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乃大家氣派。“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則是偉人風範。大家氣派不敢有，偉人風範卻該學。依我這個起碼知識分子的看法，在學校裏讀書充其量只能算是“作業”，不能叫做真正意義上的讀書。做作業是老師佈置的學校規定必須讀的那些“品種”，你不讀不鬧懂不許你畢業。
讀書人是根據自己個人的志趣愛好而自選自學，無人強迫，俗點講是自尋苦樂，甘做囚徒；雅一些便叫“做學問”，讀書人亦被稱作學問家。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學以致用者，世上便有了“教授書”，教你五行八作，幫你“討生活”；有讀書取樂者，世上亦有“消閒書”，它助你打發時光；有工人、農民、太太、小姐……世上便出現各式各樣的千奇百怪的數也數不清永遠看不完的書。
我頂多算半個讀書人。因為伴隨年齡的增長，從鄉村走入城市、走入軍營、跨進工廠……非但職業有變，志趣亦隨之變化。書買的雜，讀得也雜。不懂事的時候，鄉村裏除了課本，便是小人書(我那時稱娃娃書)，更多的書是老爺爺老奶奶大叔大嫂們的粗俗故事；已懂事時遭遇“破四舊”，想讀書卻無書可讀。書店裏除了“老大哥”們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便是馬恩列斯毛的著作。
當兵兩年，我只借到過一部歌頌文革的“革命小説”，而且記不得書名了；70年代初在工廠偶爾借到一本《金薔薇》，竟抄下來了。真正開始讀書是70年代未，在武漢水院學習“發電廠熱工儀表及自動化”，卻通過武漢大學的朋友辦借書證，看武大圖書館裏的文學書。
那時候年輕，能看書熬夜，也喜歡“爬格子”。到工廠後充任技術員，常常因愛看文學書愛寫小説使領導和同事們生厭，被斥之為“不務正業”。直到數年後，不再是“次品坐家”，人們才不那麼責難和譏笑了。
1984年從鄂東調到鄂西，專職當“土記者”了，我與書的情緣才如同婚姻一樣，變得合情合法。近十年借書的條件甚好，寫作的環境也不錯，書店也就很少光顧了。偶爾出差，自然是少不了逛逛書店書攤的，但極少買，除非是特別喜愛且本地買不到手的，再貴也絕不吝惜錢。
斗室裏書漸漸多了，就犯愁，既擔心蟲子咬，又無法擺放。堆着吧，用時不方便；擺着吧，又實在不知該偏重哪一類。左右為難時，只好“請書入箱”。這着實叫我頭痛了好些天，“書到用時方恨少”，心裏覺得，案台、書櫃、壁櫥裏的書，都是我這個“斗室坐家”的親密伴侶，誰也不該從原來的位置上消失。
沒奈何，還是狠心把書藏匿了滿滿一大箱，放在了牆角。不知怎地，每當我看見這口包容了數百本書的箱子，內心就感到愧疚不安，以為自己做錯了事，不該把書們冷落：他們曾默默地陪伴我多年啊，許多書如好朋友一般，在我從文的艱難道路上幫過我哩。
工作之餘，我把大部分時間交給了書。在我謂之曰“廢思堂”的斗室裏，我與書為伴，書與我為友，常常相互“談心”至深夜。久了，慣了，倘若因出差好些天不進斗室，不去與我的書朋友親熱，心裏一定感到不踏實哩。我愛書，因為書如食糧。
嗜書，書即心之伴——永遠，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