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近日，“北大博士後為做研究送半年外賣”一事成為網絡熱點。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雅博士後陳龍為完成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在2018年體驗了5個半月的外賣騎手勞動過程。陳龍在媒體發文自述了近半年做騎手的經歷。
根據陳龍對媒體自述，2018年，他為了完成博士論文，加入了北京中關村的一家外賣騎手團隊，花了5個半月時間進行田野調查，每天送外賣，體驗騎手的勞動過程。他好奇的是，幾十萬騎手如何在全國各個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亂卻能做到井然有序。他的論文成果將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調查始終圍繞社會學中的一個核心命題：資本如何控制勞動者，而勞動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澎湃新聞記者5月9日通過中國知網查詢發現，陳龍的論文《“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已於近期發表在期刊《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6期上。陳龍在摘要部分表示：“沿着馬克思技術控制的思路，本文從組織技術和科學技術視角對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進行研究。”
通過自身經驗，陳龍指出：“一方面，經過平台公司對控制權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統與消費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對騎手進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棄了對騎手的直接控制，實則淡化了僱主責任；勞資衝突也被相應地轉嫁到平台系統與消費者之間。另一方面，“數字控制”從實體的機器、計算機設備升級為虛擬的軟件和數據，平台系統通過潛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騎手數據並將數據結果反作用於騎手而使勞動秩序成為可能。”
陳龍認為：“數字控制不僅削弱着騎手的反抗意願，蠶食着他們發揮自主性的空間，還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對自身的管理過程中。數字控制還表明，資本控制手段不僅正從專制轉向霸權，而且正從實體轉向虛擬。”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陳龍在論文中多處以自己送外賣的經驗為例，分析了外賣平台系統所存在的問題。
例如，陳龍的論文在“‘數字控制’下的騎手自主性”一節中引用了自己在所在外賣團隊的微信聊天羣中看到的一段對話：
論文截圖
陳龍解釋：騎手口中的“報備”指的是，在配送工作因餐廳出餐慢而被延誤時，騎手可以通過“報備”延長送餐時間。“掛單”則是騎手在經年累月地送餐過程中“發明”的一種能夠多跑單的策略。原則上，騎手接單以後應該立即前往餐廳取餐。但是，在騎手向平台系統反饋“確認取餐”之前，平台系統如果接到相同去向的新訂單，會將新的訂單派給同一騎手。是否會有這樣的訂單完全取決於運氣，因此騎手就通過“掛單”即拖着不向平台系統反饋“確認取餐”的方式來碰運氣。“掛單”實際上是以延誤送餐時間來換取更多訂單的策略。但是，當騎手既想“掛單”又不想因為“掛單”而延誤送餐時間時，彌補“掛單”造成的時間損失便成了擺在騎手面前的首要問題。
他在論文中指出：相應地可以延長送餐時間的方法就是“報備”，但是“報備”需要滿足三個前提條件：第一，騎手在餐廳附近；第二，騎手到店已超過5分鐘；第三，餐廳沒有在預計時間出餐。對於經驗豐富的騎手來説，滿足“報備”的前提條件是很容易的。首先，騎手等單的地方與大部分餐廳間的直線距離均在500米以內（“餐廳附近”的要求就是直線距離在500米以內）；其次，由於在500米以內，所以騎手在原地就可以點擊“確認到店”，這樣在原地“掛單”的同時就滿足了到店超過5分鐘的要求；最後，在忙亂中，即使餐廳已經出餐，騎手也依然可以咬定餐廳沒有在預計時間內出餐或者找不到訂單。最終，騎手通過“報備”前一訂單即假稱是餐廳出餐慢而不是自己“掛單”造成送餐延誤，就可以延長前一訂單的送餐時間。
在論文的最後，陳龍認為：儘管平台系統用於管理騎手的數據是客觀的，但其背後存在利益導向。技術不管再怎麼飛躍，本質上依然服務於資本。而對技術神話的盲目推崇時常讓我們放鬆對幕後操作的警惕。因此，我們應該看到，平台系統並非客觀中立的“管理者”，“數字控制”的背後存在着資本操縱的身影。如果説社交媒體、購物網站的內容會根據受眾的偏好和習慣進行因人而異地推送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那麼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互聯網平台公司正將他們收集來的數據運用到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管理中。
陳龍寫道：隨着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互聯網平台包圍，無論消費者還是勞動者，要避免自己最終淪為互聯網平台下的“數字難民”，就必須看到數據潛在的陰暗面，警惕技術背後的資本操縱，通過反思、批判和行動抵制平台公司的數據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