的觀念，使許多以國家公民權利義務為基本假設的道德與倫理，也會受到質疑。
第二個衝擊力量是近代的科技，尤其是生物科技的發展。人類能操縱生物並非新鮮之事，很早之前人類就知道利用接種、選種、插枝諸項技術，以提高農業生產。但真正闖入生物科技世界是在基因工程以後，英國那隻叫做多莉的羊出世後，人類才真正打開了一個生物科技的新紀元。
人類如此闖入生命的奧秘之中，是福是禍還很難斷言，也不易有一定的結論。下一個世紀，生物科技發展更快、更遠之時，我們對生命本身的意義必須要重新加以認識，對人自許為生物羣中最高地位的價值，也必定要重新加以檢討。被衝擊最嚴重者當屬基督教、回教等世界上幾個主要的宗教系統。
在我們瞭解到生命如何而來，以及人類與其他生命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遠之時，人類是否還可以説我們是僅次於上帝的生物？我們存在的意義又在那裏？但反言之，人類也可能會因而獲得更新的自信，經由科技竟可探索了奧秘的生命世界，豈不正可證明人類是一很特殊的生物嗎？
這一切的是非功過，今日不易斷言，總之生物科技這個潘多拉魔盒的蓋子，已被打開了一條縫隙，從盒子中出來的是天使還是妖魔，我們無法控制，也無法預言。
第三個衝擊力量是資訊化。嶄新的資訊工具，是人類交換消息、知識的大革命。在人類發展史上，文字出現是一次革命；印刷術出現是另一次革命；電話、電訊出現是三次革命。但這一次的資訊革命，其氣勢如排山倒海，而且無孔不入，影響了我們控制、掌握知識的能力，以及人羣之間交往的濃度與幅度。資訊革命一方面使人與人的距離拉近，同時也減少了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
從前者，我們重新組合人羣，從後者，我們正在離散固有的人羣結構。人類的社會都將走向資訊社會，而且是全球性的，這與前面所提到的國際化互為表裏。全球性的資訊網一定能整合人類於一體，至少在潛在可能性上，可以消除人類的不平等，以及去除掉過去人類之間的界限。但同時也會創造出新的階級，使掌握資訊的人有壟斷財富、權力的機會。
綜合上面三種力量和前面提到的多元，多主體的重建工作，我們預計可能會出現的後果是：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再有歸屬感，不再有可遵循的法則或秩序，這是人類新出現的混沌局面。21世紀走完之前，這種形勢可能已經非常明顯。
今天，半個世界，還留在建構民族國家的層次。這是歷史的弔詭，許多人不願承認它魔魁的特性，但恐怕我們很難躲得掉。今日要重建價值，恐怕不再是以復興中華文化、重整儒家理想所能夠應付的。因為我們面臨的是人類從來沒有經過的一個新的經驗。
4.
人類新價值的可能性
在混沌之中，我們應該怎麼辦？恐怕不會有先知、救世主或是萬世師表來開導我們。
在這個大的浪潮之下，每個人的力量是薄弱的，聲音是微細的。但我們必須要自救，不能等先知和聖者來救我們，我們必須自己救自己。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共同參與來建構一個人類的新價值。
在新的混沌之中，恐怕只有兩個真實不虛：一端是全人類共同的社會，另一端是真實的個人；其間的種種羣體都是某性質的共同體，而各種共同體之間，有重疊但不會等同；也不會有國家那種終極的共同體，強而有力且包羅萬有。我想，建構的起點，首先是在承認你我的存在，在彼此承認另一個人存在之上找出相處的規範。
哪些規範是我們應當找到的？
第一、不管是經過電話、網絡、衞星、電視的交談，我們至少要互相信任。互相信任，應當是重要的起點。
第二、是一個人應堅持自己存在的價值，也因此必須要承認別人存在的價值。這也就是自尊、自重與彼此承認各自的獨立性。
第三、是人與人之間的容忍。兩個人或許多人相處在一起，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特性，只好尋找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點，去容忍個人的小差異。
第四、是誠實。我們必須要讓對方覺得我所説的話是真話，也必須要假定別人對我所説的是真話。有誠實，才有基本的互信。
綜合以上幾點，其實與孔子所説的仁、恕、信、義並沒有太大差別。最基本的原則也不過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沒有神，照樣可以得到這個規則；沒有超越的力量，也可能達到這樣的約定和默契。這一套新的行為範疇，可從每個人實際的工作中獲得證實與確認。
在孔子、佛家與猶太教諸先知及希臘諸哲人的時代，幾個古代文明因為這些人物的理念，各自擬定了一系列的價值觀念，使人類不是僅以求活為滿足，那些超越的價值賦予人類生活的意義。
遠古以來，人類歷盡千萬年的掙扎，經過那些偉大心靈的啓蒙，始得以突破矇昧，轉入文明之境。現在，我們正在另一必須有所突破的時代，現代科技文明出現，其動力已將我們推向另一個境界，而諸多主要文明相互接觸，已到必須有所融合，互補長短，不致有所衝突的時候。
這是另一次的轉折契機，我們不必只在某一文明的立場發言，卻也不應當放任今日為主流的歐美文明獨擅未來人類共同文明的發展方向，其他文明（亦即中華、印度、伊斯蘭……文明）皆各有其值得取擷的文化資源，我們也應將這些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納入未來的共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