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冰點】數字遊民,從工位中解脱

由 聊素麗 發佈於 休閒

潘詩宇和丁鋒在墨西哥 本版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2022年11月的一個清晨,當國內大城市的年輕人湧向通往寫字大樓的地鐵,或疲憊地打開電腦準備居家辦公時,潘詩宇和丁鋒這對90後夫妻正坐在一棟樹木環繞的建築前,悠閒地喝着熱可可,看着遠處高聳的山脈和白雲。

    這裏是秘魯的庫斯科,一座美麗的印加古城。過去3年,這對夫妻已經旅居過南美洲的7個國家、幾十個城市。

    在互聯網上,潘詩宇和丁鋒以“遊牧夫妻”被人熟知。還有人在巴厘島的沙灘上敲代碼,在泰國的咖啡廳裏線上寫作,或者在西雙版納的房車裏剪輯旅行視頻。

    如今,這種利用網絡數字手段完成工作、辦公地點自由的人被稱為“數字遊民”。

    疫情期間,遠程辦公者的增多促進了這種生活方式的風行。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2020年年中,美國的數字遊民數量較2019年增加50%,從730萬增至1090萬。2022年年初在線旅遊社交平台“螞蜂窩”發佈的《2021中國旅居度假白皮書》顯示,超六成人渴望成為辦公地點不固定的數字遊民。

    數字遊民的概念出自1997年出版的一本書《Digital Nomad(數字遊民)》,該書作者牧本次雄預測,在未來社會,通信技術的進步將打破工作與工作地點之間的強關係,流行一種依靠互聯網創造收入、在全世界自由移動的生活方式。

    2007年,一個名叫蒂莫西·費里斯的美國年輕人讓這種生活方式走入大眾視野。費里斯經營着一家營養品跨國公司,創業過程中,他發現在網絡時代,只要做好前期基礎運營工作,就能從繁重的工作和固定的工位中解脱出來。

    他每週只工作4小時,其餘時間用來環遊世界。他掌握了6門外語,獲得全美散打冠軍,還保持了一項探戈吉尼斯世界紀錄。

張樂在土耳其


    他的書籍《每天工作4小時》一經出版,便雄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75周之久。在這本被譽為“數字遊民的聖經”的書中,費里斯稱,未來將出現一羣人,“他們拋棄了傳統的退休享樂生活計劃,轉而創造一種聚焦當下的奢侈生活方式,這種奢侈體現在兩個維度:可支配時間和可移動性。這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我們權且把它稱作‘生活方式設計’。”

    讀到這句話時,張樂剛剛大學畢業。他學習石油地質學,畢業後進入一家外企,在非洲熱帶草原上做電纜測井。這份工作實行4周輪休制,每到放假,王強就去世界各地旅行。工作3年後,他跟公司申請回國未果,沒了工作。

    “中國人在外企容易遇到職業晉升天花板。”他又跳槽到國內一家民營企業做海外市場業務,常駐迪拜。他和上司在一套公寓裏生活和辦公,每天24小時“抬頭不見低頭見”。他剛吃完晚飯準備看電影,老闆突然從房間出來,讓他看一份文件。“我看到了企業對勞動力毫無節制的剝削。”工作4個月後,他辭職了。

    2015年春節,他去泰國旅行,在清邁遇到很多數字遊民。他記得有一個加拿大年輕人在網上賣水煙壺,水煙壺由一家深圳公司生產,再寄到加拿大的物流公司,由這家物流公司發貨、售後,年輕人負責在網站上銷售。

    張樂很驚訝,“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工作。”他想嘗試這種生活方式。

    同張樂一樣,丁鋒和潘詩宇原本在國內公司上班。因為頻繁加班,潘詩宇的淋巴結、耳朵經常發炎。丁鋒工作壓力也大,回家後,他只想癱在家裏,對很多事情提不起興趣。

    “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感。”更讓他們絕望的是,即便得到晉升,生活依然很忙碌,“看不到人生的目標和希望”。

    2019年年底,他們有了開着房車旅行的想法。丁鋒承認,離開熟悉的環境很難,“不知道最終能收穫什麼”。糾結一番,他還是決定冒險,“不想浪費人生了,害怕年紀越大越難改變自己”。

    他們準備了至少可以旅行一年的費用。2020年疫情突發,他們滯留在墨西哥的一個小鎮,焦慮着是否回國、不回國如何生存下去。

    他們嘗試做自媒體,在網上學習拍攝、剪輯,堅持更新視頻一年半,才有了廣告收入。丁鋒又在國內網站上傳個人設計作品,靠接項目賺錢。剛接項目時,國內客户一聽説他在另一個半球,就不想合作了。他謊稱在國內,經常和項目方在半夜凌晨溝通,對身體損害很大,就改接國外項目。

    潘詩宇則靠投稿、線上教瑜伽課、翻譯獲取收入。他們還經營着一個線上付費社羣,提供成為數字遊民和旅居生活的經驗。

    張樂運營一個叫“數字遊民部落”的社羣,靠內容付費、線上投資、國內房產的租金維持開銷。

    在張樂看來,準備一筆足夠3年旅行的積蓄很重要。他注意到,很多數字遊民半路放棄,都是因為經濟壓力大。“應該踏踏實實積累一些技能,再嘗試去遠方。”丁鋒説。

    創造可以產生複利的數字資產,實現時間自由是很多數字遊民的夢想,但多數人距離這個目標還很遙遠。丁鋒和潘詩宇目前的收入不如在國內工作時,但他們並不後悔辭職。

    他們曾在阿根廷撫摸四五百年前的藍色冰川,在秘魯的雪山腳下“吸”羊駝。他們抵達“世界盡頭”烏斯懷亞,在輪船上眺望遼闊的海灣和紅色的燈塔,感受“人類的渺小”。在墨西哥,他們度過了一場難忘的“亡靈節”,人們唱歌跳舞,圍坐在墓地前為親人守夜、祈福,“讓人對死亡不再恐懼”。

    他們有了更多時間探索自我。體驗過拳擊課後,丁鋒發現自己雖然瘦弱,但有很強的爆發力和柔韌性。以前,他不敢跳舞,但參加多次活動後,他敢在人羣中自然搖擺了。他克服“恐高症”,第一次體驗户外攀巖,並利用碎化片時間,學會了一種帶火的街頭表演藝術。

    一個名叫“San Cristobal”的墨西哥小鎮顛覆了他們對“理想生活環境”的看法。那裏的物價很低,3元能買四五個牛油果,一週食材花費200多元。

    小鎮沒有廣告牌,沒有網購,兩人常去集市上淘二手衣服,一個月總支出不到5000元。丁鋒接一個項目,足夠在這裏生活幾個月。

    這裏還常常舉辦文化藝術類活動,畫廊、酒吧、餐廳隨處可見。他們所在的房車營地有大院子、草坪和樹林。營地成員們種菜、養雞,坐在一起烤火、看劇、聊天,生活氣息濃厚。

    在張樂看來,這正是數字遊民生活的吸引力,“拿着相對較高的收入,去物價低廉的城市生活,提升自己的購買力和生活水準,實現‘地理套利’”。

    數字遊民城市評分網站“Nomad List”從消費水平、氣温、安全、網速等維度,對全球1000多個城市進行排名,葡萄牙里斯本、巴厘島倉谷和泰國曼谷排名前三。

    隨着這種生活方式興起的還有數字遊民社區和共享辦公空間。

    丁鋒和潘詩宇體驗過多種類型的國際社區。他們在危地馬拉住過一個以“瑜伽和藝術”為主題的長租社區,社區位於湖邊的一個村莊,一樓的大廳用來會客,二樓的天台可以練習瑜伽、冥想。這裏還有一個小農場,種着蔬菜、茶、香料。

    社區經常舉辦半開放型的活動,比如每兩週一次的“寫作圍爐”,參與者可以分享、提問、交流經驗。在每週一次的“喝茶讀詩”會上,大家會朗誦自己寫的詩。在這裏,潘詩宇剪輯了很多視頻,公眾號更新頻率也高了。她還愛上了做飯。

    這讓潘詩宇和丁鋒意識到,足夠的空間、志同道合的人、舒適有邊界的關係,不僅讓人感到幸福,也會讓工作高效。

    實際上,數字遊民的生活方式仍是少數人的特權。麥肯錫公司研究勞動力、經濟發展和遠程工作的合夥人蘇珊·隆德(Susan Lund)研究發現,在遠程工作者中,成為數字遊民的人,大多是高級管理人員。

    不過,沒有任何一種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旅行途中,潘詩宇的爺爺去世了。當時回國航班很少,她沒能見爺爺最後一面。

    開房車旅行時,丁鋒需要定期忍着惡臭,給房車排放污水。為了租到合適的房子,張樂每到一個地方要大量瀏覽網上的短租信息,尋找性價比高的房源,還要和不退押金的房東鬥智鬥勇。

    這種生活方式對自律要求更高。丁鋒坦誠,線下工作時,同一專業的人聚集在一間辦公室,遇到問題可以互相討論,“成長氛圍感更強”。但遠程工作者要獨自解決業務問題,制訂工作計劃。

    張樂沒有制訂嚴格的工作計劃,常常不自覺刷手機,需要集中注意力寫作時,他會把手機交給太太保管。

    線上工作對旅行目的地要求也很高。丁鋒和潘詩宇曾到訪一個亞馬遜雨林的社區,那裏的房子用木頭和茅草搭建而成,沒有網和電,蚊蟲飛舞,他們每天晚上會被濕疹癢醒,無法線上工作,只住了一個星期就回到城市。

    他們曾在10平方米的房車裏共處48小時,一起吃飯、工作、睡覺,潘詩宇感覺“空間侷促”,通過做瑜伽解壓。

    頻繁移動還帶來了漂泊感和某種孤獨。由於停留時間短暫,丁鋒每次在一個城市遇到新朋友,所聊話題都雷同,“關係無法深入下去”。後來他們放棄房車,選擇居住在公寓或社區。

    為了結交新朋友,張樂從2018年開始隨身攜帶一個飛盤,每到一個新城市,就在當地社交網站上發帖,組織飛盤活動。他還報過語言、烹飪、藝術類課程,參加過旅行團。有的國家的人不會説英語,他很難交到本地朋友。

    “ANDCO”“Remote Year”是美國兩家為遠程工作者提供服務的市場機構。兩家機構2018年發佈的遠程辦公調查報告《The Anywhere Office》顯示,超過三成的受訪者把“孤獨”列為遠程工作過程中最大的挑戰。

    張樂説,很多數字遊民的移動頻率會越來越慢,從幾天換一個地方到幾個月換一個城市,最後選擇2-3個地方長住。

    有的遊民家庭還需要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張樂和“遊牧夫妻”都沒有孩子,但他們見過一些數字遊民,有的把孩子送到寄宿學校,有的讓孩子在家上網課,還有的讓孩子在雨林生活,接受生態教育。

    潘詩宇和丁鋒曾探討,假如他們有了孩子,不走主流教育路徑,孩子是否能適應主流社會。他們還沒有答案。

    張樂説,數字遊民常常要面對來自“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挑戰,“很多人認為這樣的生活方式過於‘非主流’”。他回家後,常被親戚追問掙多少錢,何時生孩子。

    他也曾糾結,在地質學領域已鑽研多年,轉行做內容是否有些可惜。但他覺得,人應該做喜歡的事情並創造價值。

    張樂記得在馬來西亞看野生人猿保護基地時,遇到一個奧地利人。對方每年放假都來這裏看人猿,來了10年了,記得每一個人猿的名字。這名奧地利人啓發張樂,“找到讓自己舒服的狀態,不要跟着別人的指引走”。

    丁鋒對一對美國夫婦印象深刻。這對夫婦只帶1000美元就開始了房車旅行,中途經歷了撞車、孩子早產,一度山窮水盡。但他們堅持了下來,穿越了十幾個國家。他們靠表演流動藝術、教瑜伽、當外教掙錢,並將此視為一場“連接世界”的行為藝術。

    “他們對自己做的事情有非常強的使命感”,這讓丁鋒思考,“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想過什麼樣的生活。”張樂正在寫一本書,想向更多人介紹數字遊民的生活方式。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