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錄近照
隨着全國部分高校有序開學，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杜建錄更忙了。“我每天都在關注疫情的進展，按照學校的部署，落實防控任務，制定開學預案。也一直在網上指導研究生修改論文、在線查閲資料、學習課程。”杜建錄説。
“西夏學研究，既要‘頂天’，又要‘立地’。頂天，是追求佔領西夏學研究的學術制高點，致力於把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打造為全國乃至世界西夏學研究領域的高地。立地，是西夏學研究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通過文創開發讓躺在文獻資料裏的西夏史‘活起來’，服務現實生活、賦予文化自信。”杜建錄説。
西夏學研究院有兩個展館，一個是學術成果館，也可以稱得上西夏學研究的“頂天館”。這裏彙集了西夏學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多數都是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牽頭完成的。
杜建錄饒有興致地客串起了講解員。“西夏學有絕學之稱，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對西夏學的研究進展遲緩，西夏史一直蒙着一層神秘面紗。近代以來，隨着大量文獻文物的發現，西夏學研究逐漸興起，成為一個富有魅力的新興學科。”
展台上幾十冊《西夏學文庫》整齊排列。杜建錄説，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牽頭編纂的《西夏學文庫》屬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計劃出版100多本，目前已出版著作卷、論集卷、譯著卷共20多冊。隨着西夏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推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瞭解西夏和西夏史，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西夏文化是中華多民族文化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果，西夏史是中國歷史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經冬復歷春，杜建錄帶領學術團隊伏案鑽研，把西夏學這門“高冷”學科做成了“熱課題”。西夏學研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尋找歷史關聯，在國內外協同研究中煥發生機。
協同創新是新時代西夏學的重要特點，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西夏文物》就是典型代表，已經出版的寧夏編、甘肅編、內蒙古編，都是和當地文物部門協同攻關的成果。“還有一些正在編寫，其中洞窟編由樊錦詩主編，他們都是各領域最權威的專家。”杜建錄説，不能關起門來做學問，這些年，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作為一個平台，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形成了良好的互動聯動機制。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和冬宮博物館藏有大量西夏文獻和實物資料，我們通過中俄人文合作機制，簽訂聯合整理研究協議，目前兩國學術團隊溝通很暢通，互動很頻繁。”杜建錄説，近年來他經常帶團隊到俄羅斯進行學術交流，開展合作研究。
高水平成果支撐國內西夏學研究逐漸佔領了該領域學術研究的制高點。近幾年，已有《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研究》《西夏社會文書整理研究》《俄藏西夏曆日文獻整理研究》等6本西夏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其中，4本出自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2019年，由杜建錄帶領團隊講授的《解讀西夏》慕課也入選中宣部學習強國平台，成為眾多歷史迷的必追課。
文物是歷史，但不是全部的歷史。歷史學研究的社會價值，最終要通過具體的文化符號和文化產品影響人類活動，堅定人們的文化自信。這就要求“頂天”的西夏學，也要“立地”。
與“頂天廳”隔廊相望的，是寧夏大學絲路寧夏文創成果館，即西夏學研究的“立地廳”。走進去，帶有西夏文化元素和符號的絲巾、扁壺、茶具、抱枕、筆記本、包袋、碗筷等文創產品琳琅滿目，達80多種，設計專利證書和作品登記證書擺滿了展台。“我們和寧夏大學美術學院合作組成專門的設計團隊，這一跨界彌補了做設計對文化把得不準、搞文化不懂設計的缺陷。”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副教授、寧夏大學絲路寧夏文創中心主任於光建説，文創不是簡單的文物複製，而是集實用性和文化傳播於一體的創意。目前，以絲巾、包袋、筷子等為代表的實用性文創產品在周邊旅遊景區非常受歡迎。
展台上，一個手掌大小的剔刻花鹿銜牡丹紋扁壺非常精美，該扁壺抓住了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剔刻花，裝飾紋樣選取了鹿銜牡丹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鹿”字與“祿”同音，是吉祥的象徵，牡丹花寓意富貴，真正實現了既便於攜帶、實用，又面向大眾傳播歷史文化。
“我們在絲路的歷史文化中定位西夏學，從不侷限於在寧夏搞文創，而是努力把銀川打造為西夏文創的區域中心城市，輻射內蒙古、甘肅等地，真正實現各民族共享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杜建錄説，今年，他和團隊還將以“絲路西夏”“絲路寧夏”文創為品牌，再開發文創產品80多種。
在展廳非常醒目的位置，懸掛着一張精心裝裱的2010年6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版面。報眼位置的一篇稿件非常醒目——《寧夏大學研究成果再次印證：“西夏在中國，西夏學也在中國”》。
“這是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和《光明日報》緣分的見證。《光明日報》是最早關注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的，多年來一直給予關注和支持。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學術自信，也進一步堅定了我們的文化自信。”杜建錄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