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10月29日文章，原題：美國終於迎來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過去4年，筆者研究全球創新時，越是看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的驚人崛起——在美國日益增加的不安和反華憤怒中——越是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不斷跳出來。為什麼與中國競爭時，沒有像冷戰初期蘇聯在1957年向太空發射“斯普特尼克”號人造衞星那樣，發生“斯普特尼克時刻”呢？當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將科技上升為國家任務，成立了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並大幅增加對研發的支持。
誠然，如今沒有任何一項中國的成就能成為頭條新聞——或許除了北京最近戰勝新冠病毒之外。中國領先於美國的領域，比如金融科技，主要限於日常生活，不是宏大而非凡的成就。但是，除了對中國的狂熱恐懼和厭惡，各種關税、科技禁令，以及美中關係惡化，美國對中國的抱怨遠遠多於與中國競爭。除了制裁和關税，美國對如何應對挑戰毫無頭緒。
現在情況變了。美國非常擔心失去對中國的競爭優勢，這種心理開始超越美國激烈的部落政治，將美國傳統的自由放任觀點轉變為狂熱的技術民族主義。
恐華症使傳統的自由市場共和黨人一反常態，比如參議員盧比奧呼籲制定一個“親美產業政策”。從美國國會的大量立法也可見一斑。2019年至2020年提交的366項以中國為重點的立法——大部分是關於貿易、投資和科技的——儘管只有少數可能成為法律。多數兩黨立法也反映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製造業計劃中，而那些計劃看起來與特朗普總統的相差無幾。
最突出的是主張補貼半導體產業的《創造有效激勵措施為美國生產半導體法案》。該法案作為當前《國防授權法案》的修正案，可能在年底前成為法律。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為什麼？因為半導體是一個價值4700億美元的全球產業，是所有數字事物的核心驅動力，也是整個知識經濟的基礎和命脈。中國本身目前依賴進口芯片，也一直在嘗試實現芯片國產化——雖然今年未能實現40%國產化的目標，但仍在加倍努力，力求在2025年達到70%的目標。
一連串的立法和兩位總統候選人的言論，均凸顯了對中國科技主導地位的擔憂大大激發了兩黨對維持和推進美國減弱的創新優勢的新渴望。雖然產業政策在美國效果不一，但新資源以及公私合作的廣度和範圍很大，這無疑將對美國的科技能力產生不小的影響。
美國目前這種打雞血般的科技民族主義或好或壞的意外後果則是另一個問題。最好的情況下，美國新時代精神的結果可能是使華盛頓更好地——如果能動員志同道合的夥伴——與中國競爭，迫使北京回到所承諾的經濟改革，減少許多政府驅動的資本主義措施。最壞的情況下，它可能會導致一個規則、規範和標準相互衝突的兩極化的全球經濟。最大的擔憂是，技術民族主義趨勢下全球創新淪為受害者。畢竟全球創新是在開放和透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世界正處於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融合的新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生物技術、納米工程、新材料、物聯網、3D打印——將數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融合在一起，並推動未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影響地緣政治。美國官員想必很早就明白，技術創新是未來的支點，但他們大多隻是口頭上説説而已。直到擔心被中國超越的生存恐懼催生了改變的動力。下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終於到來了。（作者羅伯特·曼寧，喬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