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人類和其他動物一起奮鬥，向大自然討生活，努力過上好日子。隨着技術手段的飛速發展，人類越來越倚重機械工具，很多原本熟悉的動物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本組論文涉及到中國歷史上廣泛出現的動物，文章內容涵蓋農業生產、社會生活、宗教文化、知識譜系等多個方面，或許可以帶我們重訪那個人與動物雜處的古老世界。
早期民間信仰中的龍與蛇
白春霞：《戰國秦漢時期龍蛇信仰的比較研究》，2005年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在人類社會早期，人對動物世界瞭解不多，人與動物的關係更多地反映在信仰、宗教上。中國人對龍的信仰源遠流長，但是也有一個形成過程，可以説是吸收了多種動物的屬性，其中蛇跟龍是很接近的。
作者寫道，“在早期的蛇信仰中，蛇具有極其強大的神異性。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與國家政權有着密切關係。古人不但認為吃蛇、見蛇可以稱霸天下，而且還認為斬殺巨蛇也可以獲得它的力量。”作者舉了《史記·高祖本紀》中劉邦斬殺白蛇的故事為例。此外，作者還描述了蛇的邪惡性，以及人們對蛇的防範。
説到龍，作者認為與神仙思想脱不了關係：龍是神仙的坐騎，是凡人得道昇天的媒介，導引死者及其靈魂昇天。作者提到，“1973年長沙城東子彈庫的楚墓中又出土一幅帛畫，人們命名為《男子御龍圖》，畫的正中是一個有鬍鬚的男子，側身向左直立，手執繮繩，駕馭着一條龍。龍頭高昂，龍尾翹起，龍身平伏，腹下有一隻腳正作游泳狀。畫的上方有華盞，盞上有三條飄帶隨風浮動。楊寬認為這種有角的龍即為蛟龍。”
《人物御龍帛畫》作者接着談了龍的神異性及其與政治的關係，特別是“戰國秦漢時期是龍與皇權逐步建立起聯繫的時期，由於龍特有的高貴、神秘、威武、有力量等特徵，使得他極為符合皇帝神化自己的要求，於是他就被皇帝所利用，皇帝成為真龍天子，皇子皇孫成為龍子龍孫。正因為如此，龍從全華夏族的信仰變成了封建帝王的專利，龍的出現也就是皇族的事情，與普通百姓再也沒有關係了”。
總體上來説，作者是把龍蛇信仰放在民間信仰的脈絡裏來研究的。
從六畜看定居農業文化和遊牧文化的混合
易華：《六畜起源：中華民族文化形成軌跡新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0月12日隨着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人類開始發展畜牧業。“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是傳統中國人的美好期盼，而現在變成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那麼六畜是哪六種動物呢?
作者説：“中國的六畜可以分為兩組：豬、狗、雞和馬、牛、羊。豬、狗、雞常見於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與定居農業生產方式相關;馬、牛、羊多見於青銅時代文化遺址，與遊牧生活方式有關。
夏、商、週三代六畜逐漸齊備，表明東方定居農業文化與西來遊牧文化的混合。豬是東亞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農業文化的象徵;馬是遊牧文化的標誌，從青銅時代開始成為顯貴的家畜。六畜概念始見於春秋戰國時代文獻，豬和馬的相對重要性意味着定居農業文化和遊牧文化的消長。”
牛耕方式知多少
楊向春：《唐代的耕牛和牛耕》，2010年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六畜之一的牛，在農業社會特別重要，作為耕稼之本，受到了官府和百姓的一致重視。“由於耕牛在農業生產中的支柱性作用，唐代統治者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在祭祀活動中下達減牲的命令，降低祭祀規格，不用牛牲。這樣一來，保留了大量牛畜，使之用於農業生產。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養牛業的發展。”
作者提到，唐人筆記小説中還有不少殺牛遭到報應的故事，同樣反映了牛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酉陽雜俎》曾記載，百姓王翰燒田時燒死一頭牛，被牛告到冥府。因而王翰被召到地府訊問，又扯出了其它罪過，他願意抄寫《金剛經》七遍，才被放了回來。
為了發展生產，作者列舉了唐代皇帝和官員對農民養牛的重視，“設法採取相應措施，或直接賜給，或買牛賜給，以解決農民缺乏耕牛的問題，使農民家家有牛”。
具體到牛的種類，作者總結到：黃牛、水牛、犛牛三大牛種就是先民們經過艱苦的努力培育出來的良牛。犛牛和黃牛雜交又培育出了犏牛，雲南地區培育出了沙牛。到了唐代，黃牛、水牛、耗牛、篷牛、犏牛、封牛等各大牛種都已經出現了，分佈在唐代中國不同的地區。
韓滉《五牛圖》在飼養上，人們已經懂得為牛製作牛衣，以抵禦嚴冬。牛衣是用亂麻或草編織而成。作者引用了《王禎農書》的插圖 ：
牛衣而牛耕的使用方式有三種：一牛一人、二牛一人、二牛三夫。
一牛一人、二牛一人、二牛三夫從貓捉老鼠到“貓捉耗子，多管閒事”王煒林：《貓、鼠與人類的定居生活——從泉護村遺址出土的貓骨談起》，《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1期
人類定居之後，糧食有了剩餘，老鼠也就隨之而來了，捕鼠的貓也來到了人們身邊。
所以，“數千年來，貓與鼠隨着人類文明的進程改變着它們的關係與行為模式。鼠最初生活棲息在山野，貓藏身於叢林，隨着人類農業的產生與定居生活的選擇，鼠和貓與時俱進地建立了與人類的新型關係。在現代化的城市，碩鼠無法再進人我們的家中來食我黍，它們更多移居到了城市的邊緣與人類的生活垃圾為伴，但大部分貓並沒有離開人類的家園去追尋這些它們喜歡的食物，而是作為人類的寵物，家庭的一員，寄生於人類社會中，貓捉耗子，現在被視為多管閒事的行為了。”
現在網絡上對貓最大的觀感，就是“喵星人”，專門賣萌。捕鼠——等着變成絕技吧!
“驢鞠”是種什麼運動?
陳浪：《論唐代驢的管理與使用》，2007年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驢在先秦時期並不多見，“自漢武帝始，中原與匈奴和西域交往日密，驢得以大規模引入”。到了唐代，驢是馬的重要補充，“驛驢、傳驢等在中央由駕部統一管轄，而州縣則負責處理具體的驛務”。在具體監管制度上，作者提到：唐代對監牧中的包括驢在內的所有牲畜建立簿籍，實行量化管理，根據“死耗率”與“孳生率”兩條標準線實行嚴格的獎懲制。
唐三彩中的驢而且，“唐代在驢及其它牲畜的管理方面已形成一個完整的印記體系”，即在動物身上蓋上印記，以區分動物的歸屬。進一步來説，作者強調了唐代在官驢的使用上嚴格執行公私分明的法律標準：《唐律疏議》第一九九條規定“諸應乘官馬、牛、駝、騾、驢，私馱物不得過十斤，違者，一斤答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至於驢的價格，“唐代驢價大致在三千文至五千文的範圍上下浮動，然當時也不乏居奇貨而高沽或破常規而賤賣之事”，所以“驢在當時是比較低廉的，這正是有唐一代驢的使用極為廣泛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文人騎驢更是唐代一條亮麗的風景線，《全唐詩》中含“驢”的詩達六十二首。作者認為文人好驢的原因在於：其一是驢自身具有性情温馴、忍耐力強的優點，適合文人喜歡遊山玩水的需要;其二是文人在入仕之前大多貧寒，難以享受“輕裘肥馬”。
除了文人出遊，“驢在唐代社會生活中最為新穎奇特的功能應該是用於體育娛樂——驢鞠”。唐代馬球運動很興盛，但“馬體型大、性暴烈、速度迅疾等特點不太適合女子騎乘來運動，而驢身體矮小、性情温馴的特點恰好適合女子乘用擊球”，所以呢，驢鞠也一時興盛。作者順勢指出：女子“驢鞠”不僅是一種體育運動，更是一種如舞蹈一樣的供觀看的娛樂活動。可謂是玩者強身健體，觀者賞心悦目。
近代海洋動物知識從何而來?
鄒振環：《明末清初輸入中國的海洋動物知識——以西方耶穌會士的地理學漢文西書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以上幾篇都是關於傳統中國的動物論文，到了近代，我們對明末清初以來的“西學東漸”，一般關注點在世界地理學説上，包括地心説、地圓説、五大洲觀念和五帶知識，而對其中的海洋動物知識，可能不太清楚，這篇論文剛好梳理了這方面的知識。耶穌會士漢文西書中關於海洋動物的文字敍述，最早見於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該圖在利未亞北部的大西洋海面有一段關於“飛魚”的描述。
《坤輿萬國全圖》文章中描述的具體海洋動物，讀者可以找原文來細細觀摩，而其中反映的魚的文化形象的變遷，值得注意。
作者提到，魚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魚文化不僅大量出現在中國的大傳統的朝禮國律和皇家建築，以及宮廷的金銀飾件和魚鑰骨器等方面，在小傳統的庶民生活中的婚喪習俗、瓷器織繡、磚雕裝飾、傢俱圖案、文具玩物、燈盞印染、年畫剪紙、歌舞故事、歌謠傳説等方面都廣泛使用魚紋。
道教的八卦以陰陽魚為內核，常被賦予驅祟之功。魚類符號多作為辟邪消災的守護神和表示陰陽載易、善化長生的吉祥意義，很少將魚描繪成兇暴的形象(以上內容可參考陶思炎的《中國魚文化的變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而西方傳教士在《職方外紀》和《坤輿圖説》中的介紹則不同，“海族”中除了介紹神奇的魚類，還有不少關於海洋動物令人恐懼形象的描述。
作者據此描繪了傳教士帶來的海洋動物知識的影響：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關於大航海時代海洋動物的種種圖説，以西方動物學作為知識背景，透過這些地理學漢文西書，我們也可以窺見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是如何通過《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説》介紹、詮釋和想象大航海時代新發現的海洋魚類，並使之巧妙地與基督教的教義宣傳聯繫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