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峯高度是怎麼測量出來的？
昨天，珠穆朗瑪峯最新高程公佈：8848.86米。
這是我國第3次成功測定並公佈珠峯高程。
珠峯，是世界之巔，也是觸達人類生存極限的苦寒之地。
測量珠峯，對中國測繪人而言，既是一生的夢想，也帶來身體和心靈的極大考驗。
2005年，時任人民日報教科文部記者的趙亞輝在珠峯和西藏跟蹤珠峯測量隊採訪118天，近距離接觸到這羣英雄的平凡人性和大地雄心；2009年，他再一次跟隨珠峯測量的主力軍——國家測繪局第一大地測量隊在青藏高原行走並生活了100多天，歸來後，他把途中的所見所聞訴諸筆端。
當珠峯新高度公佈之後，他在朋友圈這樣深情寫道：
今天珠峯新高程公佈，想起15年前那羣平凡人聚集在一起，做了測量珠峯這件不平凡的事。有幸遇見你們，真好！隊友們，你們是數據背後的英雄！
有的英雄在槍林彈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譎雲詭中磨鍊，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雙腳丈量着中華大地。
讓我們跟隨他一起走近珠峯測量的背後，感知和重温他們不為人知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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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趙亞輝
攝影：趙亞輝
珠穆朗瑪峯海拔5200米的營地
2005年4月，國測一大隊執行高程複測任務，升起國旗
在常人的眼中，中華大地是什麼樣子？
是起伏的高山，是連綿的大河，是壯闊的草原，是茫茫的大漠，是一幅幅美景組成的波瀾壯闊的畫卷。
在測繪隊員的眼中，中華大地是什麼樣子？
是一個一個的點。點有千千萬萬，數也數不清。
每一個小點，都有一組詳細的數據，標示着它的精確信息和地理位置。別小看這些地理數據，飛船上天、跨海大橋、西氣東輸、南水北調、三峽工程、青藏鐵路、數字城市……國家每一項重大工程，都離不開它的支持。
而這無數小點，組合在一起，就代表着中國。
冰雪中的五道梁測量點全景
這些點，不論在高山，在大河，在草原，在大漠，都必須有人一個一個走上去，架起儀器，讀取數據，編入檔案，畫出地圖。
幹這個活的人是誰？就是以國家測繪局第一大地測量隊（以下簡稱國測一大隊）為代表的測繪科技工作者。
在崑崙山，測量隊員寧偉（右）、張建華正進行GPS衞星觀測
國測一大隊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專業測繪隊伍。從1954年成立之日起，有隊員就懷有這樣一個夢，要測遍中國每一寸國土。
為了完成這個夢，一個人不行，那麼一支隊伍去；一代人不夠，那麼幾代人前仆後繼上。
轉瞬間，56年過去了。他們24次進駐內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無人區，37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已有5000多萬公里，相當於繞地球1250多圈。有不少老隊員，徒步測量走過的路，超過20萬公里，相當於繞地球5圈。
隊員張建華在冰雪中堅守
他們累計完成國家各等級三角測量1萬餘點，建造測量覘標10萬多座，提供各種測量數據5000多萬組，獲得近半個中國的大地測量控制成果，用血汗乃至生命繪出祖國的壯美藍圖。
現在，測遍中國每一寸國土的夢，依然未停。
大地雄心，繼續在倔強而執着地跳動着。
01
天與地 雪和沙
在極限環境裏工作，是我們國測一大隊測繪隊員的本分。
——一名老測繪員
“我們乾的工作，是天和地之間的大活”，一位老隊員説：“再説細點，就是四句話：堅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戰天鬥地，為祖國經天緯地。”
狂風席捲着冰雪砸在任秀波的臉上，眼前一片模糊，氣温是零下30多攝氏度，已經走了7個小時，他的臉失去了知覺，腿也麻木得不聽使喚，腳下的冰爪彷彿凝固在崖壁上，使盡渾身的力氣才能挪動一步。
這是2005年5月21日，海拔7700米，珠穆朗瑪峯北坡。一個26歲的青年身背十幾公斤的重力測量儀器，正在艱難地攀登。
隊員們在練習攀冰
雖然到一大隊只有7年，但是長期的野外測繪作業，已讓任秀波習慣了面對身體和環境的極限。進隊的時候，任秀波就聽老隊員説過：“在極限環境裏工作，是我們國測一大隊測繪隊員的本分。”
這些年裏，任秀波盡了本分，他經歷的極限不算少。
一次在藏北無人區，暴風雪夜裏，車壞了，他和老隊員一起，30多個小時沒吃東西，在冰原上走了40多公里，成功求生，不但又回去救出了隊友，還完成了重力測量任務；
還有一次在西藏阿里，在海拔5000多米的甜水海測量點，強烈的高原反應讓任秀波虛脱了，嘔吐了兩天，胃裏的東西吐完之後，居然開始吐血。為了不影響作業進度，他硬是挺到48小時聯測結束之後，才下撤到新疆葉城。
以往每一次面對極限，年輕的任秀波總有強大的信心，他相信自己能扛過去，就像那些經歷過同樣極限的老隊員一樣。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因為沒有老隊員經歷過。就是在全世界，也沒有專業測繪人員，到過如此高的海拔高度。
珠峯測量開始登頂
雲朵在腳下飄動，不遠處的珠峯峯頂雪白而聖潔。離天如此之近，腳下依然是祖國的大地。任秀波仰望蒼天，雙腳發力，可背上的儀器卻重逾千斤。
在海拔6500米以上，任秀波已經待了40多天。他的臉已被強烈的紫外線灼傷，成了棕褐色，有多處開裂；他的身體極度消耗，嚴重營養不良，體重下降了20多斤。
這麼多天的適應、等待和忍耐，就是為了把測量延伸到祖國大地的頂端，延伸到世界之巔。
重新精確測量珠穆朗瑪峯的高程，是中國測繪人的夢想。極度虛弱的任秀波不甘心，他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走到下一個宿營地，但是他要試一試，拼死也要試一試。
中國珠峯測量隊的隊員們整裝待發
面對極限，任秀波超越了自己。在極度缺氧和暴風雪中，任秀波一步一步走到了海拔7790米的2號登山營地。
當其他登山隊員因為極度疲勞都躺在帳篷裏休息時，任秀波卻在帳篷外，冒着暴風雪，喘着粗氣，在沒有任何供氧設備的情況下，架起重力儀，測出重力值，並用GPS接收機測量了該點的三維座標。
從此，共和國測繪史上誕生了新的高度——7790米。這也是世界測繪史上新的高度。
幾天後，記者在海拔5200米的珠峯大本營見到了任秀波。他説：“我盡了國測一大隊隊員的本分”。
本分！很簡單的一個詞。
對國測一大隊的隊員來説，這個詞，意味着當你面對極限、面對艱辛、面對困難、面對危險的時候，絕不退縮。這個詞，還意味着必須要習慣在天地之間的任何地方工作，不管這個地方是冰雪荒山，還是黃沙大漠，是高山峽谷，還是海島礁盤，是水鄉澤國，還是戈壁草原……
在地温高達60多攝氏度的新疆火焰山中，大地如蒸籠，一天喝20斤的水，隊員們依然感覺焦渴難忍，頭暈眼花；
在寒冬中的北疆阿勒泰山區，最冷時温度達零下45攝氏度，隊員們操作儀器，為了保持觀測精度，卻不能戴手套；
在阿爾金山裏，黑蚊子云霧般地圍着人和牲口叮。一匹白馬轉瞬間叮滿蚊子，成了黑馬，黑馬在地上打個滾，死蚊子的血又把黑馬染成紅馬；
在中國海拔最低的吐魯番艾丁湖，海拔負154米，温高風大，測繪隊的一頭駱駝被大風颳跑，追了近100公里才找到；
在遠離祖國2萬公里的南極冰原，為了填補我國南極測繪的空白，隊員們為了幾個數字，在大雪中堅守4天4夜；
在可可西里，泥濘的沼澤充滿危險，一輛車一天陷了30多次，挖了30多次，一整天只走了3公里；
在藏北無人區，因為缺氧，隊員頭疼欲裂。為了止疼，隊員把頭卡在鋼架牀的牀頭鋼管之間，這樣卡住，外面一疼，裏面的疼就不覺得了……
有一年，一組8名隊員在塔克拉瑪干南緣作業。每天觀測時，毒蚊子成羣結隊如轟炸機般在隊員頭頂盤旋。一次，累極的隊員們在紅柳灘夜宿，剛一着地便睡熟了，等到天亮爬起，每個人渾身上下被蚊子叮滿了紅包，癢得鑽心。一個隊員拿幹樹皮往身上一擦，鮮血直流。等到完成任務從戈壁深處走出來時，大家的臉龐都小了一圈。平均每個人瘦了11斤。
有人説，那一段測繪成果是用88斤新鮮的血肉換來的。
“我們乾的工作，是天和地之間的大活”，一位老隊員説：“再説細點，就是四句話：堅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戰天鬥地，為祖國經天緯地。”
其實還應該補上一句，他們的堅守感天動地。
02
生與死 苦和笑
“父親，我沒有見過你，聽説當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來看你，給你送點水。”
——吳永安
在國測一大隊隊史室的牆壁上，我看到了一份觸目驚心的名單。這是從1954年到1989年，犧牲在野外崗位上的測繪隊員，有46人。
犧牲者中，有的渴死、凍死、病死，有的墜下懸崖，有的掉入雪窟，有的遭遇雷擊……
他們大多英年早逝，有的死得很壯烈，有的死得很平淡，但他們都犧牲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他們的遺骨留在了西部大地偏遠的測區，其中大多數連墓碑也沒能留下。
在北京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一樓大廳裏，放着一台老式的測繪儀器，它有個名字，叫“宋澤盛儀器”。這台儀器背後，有一個讓人動容的故事。
在北疆阿爾泰山脈深處，有一座山名叫尖山，陡峭險峻，怪石嶙峋。1959年7月一個黃昏，國測一大隊作業組長宋澤盛，帶領幾名隊員，連續工作了兩個通宵，終於完成了尖山山頂的測繪任務。
崎嶇山路宛如一條羊腸，緊纏在山腰上，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懸崖。太疲憊了，一名隊員在下撤途中，一不小心，背上沉重的經緯儀撞上了峭壁，立刻重心不穩，連人帶儀器向懸崖邊滑去。
走在後面的宋澤盛一個箭步衝上去，用雙手托住下滑的隊友，使出全身力氣將隊友往上推。隊友和儀器安全了。宋澤盛的身體卻失去平衡，他腳下的碎石不斷地滑落。當隊友們伸出援手時，宋澤盛的指尖從他們手前滑過，大家眼睜睜看着他墜落到幾十米深的山崖下。
宋澤盛犧牲後，大家把這台儀器以他的名字命名，爭相使用，以此來表達對他的懷念和敬仰。
犧牲者當中，有一個人是被土匪殺害的，他的故事至今讓人揪心不已。
1963年7月，在甘肅南部的臘子口大山中，鍾亮其遭五六個土匪圍堵綁架。土匪逼問測量組駐地，嚴刑逼供中，鍾亮其眼被打瞎，身中數刀。為了小組安全，他寧死不屈，隻字不吐，慘遭土匪殺害。一個星期後，隊員們在白龍江邊的沙灘上，發現了鍾亮其遍體鱗傷的屍體。幾個月後，這些土匪被抓獲，世人才知道了鍾亮其犧牲的經過。
鍾亮其是烈士的後代，家中的獨生子，犧牲時還不到30歲。
國測一大隊年過70的老一代的測繪隊員，在接受採訪時，都會提到一個名字——吳昭璞。説起他，沒有人不掉淚。
1960年4月底，31歲的技術員吳昭璞帶領一個水準測量小組來到新疆南湖戈壁。
紅褐色的沙石一望無際，烈日當空，一具具駱駝的龐大白骨分外扎眼。天上，沒有一片雲；地上，沒有一滴水。氣温超過40攝氏度，地上的沙石更熱得燙腳。
一天早晨，意外發生了：裝滿清水的水桶漏了。桶空了，斷水了，離這裏最近的水源地在200公里外。
在藏北高原，每天要經過很多這樣的冰湖
茫茫戈壁，這意味着什麼，每個人心裏都很清楚。沉默中，吳昭璞做出決定，他把僅有的水囊遞給一位年輕隊員：“必須馬上撤離，你們兩人一組，認好路線輕裝外撤，我留下看守儀器資料，等着你們帶水回來。”
“這樣不行，你太危險……”有隊友想爭辯，被吳昭璞制止，“大家早一分鐘走出戈壁，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隊友們依依不捨地走了。他們竭盡全力，3天后回來了。
等他們找到吳昭璞時，被眼前悲壯的情景震撼——
帳篷裏所有的牙膏吃光了，所有的墨水喝乾了。吳昭璞口含黃沙，十指深深插進沙土。身高1米7的吳昭璞，已幹縮到不足4尺；原本英俊帥氣的小夥兒，武漢測繪學院的高材生，如今靜靜地躺在戈壁灘頭。
他的手錶，還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他的身後，資料整理得整整齊齊；他沾滿汗漬的衣服，嚴嚴實實地蓋在測繪儀器上。
他最後告別為之奮鬥的測繪事業時，是多麼戀戀不捨。
這一天正好是5月1日，是勞動者的節日。
隊友們心如刀絞。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3斤紅毛線。
這是幾周前，他在鄯善縣城買的。當時就要進戈壁了，遇到集市，吳昭璞想給遠在湖南農村老家的妻子和還沒出生的孩子買點東西。看到這個紅毛線，他很喜歡，就問了價錢。可是店主一看他的打扮，“遠看像討飯的，近看像逃難的”，就不客氣地回了一句：“你買不起就別問。”
吳昭璞沒有動氣，他只是回了一句，“你有多少毛線，我全買了。”
帶着3斤紅毛線，吳昭璞進了戈壁，再也沒有出來。後來，這3斤紅毛線，被隊友寄回了他的湖南老家。
多年以後，吳昭璞的遺腹子吳永安長大了，他來到位於西安的國測一大隊。當年吳昭璞的隊友，一看到永安身上穿的那件鮮紅的毛衣，眼淚就忍不住掉了下來。
他們都認識，這件毛衣上的毛線就是當年那3斤紅毛線。這毛線的顏色，他們刻骨銘心。
吳永安後來也成了一名國測一大隊的測繪隊員。他第一次去野外出任務，就申請去了父親犧牲的南湖戈壁。
在戈壁外的荒灘上，永安沒有找到父親的墓。由於道路變遷，當時又沒能立碑，當年埋葬父親遺骨的地方已經成為亂墳崗。只知道是這一片，不知道是哪一個。
永安買了兩個幾十公斤的大塑料桶，滿滿裝上水。他抱着水，撒到了亂墳崗上。“父親，我沒有見過你，聽説當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來看你，給你送點水。”
在46名犧牲者當中，宋澤盛、鍾亮其、吳昭璞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的名字至今被人傳誦。還有十幾名隊員，連名字也沒能留下來。只知道他曾經犧牲，卻不知道他姓甚名誰。
社會在發展，測繪也在進步。條件在改善，裝備在更新，觀念在提升，自1989年至今的20年裏，國測一大隊極少發生隊員犧牲的情況。
但是，有些東西是改不了的，而且永遠也無法改變。
隊員們在秦嶺野外進行技術訓練
那些高山、荒原、大漠、戈壁……惡劣的自然環境，一代代的測繪隊員，都無法逃避，必須去面對。
還是在吳昭璞犧牲的南湖戈壁，時間是30多年後，中隊長張全德帶領着張朝暉等10名年輕的測繪隊員，在這裏工作了42天。
一杯早上倒的開水，晚上回來還是熱的；帶去的巧克力，很快都成了巧克力醬；連木箱也受不了這種乾燥炎熱，不斷地開裂，鋪牀的竹排也一根根地折斷。
剛出鍋的饅頭，很快就能幹透，一口咬下去，把牙齒能硌出血，咬過的饅頭往白紙上一按，就是一枚鮮紅的印章。只好用水衝着吃，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鋸末。
整整42天，隊員們都成了黃風怪。所有抬槓的話都説完了，笑話也説完了，經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發呆。
大漠戈壁中的生命不容易，活着的東西都讓人尊敬。有一次，大風颳進來一隻蜥蜴。可能太熱了，蜥蜴總是三條腿着地，還不停換腿。隊員劉建是轉業軍人，他看着蜥蜴換腿，竟感覺像是在給他敬禮。他站直了，“啪”，也對着蜥蜴，回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就連蒼蠅這種小昆蟲，隊員們也覺得是個伴，不忍心傷害。
就在作業即將結束前2天，張朝暉病倒了。因為蔬菜斷了很久，他出現了嚴重的缺鉀症狀，肌肉麻痹，走路總摔跤，碗端不起來，後來連説話都困難。
隊友們決定連夜把他送出去。開了一夜的車，中隊長張全德抱着張朝暉，怕他昏迷太久，就高聲吼起秦腔。
張朝暉至今還清晰地記着那段秦腔聲，大嗓門，不着調，但是每次想起來，心裏暖和。
長時間跟野外隊員在一起，就會發現他們的一些秘密：每個隊員都會抽煙，因為孤獨和寂寞；很多人也要用衞生巾，因為長期在高原，幾乎人人都有輕重不同的痔瘡……
中國珠峯測量隊衝頂分隊的隊員們
對於在野外的測繪隊員來説，什麼是幸福？
每天早上起來，能用熱水洗把臉，吃個熱飯；出測回來，能及時喝上一杯熱水，這就是幸福。
今年剛加入一大隊的王濤第一次來西藏，他把感受寫成一首詩，第一句是：“以前總對生活要求太高，現在只要給我四面牆，房頂不要都行。”
長時間在野外，沒有發錢的機會，更沒有花錢的機會。每當發工資的時候，測繪隊員都會感到幸福，因為半年到10個月的工資會一次性發給他們。
當然，最大的幸福還是能順利完成測量任務，辛苦沒有白搭，汗水沒有白流，心血沒有白費。
雖然很苦，但是測量隊員們早已習慣了苦中作樂，苦中找樂，苦中品樂。
隊員王文勝的感受很有代表性：“我們工作雖然有點苦，但是我們見證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和壯美風景，這些經歷誰能有。”
同樣重要的是，跑野外鍛鍊人的性格，讓男人肩膀更寬，心胸更開闊。
“在城裏勾心鬥角，未必是幸福；在野外戰天鬥地，未必不是幸福。”
03
先與後 變和守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險的活，幹部先，隊員後，老隊員先，新隊員後。
——國測一大隊不成文的軍規
不瞭解國測一大隊的人，總是好奇一件事：為什麼活再苦、再累、再重、再危險、再艱難，這支隊伍都拿得下來，而且出色地完成？
跟隨他們在青藏高原走了100多天，記者發現了這個“秘密”——這支隊伍有一種獨特的、代代相傳的團隊氣質。
這種團隊氣質始於幹部，又影響到每個隊員，逐漸演變成國測一大隊的內在氣場和工作哲學。內在氣場的核心也是幹部，工作哲學則體現在先與後、變和守兩對關係上。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險的活，幹部先，隊員後，老隊員先，新隊員後，這是國測一大隊不成文的軍規。軍規雖然從來不成文，但已經自然而然地融入進每個人的血液。必須遵守，沒有例外。
幹部上了，隊員們不自覺地，會跟着幹部上。當隊員逐漸也變成幹部，就會有新的隊員，也跟着他上。
張朝暉至今還記得1986年黃河支流上的一個情景：小組在甘肅劉家峽水庫作業，要越過黃河一條較大的支流，才能到測量點上。組長是40多歲的趙景昂，他二話不説，把衣服脱下來，跳進河裏，要游泳過去。可水很急，他一下被沖走了十幾米。爬回岸上後，他讓大家把皮帶接起來。他拉着皮帶先遊過了河，然後從附近老鄉家借了兩個梯子回來。他把梯子搭起來，跳進水中，舉起梯子，讓大家從梯子上爬過了河。
這是真正的人梯，張朝暉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個畫面。
王文勝也忘不了第一次進藏作業的情景。中隊在珠峯大本營開會，分配測量任務。最難的一個測量點叫三七點，海拔超過6000米，要穿越絨布冰川，還要在點上堅守好幾天，非常艱苦和危險。
會開得很短，中隊長劉志良也不善言辭。他説：“誰是黨員，哦，王忠良是，那好，你和我，咱們倆上三七點。”
“以前以為這是電影裏的鏡頭，但是它就在我身邊，很簡單，很平常”，王文勝説：“一大隊的人都樸實，沒什麼大話，但是真幹活，也真出活。”
在國測一大隊，不管你什麼職務，什麼學歷，只要有活來了，所有人都一起上，沒有人例外。
2005年珠峯複測，一大隊的領導幹部都衝在一線。大隊長嶽建利擔任珠峯高程測量現場總指揮，在珠峯大本營的兩個多月時間裏，隊員們輪流乘車去百公里以外的定日縣洗澡、打電話，嶽建利卻一直堅守崗位，寸步未離。
海拔5700米的珠峯交會測量
2005年5月13日，記者跟蹤採訪珠峯複測行動時，在從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撤往海拔5200米的大本營的途中，遇到了國測一大隊副大隊長陳永軍。
他告訴記者，在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登頂測量要用的覘標上的冰錐斷了，情況緊急。預計兩三天後隊員就要衝頂了，馬上要用覘標，陳永軍決定自己連夜把冰錐送上去。
在深夜裏攀登到海拔6500米，相當危險。其實，陳永軍可以讓更年輕、體力更好的隊員承擔這個任務，但是他寧可自己受苦。“我是副隊長，這是我的本分。”
陳永軍靠着頑強的毅力，9個多小時徒步16公里，深夜12點，把冰錐及時送到了前進營地，保障了珠峯衝頂順利實施。
面對不斷髮展變化的新時代，在國測一大隊的工作哲學中，變與守的平衡始終是隊領導最關注的。
一方面，國測一大隊堅持變：跟蹤世界最新的科技手段，更新科技裝備，改革管理機制，同時大力提倡和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
比如這幾年的西部測圖工程，國家測繪局要求零傷亡，每一部車的位置北京指揮部都知道，必要時可以棄車，保人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國測一大隊堅持守：團隊氣質不能變，協作精神不能變，嚴謹作風不能變……
“這就好比水準測量”，國測一大隊黨委書記劉鍵説，1975年他剛進隊，當時一個水準小組一年只能測200公里；現在科技水平提高了，一年能測1000公里。
但是有兩點，一是水準測量方法沒變，依然要靠步行完成，依然是儀器前後每距35米架一個標尺，一個點測完再步行70米到下一個點；二是全國12萬公里長的基本水準線沒變，不論科技水平如何提高，這些路都是不能省的，還得靠隊員徒步，而且必須是往返。
“既然方法沒變，路沒變，那很多東西也不能變。”
04
大與小 國和家
“我們測繪隊員好比候鳥，綠葉發的時候出征，樹葉黃的時候歸來。”
——嶽建利
有的英雄在槍林彈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譎雲詭中磨鍊，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雙腳丈量着中華大地。
你問國測一大隊的隊員，你愛測繪嗎？十有八九都會用陝西方言告訴你：“有啥愛不愛的，幹活就是咧！”
這是他們的可愛之處，不會説大話，更不會唱高調。但是國家任務來了，他們卻沒二話，不講條件，不講困難，不講代價，拿着包就出發。
測繪隊員張述周的妻子史玉萍感慨地説：“國測一大隊的人怎麼都跟中了魔一樣，國家一有任務，老婆孩子就不管了，説走就走。”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心裏其實都有一杆秤，分得清什麼大，什麼小，什麼重，什麼輕，誰也不説，誰都知道。
一大隊的人平時都很平凡，但是一有國家任務，特別是帶有艱苦性、危險性的工作時，沒有人會退縮。如果換做某些地方的隊伍，可能會因為太難太苦，錢又不多，選擇不幹。但是，在一大隊的字典裏，沒有退縮這個詞，從上到下，都是好漢。
中隊長尚小琪，孩子剛出生第一年，他外業工作10個月；孩子2歲這一年，他外業工作8個月；孩子3歲這一年，他外業工作7個半月……妻子摔傷骨折，他也沒回來，受傷的妻子還得自己照顧年幼的孩子。
“我也想回去，但是不能”，尚小琪説，野外作業是一個集體工作，每個人都是集體的一分子。
有隊員出外業時曾遇到父親去世，這樣的事，如果提出來，肯定讓他走。但是他沒有提，因為他知道，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人走了，小組就會停擺，任務就可能完不成了。
“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工作第一，任何個人和家庭的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工作完成之後，再想辦法補救。”這是國測一大隊第二個不成文的軍規。
這個看似不近人情的軍規，大家都會遵守。因為每個隊員深知：測繪工作的性質決定，外業有時間要求，有費用限制，不能耽擱，要完成只能犧牲家庭，沒有第二個選擇。
“我也想有第二個選擇，但是沒有。”這是國測一大隊隊員經常給家人説的一句話。
當國和家出現矛盾的時候，唯一的選擇就是：國大家小。
“有時真覺得苦，有時也覺得愧對家人”，一名隊員説，“但是衞星升空、神舟飛天、新建工廠和新修鐵路都離不開我們，我們去過的地方很快會有新的建設，人們使用的地圖上有着我們的心血，想到這些，我就找到了人生的價值。這工作，國家需要，人民需要，我們幹這個工作，不丟人，有意思。”
的確，測繪者的身影無處不在，但測繪者的身影又都隱在暗處。“走在龍頭，位在龍尾”，就是對測繪工作的形象比喻。很多耳熟能詳的工程其實都離不開國測一大隊的支持：青藏公路，西氣東輸，磁懸浮，天津港，珠港澳大橋，杭州灣大橋……但是談論起這些工程，卻很少有人提起國測一大隊。
“還有人把測繪隊員稱為‘幸福使者’”，國家測繪局副局長宋超智説，因為測繪隊員一來，這個地方就要搞建設了；有了建設，當地的老百姓生活會變好，還不幸福嗎？但測繪的性質決定，測繪隊員註定是一個給人幸福的先行者，而不是幸福的最先品嚐者。
測繪隊員在野外很寂寞。
寂寞確實很痛苦，比寂寞更痛苦的是對親人的思念。出外業時，測繪隊員的電腦背景，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家人的照片。
幾乎所有隊員，都愛聽這首歌，也怕聽這首歌——《故鄉的雲》。
“歸來吧，歸來喲，浪跡天涯的遊子；歸來吧，歸來喲，別再四處飄泊；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那故鄉的風，和故鄉的雲，為我撫平創傷。”
聽這首歌，會想家，想家裏的人；但聽着聽着，“歌詞就像刀子，扎進心中最柔軟的地方。”
每個測繪隊員，幾乎都毫無例外，心裏有同一種創傷——對家庭的感謝和歉疚。
“我們測繪隊員好比候鳥，綠葉發的時候出征，樹葉黃的時候歸來。”嶽建利説，隊員們一般春天離開家，在每年臘月中下旬才能趕回來。
“沒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不吵架也是不可能的”，家屬史玉萍説，但是每次丈夫回來，都忙着幹這幹那，洗衣、做飯、打掃衞生、接送孩子……一個大男人，幾乎什麼家務都做，那種殷勤和關懷，又讓自己感動。
其實，國測一大隊的隊員都是如此，他們對家庭的責任感很強。
作為一個測繪隊員，他們的時間乃至生命都被硬生生的分割成兩半。一小半給了自己的小家，一大半給了祖國這個大家。
他們對此沒有選擇，有的只是熱愛。兩個家同樣熱愛。
每年開春，他們都會經歷同樣一場煎熬，離開温暖的小家，投身到祖國的大家中。
當他們在荒原曠野和荒山野嶺上默默豎起測量桿的時候，也同時樹起了自己的精神標杆和人生標杆。
有的英雄在槍林彈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譎雲詭中磨鍊，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雙腳丈量着中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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