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田野調查”寒門弟子：被名校錄取不等於能融入

【導讀】這是一本在美國很轟動的書，作者因此進入了哈佛大學。作為寒門弟子中的幸運兒，作者以田野調查方式訪談了那些衝破不平等的同類夥伴，但他提出了更為深刻的問題——比起寒門幸運兒，更多的雙重貧困生是如何進入了大學卻無法融入，繼而導致失敗。也就是精英大學實際上背棄了貧困學生。寒門弟子上大學，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據統計，中國高校內的貧困生比例佔據約為20%。貧富懸殊帶來代際流動的固化，如何從教育開始化解？每個國家則有不同的方案。從這位美國學者的支招，我們也能窺見美國社會在教育上的痼疾，啓發我們做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教育公平。為此， 講堂編摘《寒門弟子上大學》一書中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寒門子弟上大學》【美】安東尼·亞伯拉罕·傑克著 田雷 孫競超 譯 責編 王晨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6月出版

【正文摘編】

本書所記錄的, 是當今美國大學生的校園生活樣態, 當我開始動筆時, 距離首批無貸款助學政策的啓動已經過去近二十年了。誠然, 助學政策的改革, 帶來了本科生羣體在構成上的顯著變化, 讓貧與富共處在大學校園。然而, 在任何共同體內成為“公民”, 所意味的都並非只是身體出現在某個場所。它還需要在情感上歸屬於那個地方, 就是那種塑造了你認為你是誰的情感。而本書所講述的諸多故事, 也在逼迫我們去看清楚一個痛苦的真相: 被錄取, 並不代表着能融入。當窮學生到達精英大學後, 他們接下來所要經歷種種掙扎; 為了幫助他們獲得成功, 我們需要做出什麼改變, 不僅在校園之內, 還要延續至大學之外。

認真對待“過去”: 窮學生的多樣性

研究者和大學管理人員往往認為, 天下的窮學生都一樣,這麼一來, 也就抹平了窮學生之間的巨大差異。如要理解眼下的學生, 大學首先必須去了解他們的過去。

*雙重貧困生和寒門幸運兒之間的“出身差距”不是全部

要理解出身窮人家庭之本科生的社會生活, 我們的方法必須符合“窮人” 這個羣體自身所內含的複雜性。説起這種複雜性, 本書從始至終, 我都在強調一個維度, 也就是在雙重貧困生和寒門幸運兒之間的區別。區別在於, 雖同為出身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但一組在上大學前讀過預科中學, 另一組則沒有, 這就揭示了當前社會學大量研究的缺陷: 學者過於關注學生的家庭出身, 認定家世背景就固化了階級結構。

孩童如何社會化, 取決於其原生家庭的階級地位———諸如此類的思考方式也就導致了一種僵化的認識, 即當這些孩子進入青春期, 到了上大學的階段, 能否取得所需的文化資本,也取決於家庭狀況。如本書對英傑大學（編輯注：精英大學的代稱）之學生生活的敍述所示, 文化資本從父母傳承給子女,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關鍵在於, 不能只盯着學生的原生家庭, 而要看到完整譜系內的經驗, 是它們塑造了一個學生及其各種能力。

*鄰里社區和高中流行着的隔離和大面積貧困是關鍵點

     我相信, 我們必須考察學生在鄰里社區和中學的經歷, 因為它們是加劇不平等的“門户機構”。這能加深我們在理論上的認識———到底是什麼塑造着本科生的日常經驗, 也能讓我們找到切實可行的辦法, 為大學當前所熱切追求的新多樣性做足準備。

寒門幸運兒和雙重貧困生之間的鮮明對比, 清楚地展示了高中構成了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化力量, 這一階段的經歷,既塑造了學生在踏入大學之門時的學業傾向, 也培育了他們的能力———無論中學畢業後進入哪所大學, 決定了他們能不能投身大學生活並找到人在校園的歸屬感。不僅如此, 當目光不只限於家庭時, 我們就能夠覺察種族的歷史遺留問題,尤其是追溯窮出身的黑人和拉丁裔學生的成長經歷, 在他們的鄰里社區和學校總是流行着隔離和大面積貧困, 也能釐清這些種族主義的頑疾究竟是如何擴展階級差異的。

*作為寒門幸運兒，我如何受益於預科學校的訓練

我自己也曾是寒門幸運兒中的一員。當我從本地的公立中學轉去財富遍地的格列佛預科學校時, 兩個世界就撞在了一起。隨着我漸漸熟悉格列佛的新世界, 我就發展出一種不同的理解, 關於社會階級和種族, 也關係到特權和貧困。那就是為我後來到阿默斯特學院求學所做的訓練———那是我的家庭不曾教過的東西, 也是從那些介紹大學生活的昂貴圖書裏永遠學不到的東西。説起我在格列佛的經驗, 它們教會我該如何經營關係, 無論面對的是身邊有錢的同學, 還是擁有研究生學位的老師, 都能從容相處; 不僅如此, 我還因此預演了當回到家裏之後, 如何與我的親朋好友處好關係。

*奧貢大一時在故鄉的朋友被殺了，如何幫助其度難關？

研究(高等) 教育的學者, 應當與研究城市(以及鄉村) 貧困的學者加強交流, 這樣一來, 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年輕學生在上大學前以及在大學期間的不同經歷。結構性的不平等如何既植根於鄰里街區, 也發生在校園內, 更充分地把握這個命題, 也能深化學者的認識, 從而更好地發現學生從中學到大學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如此才能制定政策幫助學生融入大學校園, 同時做好準備, 解決學生所面臨的諸多難題。

出身貧寒的學生———特別是黑人和拉丁裔的青年, 因為貧民窟和種族隔離的惡性交疊, 從來都無法擺脱高犯罪率、街頭暴力、混亂無序, 以及自家街區和學校內的其他社會頑疾, 甚至到他們進入大學後, 這些麻煩還會持續困擾他們的日常生活。

奧貢在大學的第一年就遭遇到這種變故, 當時她在故鄉的一位朋友被殺了。心理健康和諮詢中心應該做好準備, 不僅要能幫助學生走過家裏長輩亡故的悲傷; 當有同學的兄弟因黑幫交火而不幸喪生時, 諮詢老師也應提供相應的援助。同樣的幫助也要覆蓋到來自農村地區的窮學生, 因為農業或礦難事故、黑肺病或越來越嚴重的嗎啡類藥物危機, 他們有時也難免經歷親友的亡故。

認識到我們的社會存在許多結構性的不平等, 並且理解此類不平等是如何影響學生生活的, 可以改進我們大學的政策、慣習和服務。

*開誠佈公討論美國貧困源與流，有助於學生正確認識自我

2015 年, 作者在阿默斯特學院做過一場講座, 題目是《精英大學裏的多樣性》

開誠佈公地討論美國的貧窮和不平等問題———它們的源與流———以及它們在大學校園的展開, 還能幫助學生去認識他們自己。2015 年, 我在阿默斯特學院做過一場講座, 題目是精英大學裏的多樣性。講座結束後, 瑪婭和託婭, 兩個大二年級的學生, 找到了我“你的術語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語言, 可以説出我倆的不同之處。”託婭此前讀的是一傢俬立中學, 這多虧了懷特基金會的一筆獎學金———那是一家新澤西州的非營利組織, 將優秀的寒門子弟送到私立的寄宿或走讀中學。但瑪婭則留在紐瓦克, 讀的是一所當地的公立學校。因為來自鄰近社區, 這兩位姑娘成為好友, 然而, 每當談起在阿默斯特的經歷, 她們卻各執一詞, 爭執不休。瑪婭説她經常會感到失落, 託婭卻説她從來沒有。在她們看來, 有了雙重貧困生和寒門幸運兒這樣的概念, 她們所體驗的迥異就不僅能放回大學校園的語境, 還能拉回至更深遠的視角———追溯她們在鄰里街區所曾經歷的不平等, 以及她們迥異的高中經歷, 最終是如何塑造她們在阿默斯特所體驗到的生活。此前, 瑪婭和託婭只要一討論, 就難免集中在個體差異上, 她們的辯論也因此像是一場人身攻擊, 但有了上述的概念和語境, 這場討論也得以提升為關於社會不平等的對話。

並未融入後果，受傷的貧困生會拒絕選擇高光職業 

我要感謝研究經濟分層問題的學者, 得益於他們的工作, 我們現在知道, 從大學畢業能獲得極大的回報, 一紙大學文憑, 在一生的經濟收入上都有所體現。而現在, 我們必須從這個結果向前追溯, 理解讀大學如何可能推動或阻礙這一過程, 分析其間發生的種種機制。換言之, 關於大學作為社會流動跳板的功能,關於大學如何襄助學生未來的成功, 抑或加深了他們當下的困境, 我們現在所知的並不夠, 還須做更深入的觀察和更細緻的分析。  

現在, 有學生拿到了一所精英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但僅憑這個事實並不意味着他們就能利用起在校園裏接觸到的全部人脈和資源。 相反, 還有些學生, 比如瓦萊裏婭和米格爾, 卻把自己封閉起來, 遠離大學社羣, 顯得格格不入,這些學生大多是雙重貧困生。 在每一個精英機構的內部, 都隱藏着一套看不見的“課程表”, 裏面寫滿了不成文的規則、未經解釋的術語以及一整套局內人視為當然的事情。 

 在找工作時, 對於有些本科生來説, 他們所向往的工作環境最好接近他們在大學的經歷, 無論是説周圍的人員結構相似, 還是精英地位相仿, 但有些學生卻反過來了, 他們想要逃離。心理學家瓦萊麗·珀迪-沃恩斯及其合作者曾對職場的專業人士進行過研究, 他們最終發現, 若是曾遭遇由環境所釋放的敵意信號, 指向某種身份羣體所屬, 那麼人們就傾向於在未來回避類似的環境。這種現象對雙重貧困生傷害最深: 如果學生打心底相信, 大學錄取了他們, 向他們許諾了一種強化學業訓練且豐富社會閲歷的生活, 然而當他們進入大學後, 又故意將他們排斥在局外, 那麼等到畢業時, 他們就會避開那些高大上職業內的工作, 擔心往事重演。

向前看: 政策解決方案

作者安東尼·亞伯拉罕·傑克 (Anthony Abraham Jack)，出生於邁阿密的黑人窮孩子，作為一名“寒門幸運兒”，通過自己的天賦和努力走向成功。

從寒門幸運兒和雙重貧困生之間的差異, 我們可以看出, 機會不平等是如何制約寒門子弟的, 不僅是在讀大學期間, 還能追溯至更早先的階段。雙重貧困生曾讀過的中學, 老師在學校一天到晚疲於奔命,不是爭取起碼的物質待遇, 就是平息校園裏的打架鬥毆。

*大規模增加經費資助窮學生去私立高校，非集體受益，這是徹底推卸責任

既然如此, 我們可否得出結論, 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大規模增加經費, 資助窮學生到私立學校去讀書? 全國上下, 支持這一方案的聲音目前越來越大。但必須指出, 這一方案也會導致持久的負面影響———也即, 公立教育會遭受系統性的投資縮減。將寒門子弟零星地送進私立學校, 這不是什麼社會政策, 而是徹底推卸責任。無論是像“更好的機會” 或“為預科做預備” 這樣的項目, 把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送進預科學校, 還是私立學校主動發起的計劃, 為窮學生提供獎學金,凡此種種, 都是用心良苦的努力, 但問題在於, 從這些項目中受益的, 是個體, 而不是集體。

*“持久戰一樣”投資到資源、資金匱乏的社區是直面結構性不平等痼疾

我們這個國家現在需要的, 是社會學家帕特里克·夏基所説的“持久戰一樣的投資” ———以堅持不懈的努力, 去改造我們的公立教育, 尤其是要深入資金短缺、資源匱乏的社區。正確的答案是要反其道而行, 是要將這些當地人想都不敢想的資源投放到貧窮社區。只要窮學生也有機會接觸各種資源, 就像他們同齡的富家子弟一樣, 事實證明, 他們就能學會並且運用種種技能, 從而為在大學以及其他主流機構內取得成功而打下基礎。 如要縮小這種機會和資源的鴻溝, 我們就必須直面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的不平等問題———長期以來, 這麼多美國社區為人遺忘, 這麼多公立學校被視而不見, 原因即可追溯至此。問題既已深入骨髓, 而不平等又是四處擴散, 徹底的變革看起來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當前的政治領導人還沒有顯示這種擔當或見識, 敢於開啓如此革命性的變革。

*方法之一：在公立高中培養“上大學”文化、啓動“辦公室時間”項目

但在州、縣和城市的政策層面, 我們還大有可為, 甚至哪怕就是從一所學校做起。比方説, 高中的管理者可以在校園培養一種“上大學”的文化, 讓學生提前學到人到大學後就能用上的技能。有些地方啓動了看起來很有前景的改革, 包括“攀登指導” 項目, 這是一個由具有研究生學位的成年師長所構成的支持網絡, 該項目會將中學生納入這個網絡, 讓孩子們學會與指導老師打交道，作為平等的夥伴。此外, 在課程設置內外推進自立自強, 並且鼓勵與成年師長打交道, 這也能造就一種讀大學的文化, 還能幫助年輕人確立自己的學業追求, 對接大學校園的文化和社會規範。社會學家休·梅漢考察了加州的公立中學, 根據他的研究發現, 這些結構性的變革確能起到作用。

在與老師、輔導員和中學校長的座談中,我也曾討論過一個設想, 中學不妨向文理學院和大學看齊,在校園啓用大學所用的同一套術語。比方説, 有些學校已經開始了變革, 它們將老師給學生的答疑稱為“辦公室時間”,甚至邀請學生的家人也參與進來, 這樣一來, 學生的家庭不僅介入其中, 而且也能接觸這套新語言。在這些變革中, 有些需要增加對公立教育的資金投入, 甚至要求持之以恆的意志, 方能將那些從私立中學移植來的做法上升為制度。有了上述變革措施, 我們就能縮小公立中學和大學之間的鴻溝———前者必須為所有苦出身的學生提供教育, 而後者則為那些窮學生提供最好的機會, 去創造新的生活, 前後之間不能是天壤之別。

*方法之二：高校里根本性解決食物短缺問題，提高獎學金以獲得營養

但是, 只靠高中去努力, 幫助中學生為大學生活做好準備, 當然是不夠的。到了大學階段, 幫助學生的一種辦法要數獎學金和助學金, 以蓋茨獎學金為例, 資助者直接將現金轉賬給學生, 從而彌補了預算和實際開銷之間的差額。 

食物短缺, 是我在英傑大學做訪談時反覆出現的一個問題, 也是長期困擾全美大學本科生的一種頑疾。康涅狄格學院不再向春假期間留校的學生收取費用。有些學校, 如弗吉尼亞聯邦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 為學生開設了食物供應站或儲備室。這些舉措都指向了正確的方向, 但只有它們還是不夠的。在校園內開設一處食品供應站, 就好像在撕裂的傷口處貼上一貼創可貼。我們需要全國性的政策變革, 這樣才能幫助全國各地的大學生。

其一, 擴展“補充營養援助計劃”, 覆蓋至大學本科生; 其二, 提高佩爾獎學金的額度, 增加學生通過此項目可以拿到的現金。學生獲得了更有營養的食物, 不僅有益於他們的健康, 還能將他們的一部分時間解放, 無須再輪班倒地打工, 也能投身於充實自我的學業和社交活動, 比如參加名人講座或者學習小組。

李念編摘自《結束語 在錄取之後》原文2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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