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察者與一種“開化”新思 ——讀《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

▲《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

[日]林丈二著鳳氣至純平、許倍榕譯

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小大之辨”是當下史學界紅極一時的熱議話題。對歷史“碎片化”憂心忡忡的一方為“政治史復興”等“宏大敍事”搖旗吶喊；而另一邊，秉承“無碎不通”的執着信念，演繹出一番別緻而省思深刻的“小歷史”圖卷。但不論是“大圖景”抑或“小畫卷”，評判歷史書寫質量的公理無疑還是要落在“講故事”這個史學本性上。

近日，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林丈二的《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一書，從中可以窺見一番從容遊走於“小”“大”之間、再現歷史常識背後複雜過程的神來筆法。也正是因此，該書超脱了充斥於一般“通俗講史”字裏行間的“庸”與“豔”，而是通過呈現稀鬆平常的民間細節，帶領我們浸潤，通透而全息地重識了頗為熟悉的明治維新與日本開化。

歷史觀察者與“人人皆可作史”的時代

近年公眾史學勃興，以口述史為主要承載的“人人皆可作史”論影響日隆；而互聯網時代“自媒體寫史”的局部成功，又在傳統史家羣體的身份認同上烙下了一個巨大且仍在膨脹的問號。

如果説近代史學刺激了職業歷史學家脱離“書生”宿命而走向專業重構，那麼當前我們所直面的“史筆公開”，毫無疑問也會在模糊職業歷史學家邊界的同時孕生出一類不以歷史為職業卻因以之為志業而大有成就者。這批“志業”史學家將為往後歷史寫作注入他們各自母學科的精神營養，從而在視野、筆法等“器”層面深刻改寫史學發展。生理學教授賈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與他撼動社會科學界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即是一鐵證。

林丈二是一位堪稱經典的“志業”史學家。他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後來的工作履歷也集中在插畫師、策展人，雖與歷史多少沾邊，但畢竟還是遠離“寫史”所必須的貫注環境。不過“八小時之外”的林丈二有兩項獨到嗜好（以此形容並不為過），其一是在“散步”中發覺街頭藝術，為此他發起了日本“路上觀察者學會”，在公共藝術圈內盛名煊赫。另一癖好與“路上觀察”相似又有別。“同”是它也着眼凡間，主張置身體驗；“別”體現在“路上觀察”對應的是現世，而批量蒐集、編排、研讀明治時代新聞小説，將報端“俗畫”視若珍寶的“怪癖”，則把時間軸拉回到百餘年前。

藝術家的“觀察”本能賜予林丈二獨樹一幟的歷史修養，兩個“觀察”癖好練就了他檢視明治眾生相時的如炬慧眼。雖然他反覆謙稱自己是“外行人”，但35年如一日的閲報經歷使他囤積了多達五萬篇的明治圖像札記，這何嘗不是古人所謂的“擁書自雄”？更何況長久以來對“路上觀察”的情有獨鍾早已使他歷練出一雙“鷹眼”：普通人讀圖是在視覺障翳下看熱鬧，林丈二卻能旁徵博引，讀取圖像背後明治時代“和洋交會”的歷史真貌。

《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全書謀篇有據，均由一幅新聞小説“繪入”（插圖）帶出若干物什考證、周邊軼聞。新聞小説插畫雖有包羅萬象的記憶優勢，卻因囊括蕪雜、虛實相間而對利用章法要求頗高。相反於而今形象史學對“圖像證史”的痴迷，林丈二另闢蹊徑地組織起了一套由圖像本身為起點的歷史講述邏輯。通過細膩的局部“凝視”、形象比對，使明治時風躍然紙面，不再停留於職業歷史學家慣常講述的“點到點”文明突變，真正把形象史學落實到了文本史學的同儕地位，不再僅是“註疏”。

所謂“一切科學創造的底色均是觀察”，通過林丈二與《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我們可以預想見：未來“寫史者開放”擺在史學工作者面前最根本的易動，是要求他們從“記錄者”轉向“觀察者”，由居高臨下的史料擇選人變身親歷其間的史料體驗人。若真能具備一身觀察者功夫，不僅“任何人”可以寫史，任何平凡之物也可以挖出精彩歷史。若此，史學主體身份挑戰以及近來論爭頻頻的“（近代）史料富營養”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豈不妙哉？

“小圖像”對明治“文明大變局”的縮微與投影

讀罷《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咬手帕！”一節令筆者印象尤深。此節緣起一幅摘自《朝淺牆金露玉振》的版畫。林丈二交代，此圖並非摹畫現實生活，而是對某幕戲劇的定格。圖中一位着西服的女性口銜手帕，跪姿匍匐，面帶難色地輕扯某男子衣袖。林丈二“摳”出了此畫中的兩項關鍵細節：女子所穿“巴斯爾風格洋裝”以及嘴裏叼着的手帕。掩卷時想，林著裏這件“洋裝”和這塊“手帕”實則以“小圖像”開啓了明治“文明大變局”的又一重闡釋：“洋裝”案例是明治世變的縮微，而“手帕”往事將“明治開化”投影在更為寬闊的歷史帷幕上。

“巴斯爾風格洋裝”是明治時代日本女性短暫“西服潮”的產物和標誌。通過林丈二的展開介紹，我們得知這種日本貴婦新式着裝與鹿鳴館西裝革履的男性“衣服改良”同出一轍，都是因明治時代日本上游社會仰慕泰西新風而快速推廣開來的。然而由於禮俗未變，日本婦女着西裝總顯“爹頭娘腳”，加之面料、製衣均價格不菲，此次日本女性“西服潮”來之也快，去之更急。與“巴斯爾風格洋裝”流行起因相仿的男款西服卻愈行愈遠，逐步成長為日本近現代男子的基本裝束。由此可以窺見，明治年間的“近代化”絕非一江春水，而好似海灘潮汐，避不開前後差異甚至反覆週迴。明治時代計有45年，將之嵌入人類歷史長河不過短暫一瞬，然而由於斯時日本揖別故舊，脱離東亞秩序軌道轉而擁抱歐風，短短數十載見證的“劇變”就足以令讀史者目不暇接。更何況如“洋裝”案例所示，期間保守與更替往復周折，箇中史事繁多、動因交錯更是令後來者手足無措。“洋裝”素材恰到好處、全面如實地縮微了漫漫“明治開化”路，四兩撥千斤地清晰復現了明治日本總體變局。

那塊“手帕”在既往近代化敍論所漠視的領域上投下了“開化”之影。在我們習以為常的“近代化”圖式中，生產生活變革對經濟的刺激集中在製造工業，尤其是大型工業部門的崛起。此言不差，但林丈二卻發覺：由於日本女性快速接納了西式手帕，這種裝扮需求在國內應聲帶動起家庭副業性質的手帕加工，很大一批傳統家庭婦女因此迅即融入社會生產部門，一改閉塞家門的舊俗。緊承社會經濟向度，林丈二又以女性手帕使用為端口，探討了“審美”在開化前後的斷裂與庚續。譬如女性口銜手帕，一方面是日本文化中“第三隻手”慣性使然，與此同時又新孕育出了“性感”的隱晦意象。又如女性揮舞手帕送行的場景，也是古日本“振魂”民俗與婦女舉止有限解放的無縫合鑄。

作為社會科學方法的“縮微”與“投影”，毫無疑義並不是林丈二的專利。但同樣手握寫史思維的“它山之石”，同樣面向頭緒萬千的近代化轉型，《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剖物見史”的成功範式足以為同行效仿。那麼，在研究技法改良外，近代東亞“開化”的歷史寫作又該如何“再出發”呢？

重整近代東亞世界“開化”歷史的書寫端緒

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東亞，歷來被治史者引為近代化的經典標本，而東亞近代化又往往因明治日本革新口號而集體得名“開化”。“開化”的“開”是東西融匯的空間狀態，是實；而“化”則帶有明顯的情感痕跡，內裏表露着對東亞舊秩序乃至舊世界的全面否定。

然而，恰如韓東育在其《東亞的近代》中所揭示的：19世紀中葉以降中、日、韓三國雖同處“東亞文明圈”，卻因外部環境迥異、海內政勢懸殊而走向了“轉向”與“轉換”這兩條歧路。不獨東亞各國在近代化實踐上區分鮮明，一國內部的近代化也無從單憑“開化”而含混齊同。譬如《文明開化來了：明治時代的生活畫卷》透過“面桶”（平民食器與乞丐工具）、“衣紋竹”（晾曬器具）等與“開化”線性思維格格不入的庶民家當，將我們從“明治開化”的雲端引回切近歷史本真的現場：“貧窮家庭文明開化遲遲不來”，可“貧窮又很普遍”。

就此，“開化”論斷在東亞近代化研究中是否應當被剔除甚至推翻？其實，大可不必矯枉過正。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重整東亞世界“開化”的認知起點，來消弭“化”所觸發的片面和極端。

一方面，我們需要打破“小”與“大”的界牆，將“開化”納入“環境”而非事件與要素的近代敍事。早年間史學界的近代考察大多緊盯條約籤立、新法推行等事件，稍晚受西語政治、社會學方法刺激又衍生出了基於變革“要素”的歷史動力分析（“推-拉”模型等）。但遺憾的是，無論回溯標誌性事件還是解析特定“要素”，均極容易將“開化”概念變得空泛、簡單——似乎《南京條約》一通商，五個口岸城市應聲“開化”，全然淡化了條約前後地方社會轉換世界思維的連續過程。假使將上層、驟變之外的歷史“環境”（譬如百姓生業、民間生產技術、全球本土化的新飲食等）代入“開化”敍事，則無處不在的漸變、踟躕與“反常識”同化會很好地提示史學家對“開化”保持中允而非過分樂觀的態度。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開化”不是某種勝利，而是特定時空部分地選擇了有別於傳統的增長模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清末民初“政體革新何以拖不動全面轉型”是一條經典悖論，學者對此長懷困惑的原因眾多，但深透的“開化”曲解不可不謂癥結。基於政治嬗替、修約造法而得出的“進步”“開化”無從包容“開化”本意的多樣性，由此，“開化”則事事新、處處強的預想很快泡沫破滅。這警醒我們在書寫東亞乃至世界近代“開化”問題時務必謹慎對待，切忌將一種增長模式誤解乃至想象成增長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