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Fred Ehrsam 和 Dan Robinson，前者為知名加密投資基金 Paradigm 聯合創始人，後者為 Paradigm 分析師
編譯：Perry Wang
——佚名
為什麼？因為治理最小化允許利益相關者依賴於某一協議。這就形成了一個採用的良性循環，能夠實現其它途徑難以實現的擴容。
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成功的傳統互聯網協議，如HTTP和SMTP，看看這些協議在今天具備的巨大能量。正是治理最小化使得它們成為每個人都依賴的標準，其採用程度遠遠超過任何企業所達到的水平。
在治理依然重要的前提下，本文解釋了治理最小化，並推測了其影響。
治理最小化意味着儘可能減少權力以及對治理的依賴。
治理最小化很重要，因為它支撐了協議的主要價值主張：可信的中立性。治理最小化往往提高了該協議可信的中立性。
在目前的實踐中，治理最小化最直接適用於鏈上治理最小化。如果一家協議想要獲得最大的採用度，並且能避免對協議函數進行治理，則它應該這樣做，即要做到鏈上治理最小化。
可信的中立性意味着可靠性，這意味着利益相關者 （例如用户或開發者） 可以使用或構建協議，且堅信該協議不會發生變化而背叛他們的利益。協議通過避免淪為任何特定羣體的「傀儡」，進而保持可信的中立性。
可信的中立性是當今加密領域的主要價值主張。為新的開放式和可預測的貨幣形式打開了大門，創造了任何人都可以公開創建和訪問新應用的平台。
現有的平台缺乏可信的中立性，進一步凸顯了其重要性。央行作為貨幣平台不具備可信的中立性，因為有一部分利益相關者可以決定隨意印鈔。Facebook 和 Twitter 作為應用平台並不是可信的中立者，因為一部分利益相關者可以做出改變，扼殺整個開發者生態系統。
可信的中立性為平台中鎖定的價值創造安全環境，阻止價值被盜竊、關閉和限制。這些價值既有實體的 （例如，資金） ，也有抽象的 （例如，開發時間、用户） 。
如果可信的中立性徹底失敗，就是一個隨時準備跑路的騙局。平台的一些利益相關者可以部分或整體地跑路，捲走其他利益相關者擁有或創造的價值。舉個例子，假設一家中心化加密交易所的運營者捲走用户資金。還可以舉個抽象的例子：假設 Twitter 關閉第三方開發者界面，使得 Twitter 公司自己的交互界面成為唯一的選擇。
治理最小化並不是治理可以或應該完全消失的想法。其實這是不可能的！沒有治理 （「必不可少的治理」，稍後對此進行詳細解釋） ，有些協議函數很難或不可能被執行。至少，治理總是通過社會性協調（「非正式」） 和硬分叉的能力而存在的。
創建完善的治理系統就像設計一個永動裝置。有眾所周知的博弈理論性結果表明，所有治理系統本質上都是不穩定的，不能同時滿足所有理想的屬性。將治理系統正規化往往會通過降低非正式治理解決邊緣案件的能力，放大了這些固有的問題。
因此，治理系統越正式，越容易在足夠長的時間範圍淪為某些利益羣體的傀儡。這主要是因為，將治理系統正規化需要使利益相關者正規化 （誰擁有發言權，以及他們應該擁有多少發言權） 。將利益相關者正規化在實踐中在單個時間點很難落實，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幾乎是不可能的。
鏈上治理利益相關者的正規化，往往是通過簡單的代幣所有權來確認，而治理本身則通過持幣人投票加以實現。遺憾的是，由於許多原因，代幣持有量無法準確反映協議中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原因包括：
並非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必然是代幣持有者，尤其是用户和開發者。
代幣所有權可能無法準確反映利益相關者對協議、當前或未來的重要性。當下一個達到 Facebook 或谷歌規模的應用出現時，可能會被那些擁有較多代幣的人扼殺在搖籃中。
利益相關者會隨着時間而變化。在考慮尚未存在的未來利益相關者時，這一點尤其明顯。考慮一下尚未創建的巨型應用的利益。
因此，代幣持有人投票對協議的長期使用會產生一系列錯位問題，包括：
外部壓力。例如，Facebook 公司面臨外部壓力，要求封鎖外部開發者訪問 Facebook 這個世界上最詳細的社交圖譜。無論這是對還是錯，但它確實扼殺了許多應用，以及無法計算的、尚未創建的未來應用。
價值捕捉。持幣者可能希望以犧牲他人的代價為自己獲取價值。例如，Twitter 以犧牲第三方開發者為代價壟斷了其協議的交互界面。
時間範圍不匹配。與協議不同，持幣者持幣的時間範圍存在天壤之別。這可能驅使他們獲取短期價值，而犧牲了協議的長期使用性。例如，目光瞄準短期升值前景的 Maker 持幣者可能會提高穩定費，以在短期內創造價值，而不管長期影響如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Facebook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其網絡效應仍在增長的時候，其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拒絕展示廣告 （捕捉價值） 的決策，曾是互聯網世界轟動一時的事件。
外部經濟利益。持幣者也可能是另一代幣的巨鯨，其投票時要考慮這種利益，而不是對協議帶來改變的利益。DeFi 中的流動性挖礦項目特別容易受到這種形式錯位的影響。
利用這些錯位行為牟利是有據可查的，而且很難避免。突出的問題包括出錢賄選，或使用借來的代幣投票，後者因為閃電貸款的發明變得更容易，且已經切實出現過！
即使參與者沒有明確將系統搞成傀儡，治理仍可能產生預期之外的副作用。例如，正式的治理系統可能一味鼓勵行動而不是不採取行動，即使不採取行動是更優解。治理也可能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
對鏈上治理進行辯護的一種常見論點是其可以讓協議更快地發展。然而，幾乎沒有任何經驗證據可以表明鏈上治理會帶來協議進化加速。
不過，鏈上治理處於非常幼稚的萌芽狀態，因此對其做過於嚴格地判斷可能為時過早。
以往實踐證明的其實恰恰相反：協議如果沒有鏈上治理，可以實現快速的進化。例如，早期的以太坊和Uniswap是單純通過硬分叉進行快速進化的協議。這種敏捷性可歸因於其緊密的社區、較低的系統重要性以及對核心開發團隊的高度信任。
而在之後，區塊鏈協議的進化中出現了怎樣的情況？伴隨網絡效應、指針粘性 （協議嵌入到其他協議 / 應用的代碼中） 和風險厭惡等的綜合影響，進化可能會變慢。不過，如果變革足夠重要，用户和應用可以自願選擇加入。這通常意味着第一層協議 （公鏈） 的硬分叉和第二層協議或應用的自願遷移，正如在 Uniswap、Maker、Compound 和 Augur 等協議 v1 向 v2 更新過度中出現的轉換。
最終，如果某一個協議絕對遜色於一個新的替代方案，它最終將被超越和死亡。這就是進化在自然界中的工作方式。在遺傳密碼意義上，單個生物體不會進化。當副本是由突變所帶來時，即發生了進化。這種方法之前在開源 （如 Linux） 生態系統中同樣奏效。
由於可信的中立性是協議的主要價值主張，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向治理最小化的推進，即使意味着單個協議級別的進化速度較慢，依然將帶來最大限度的採用率。
最重要的是，可靠的單個協議支持整個生態系統的更快進化，因為開發者可以自信地使用這些構建基塊。試想一下，如果每個公司的代碼都是開源的、中立的，並且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那麼互聯網應用開發會有多快。
當協議的核心機制需要人工輸入參數時，治理是需要的。當協議對特定操作的響應無法提前知道或無法從鏈上數據派生，因此無法編碼到協議中時，需要人工輸入。我們稱這些機制為「必不可少的治理」。
治理必不可少的領域包括：
協議共識本身(例如，比特幣或以太坊的第一層共識機制) 。共識是判定兩個歷史哪個是有效的。這種治理受到嚴格限制：比特幣礦工可以雙花、回滾歷史，但不能發行無限的比特幣。
預言機。預言機需要某種形式的人類機制來決定其數據是否有效。
可能需要治理的領域包括：
財富管理。在可見的未來可能需要治理：決定如何分配資金是一個很難實現自動化的問題。
複雜的參數設定：舉個例子， Maker 當前需要治理來批准新的抵押品類型，並設置相應的抵押品要求。新抵押品 （其中一些甚至可能在今天根本不存在！） 存在適用性問題，其風險狀況很難提前評估，這些功能本質上是難以用編碼實現的。
隨着時間的推移，某些治理可以被消除。例如，Maker 可以構建一個以編程方式設置利率的機制，無需治理來設置利率。
治理往往是一種複雜的權衡。例如，Maker 系統選擇允許許多不同的抵押品類型，以提高資本效率。當然這也存在一個缺點，即處理新的抵押品類型的能力需要治理，並伴隨與該治理相關的所有系統風險、社區能源和複雜性。可以通過只使用一種類型的抵押品，構建一個治理最小化的 Maker 替代方案；這個系統是否「更好」，其評估頗具挑戰性。
最後，在某些情況下，治理可能是一個功能。例如，人們可以更改遊戲規則 （治理） ，可能成為某些遊戲或社交應用吸引用户的核心機制。
雖然治理最小化的協議更可靠，但依然可能對某些利益相關者羣體產生不良後果。
例如，治理最小化協議中的多數參與者仍然可以選擇利於自己的硬分叉，不惜犧牲其他人的利益。不過其成本很高：公然違反可信中立性，會導致未來潛在利益相關者失去信任，而利益相關者出局，則往往會降低網絡效應以及協議的使用。當然，分叉也可以是一個功能：兩個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羣體可以利用分叉，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協議生活。
最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取消治理並不意味着可以或將在任何地方消除治理。甚至會造成：在治理集中的較少領域中，治理變得更加重要。
加密治理依然重要，創新的時機業已成熟
運作良好的治理仍然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必不可少的治理領域 （例如第一層共識、預言機） 。如果區塊鏈的精髓在於提供真相被普遍接受的分類賬，那麼其完整性就至關重要。
鏈上治理系統的創新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領域。在當前天真的「一幣一票」標準之上可能進行改進 （例如二次投票、決策市場 futarchy） ，且其創建是非常重要的。
看到這些實驗運行，我仍然很興奮，並相信：我們將看到未來幾十年治理系統通過區塊鏈帶來的創新會多過「現實世界」。
價值所需的治理程度是實時展開的實驗。指針粘性、Gas 成本、用户啓動狀態 （例如，去中心化交易所中的實時出價，用户需要在新協議中重新啓動） 以及其他網絡效應，這些因素可以產生防禦性，並可以使治理最小化協議捕捉價值。
價值捕捉 = 使用 x 轉化率。本文的核心主張是，使用治理最小化的協議將獲得更高的價值捕捉（方程的左側） 。轉化率 （等式右側） 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
與傳統企業相比，治理最小化協議的使用數可能更高，但轉化率較低。這是經濟上要發現的關係。
另外，還有許多人熱衷於聽到「價值捕捉」，但認為其「邪惡」！價值捕捉可以達到幾個重要目的。首先它激勵協議的創建。其次，如果需要治理，治理價值捕捉是必要的，可以激勵對治理和安全做貢獻（使對治理的 51% 攻擊成本更高）。最後它可以幫助資助進一步發展。
最終只有「必不可少的治理」是可防禦的。任何非不可或缺的事物都可能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被競爭所淘汰。
治理最小化的協議將迎來最廣泛的使用。這是一項核心屬性，開啓信任與採用之間的正反饋循環。還將強大、基本的工具掌握在所有創建者手中，為整個加密生態系統創造更多機會、帶來更快的進展。
隨着加密技術成長為未來幾十年最重要的技術之一，治理最小化可以帶來全社會更大的機會和更快的進步。
感謝 Brian Armstrong、Vitalik Buterin、Gus Coldebella、Jacob Horne、Matt Huang、Georgios Konstantopoulos、Steve Lee、Charlie Noyes、James Prestwich、Dan Romero 和 David Vorick，與他們的對話對本文貢獻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