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異化”生存

1996年12月，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書在中國出版。最後這本書賣出了60萬冊，而中國的互聯網產業也在此後開始了井噴式發展。

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準確地預言了未來數字網絡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存方式，比特（bit）將取代原子成為我們人類生活的基本交換物。如今，我們生產、交換、消費還有消化和遺棄數字信息，一如物理世界的真實消費一樣，幾乎所有人都已經主動進入或被動捲入數字化的生存方式之中。

“數字化生存”的好處自然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從中享受到經濟生活的福祉遠勝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不過，正如“凡事都有兩面性”的辯證法箴言所透露出的，我們也在遭遇“數字化生存”對我們的全面重新塑造，而同時我們也在遭遇種種的數字“異化”。

快手公司的這張廁所計時圖註定會成為標註數字時代的一個縮影。在繼996.ICU、“社畜”之後，“打工人”成為2020年的新熱詞，而我們見證了職場人生存空間的又一場“潰敗”。

快手的本意可能是為了解決辦公樓裏“人多坑少”的矛盾，提醒佔坑的同事不要過長時間的佔用寶貴的如廁資源。但是為如廁時間計時，還要讓排隊的人羣看到這一信息，通過內外施壓的方式來監督裏面的人，實在是有點太不地道了。多少職場人將茶水間、廁所當作放鬆的最後一點私人空間，終究還是失守了。

看過有關富士康等流水線工廠報道的人就會知道，這些產業工人早已在現代化嚴密的工作制度下把一切行為進行了標準化管理，其中一條就是把上廁所時間給壓榨到幾分幾秒。不曾想，用在流水線工人身上的方法也在向依靠出賣腦力資源的白領身上了。

現代產業工人的生存方式大多要歸功於弗雷德裏克·泰勒這位科學管理之父，他的《科學管理原理》成為現代化生產的扛鼎之作，也是他一手參與了福特的第一條汽車流水生產線的創建。對於工人而言，受益之處就在於知道一天干多少活，該拿多少工資，勞動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其代價就是工人們只能按照固定工種和標準規範去進行工作就行，一如卓別林大師《摩登時代》裏表現的那樣。

現在，這套用於產業流水線工人的方法卻正在應用到要發揮人們的創造力和腦力資源的現代企業管理上，而且企業家們有了更加得心應手的數字化工具——一些用於監控和分析員工工作行為的管理軟件及其算法。

在今年疫情中，美國一家提供辦公系統監控軟件的公司的業務諮詢量提高了三倍，有三分之一的客户選擇訂購了這一服務。這套軟件可以讓上司領導來直接監控員工的電腦桌面，並可以對電腦屏幕進行錄屏。系統軟件還能對電腦各項任務所花費的時間進行記錄，並對員工的工作效率進行打分。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一份報道，微軟就在用自己的Office365服務來收集員工跟客户之間聊天、發郵件和開會的頻率，甚至是員工日曆上的日程，然後微軟會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來評估員工的工作效率或者管理的成效。現在，微軟在考慮將這套分析軟件出售給其他企業。

在企業遭遇生存困境的時候，企業家想通過提高員工工作效率，減少人力成本的方式來拯救企業自然是無可厚非，不過在以靈活性和創造性為目標的現代企業環境中引入這種“智能監控”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奏效？

對於職場人，原本我們以為新通訊工具和新辦公軟件的加入是幫助我們減輕勞動強度，提高勞動效率，但現在反過來成了隨時找到、監控和分析我們的“主人”。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打工人”既可以用一套“打工人語錄”來自嘲，也可以發明出“摸魚學”來應付了事。儘管我們想盡辦法逃避這套職場數字“異化”管理，但也大概率逃不出自己手中的那個數字“異化”生存。

最近看到一則新聞非常讓人氣憤。成都一個外賣小哥在送餐時被下單人打成了顱腦損傷。原因竟然是這個下單人標註要求只能敲門不要打電話，但是他又沒有標註門牌號，結果外賣小哥還是打了電話確認，最終這個人惱羞成怒開始施暴。

是什麼給了他這樣的“勇氣”打人，又是什麼讓他能如此暴戾？

當然，除了個人的無知和精神情緒問題外，我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線服務平台帶給人們的一種生存錯覺，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理應享受到如期所願的服務。儘管這個打人者的反應着實讓人吃驚，但他的行為確實反應出一個現象，就是在數字化生存的高精度和高效率之下，我們現代人的容錯率和耐心一再下降。

我們對開車等紅燈、叫車等車、吃飯排隊等要求越來越準確，而對系統出錯或者無法融入這個系統的人越發沒有耐心。而這恰好正是我們被數字“異化”的另一個表現，我們正在嵌套進入數字服務的一個鏈條當中。

造成這種數字“異化”生存的根源，就來自於我們日漸沉迷的“數字世界”。2020年Netflix的高分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中，揭示了一個正在發生的可怕趨勢，社交媒體的泛濫造成青少年抑鬱症患病率的直線上升。顯然，社交媒體帶給我們極大的社交便利，即時新聞推送給了我們快捷的資訊信息，小視頻和直播平台帶給我們及時滿足的歡愉和精神享受。

但與此同時，這些數字工具也剝奪了我們建立深度社交、深度思考和學習以及延遲滿足精神需要的可能。現在，我們被濾鏡、刻意的剪輯、充滿套路的修辭、蒙太奇的表現、情緒化的表演、充分情緒的評論和層出不窮的新鮮創意的包圍，大腦每日都在享受着日漸成癮的高頻刺激。

這正是我們在享受智能化工具時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正如英劇《黑鏡》中有一集所展示的，白人女主因為大數據系統分析如何才能出名，被勸説從歌手轉型為豔星，而黑人男主要用自殺來反抗這個無處不在的數字消費帝國，卻被當作脱口秀演員來為大眾提供另類表演。無論如何反抗，都不能逃出數字娛樂產業的魔咒。

對於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一如開頭提到的身居貼吧的那個隱忍吧主，他們既是這場數字化生存的最早成癮者，也可能是這場數字化生存的最早免疫者。未來他們將決定我們的數字化世界是否向更加氾濫而無所不至的地步進化，造就下一個“娛樂至死”的新時代？

畢竟，當前這些互聯網應用平台的主要開發者都是這些20-30歲左右的年輕人，而那些更年長者，要麼已經躋身管理者階層，結成利益共同體，要從這些平台中攫取高額利益，要麼大部分人成為這場數字化生存的忠實消費者。

這其中，包括我們大部分人，以及我們的長輩和孩子。

數字“異化”生存，也並不是以單一面向示人，它還有另外一個面向的殘酷，那就是是對於那些無法活在數字世界當中的人羣的“懲罰”。一如疫情期間，沒有智能手機，更不能出示防疫二維碼的老年人，硬生生被司機和乘客從公交車上趕下去，也如前幾天，不會使用微信預約的老年人在醫院裏大喊“你們不能把老年人絕之門外”的痛苦。

儘管這些缺乏人性化的舉措都很快得到了整改，但是這一現象無不揭示出一種冷峻的現實：如果無法完成數字化的嵌入，未來我們將寸步難行。

而完成“數字化嵌入”，也很容易，只需要給你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我們注意到只要子女們為長輩下載完相關應用，開通了賬户之後，這些中老年人也很快會沉浸其中，無論是操心各種家國大事、八卦軼事，還是沉浸在各種雞湯短視頻當中，他們也大多沒有任何抵抗，就被這些數字產品所綁定。

從根本上來説，任何人在信息成癮和大腦的瞬時獎勵機制上，都沒有多少抵抗力。但是相比於久經考驗的年輕人，老年人可能更加毫無經驗。比如最近曝出的中年阿姨在抖音上被假冒某位男明星的賬號所欺騙。面對這些大多數人一眼就能認出的騙子賬號，沉浸其中的阿姨卻難以從這套原本非常拙劣的騙術中清醒過來。

可以想見，如此眾多的生活在原本狹小生活經驗中的中老年人，突然遭遇一個光怪陸離的數字化世界，他們被收割的將不僅僅是時間、注意力，甚至是情感和原本就不寬裕的積蓄。而對於那些嫺熟利用數字平台規則、熟悉套路玩法的人們，將成為這場新湧入流量的收割者。

對於這場已然洶湧而至的數字化世界，我們其實根本還未做好準備，就已經入局並隨波逐流。我們無疑是這場數字化生存的受益者，但同時我們又是這場數字化生存的受害者。

這種體驗是隨着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特別是當你有了孩子，看到自己的孩子對着隨處可得的數碼產品和數字內容，眼睛一眨不眨地投入其中，被那些扁平化的內容吸引到呵呵傻笑的時候，這種對於數字“異化”的體驗則更加深刻。

現在我們生存在一個更加巨大的數字“異化”的生存危機當中，也許我們和我們下一代鬥爭的結果只能是“常常不滿，偶爾成功，總是失敗”，但是我們也必須要開始一場針對數字“異化”生存的嚴肅拷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