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的衝擊下，各地不少幹部紛紛觸網，化身網絡主播，為當地的特色產品“直播帶貨”。一時之間，“幹部直播帶貨”呈現出井噴現象。其中，部分幹部還因為其風趣幽默“接網氣”的直播形式，成為了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紅”。雖然，這些幹部多是半路出家的“門外漢”，可很多的“帶貨”成績卻相當突出。比如，河南省羅山縣委副書記張長斌走進抖音直播間，在線推介羅山生態茶，當天就有近50萬網友實時觀看，當天訂單量價值近70萬元。
今年“幹部直播帶貨”突然火了起來，該如何解釋呢？或者説，為什麼今年幹部們不斷加入直播帶貨行列呢？最為直接的答案是：被疫情逼的。受疫情影響，線下消費不足，各地的農副產品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滯銷，地方經濟面臨一場大考。同時，一些扶貧產業生產的農副產品，如果產品滯銷將直接影響脱貧攻堅成效，甚至部分貧困户還有返貧風險。在危機面前，以往的打法失效了，於是，不少幹部選擇跨界幹起了“直播帶貨”。
換言之，“幹部直播帶貨”更像是一次被逼無奈下的“應急之舉”，而不是基於未來發展的長遠打算。當農副產品通過直播帶貨解決了銷路問題後，幹部們便不再出鏡，也不再對直播電商感興趣。可實際上，隨着4G網絡的普及，以及5G網絡的推進，“直播帶貨”在品牌宣傳、拓展銷路、網紅經濟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對一個地方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也不可小視。
如果領導幹部僅僅把網絡直播當作是克服疫情影響的一種應急手段，即便能夠獲得短期利益，但是從長遠看，則可能錯失機遇。“幹部直播帶貨”要避免“應急思維”，在解決當下困難的同時，更要思考長久之策，讓地方發展儘量搭上“直播帶貨”的快車，抓住“直播帶貨”的風口，分享“直播經濟”的蛋糕。
實際上，一些發達地區的領導幹部，經過疫情的衝擊和直播帶貨的刺激之後，已經開始着手將“直播帶貨”這種形式轉化為長效機制，作為拉動當地經濟發展重要措施。據媒體報道，廣州今年3月出台直播電商發展行動方案，針對培育直播機構、孵化網紅品牌、培訓帶貨達人等提出16條政策措施；清遠則大力培育一批鄉村新聞官，作為直播推銷當地農副產品的中堅力量。
疫情之下的經濟復甦，一方面要靠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另一方面又要靠市場的“無形之手”。“幹部直播帶貨”本質上是以政府的引導作用，激活市場的主導作用，但是，直播帶貨打開滯銷缺口後，產品特色和質量等市場要素則決定了能走多遠。因此，除了促進電商發展和培養電商人才外，還要花更多的功夫在產品的特色和質量上。
“直播帶貨”背後還涉及方方面面，比如產品的倉儲、物流、質檢、保鮮等配套環節，每一個都直接影響產品質量。而這些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則是領導幹部們更應該花精力的地方。“直播帶貨”不能只靠幹部用個人信譽甚至地方政府信用為產品“背書”，更為科學的方式是，領導幹部們跳出“應急思維”，着眼長遠，多下屏外功夫，多謀劃長遠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