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央視報道稱，經過專家實驗證明，手機的監聽確實可以通過不難的技術實現，即時鎖屏之後仍然可以監聽。但是監聽用户的行為成本高、效率低且有很嚴重的法律風險。
因此目前並沒有發現有App這樣做，對於為什麼消費者會收到精準推送，專家表示，這是因為App和相關利益集團早就已經為用户形成了一個360度無死角的用户畫像。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且一定是多方渠道的匯合成果，比如輸入法關鍵詞、購物時的偏好習慣、不同短視頻上的停留時間或者搜索引擎的問題等。
之前在微信輸入法那篇文章曾介紹過App是如何通過輸入法來獲取消費者數據的，在一些輸入法的條款內清清楚楚寫着可以合法利用用户數據，甚至特殊情況可以不經過允許讀取記錄。
當時很多鋒友認為輸入法只是資本獲取數據的一環，最令人恐懼的是在手機上沒用進行任何操作，只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談了一嘴，便在一些App上被推送到精準的營銷廣告。
對此筆者給出自己的結論，那就是央視説的確實沒錯：
App沒有監聽用户，也不會去監聽用户。
在一些手機系統裏，錄音行為會出現顯眼的標示來提醒用户。比如IOS如果後台出現錄音活動，前端會顯示小紅點提示錄音。企業沒必要為了從每天如此龐大的數據量裏大海撈針而去突破法律的底線，那麼為什麼總是出現一些極端案例呢？
這裏就需要用户的深度思考了，其實我們會出現被監聽的錯覺，主要是由於一些心理效應作祟：
一是倖存者偏差：
人們往往只盯着一次兩次被購物App廣告算中的偶然事件，卻忽略了人一天談話中可能會提及過數百種物品和行為。即使被錄音，也需要機器辨認你到底是喜歡火鍋還是看到火鍋就想吐，這需要涉及的數據量極為龐大，可想而知完全是不划算的買賣。
如果對此有所懷疑，各位大可以試一下對手機連續幾天呼喚一個毫無關聯的事物，看看是否有用。
二是巴納姆效應：
當有人講述自己被“監聽”的案例時，往往會籠統地説：“我從來沒搜過這些東西，還會收到廣告？我一定是被監控了。” 這導致一些人往往會認為自己也受到了這樣的對待，他們會不自覺地忽略自己平日做過相關的行為（往往這些行為非常隱蔽），從而相信了“監聽”這件事。
舉個例子：小A今天跟小B上班時談到，一個多月沒吃麻辣燙了，晚上一起去吃吧。結果晚上小A打開大x點評就發現首頁有麻辣燙的店鋪推薦，這時他認為自己被監聽了，因為他這一個月都沒搜過麻辣燙。可是他卻忘記這兩天他點外賣時曾經在麻辣燙店鋪加過購物車，雖然最後沒有下單，但是這個行為卻被記錄下來了。
三是Baader-Meinhof現象：
這是Terry Mullen創造的名詞，一位博士曾這樣對BBC解釋Facebook為什麼容易讓人以為它在監聽：“如果你抓住了一件幾率很小的事，然後給了它足夠的機會來成功，那麼它必然會發生。”
類似於當一個App為100萬個喜愛食物的人推送了火鍋，這時候有100個人在今天談到了火鍋，那麼對於這些倖存者來説，“我被監聽了”這個概念就越來越突出了。再經過進一步傳播，那些同樣被大數據概率擊中的倖存者們就會進一步確定這個概念，無論被提到的是火鍋還是飛機大炮。
最後我想説，監聽這個行為一定是存在的，美國的稜鏡計劃給全世界都敲響了一記警鐘。
但是我們也要明白，監聽行為需要很龐大的成本，可能這個事實比較殘酷，但我們不得不接受：
“我們中的99.99%的人都不需要擔心被監聽，因為我們並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