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美國國防部決定取消禁止女兵上戰場的規定。根據美軍1994年開始實施的禁令，女兵不得直接參與地面作戰任務。佔美軍14%的女兵，多以醫務兵、憲兵、情報兵等身份短期派駐前線。而在中國歷史上，女兵女將早就頻頻在戰場上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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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女將，數不勝數
中國第一位有據可查的女將，是商高宗武丁的王后婦好，她帶兵東征西討，鼎助夫君將商朝版圖擴大了數倍。婦好不僅善戰，還掌管着祭祀與占卜的權力，連武丁都怕她三分。
此後，中國軍中女將層出不窮。西漢末年，先後出現了兩個農民起義女領袖呂母、遲昭平;北朝，有眾所周知的花木蘭;隋朝初年，有排除障礙帶領所轄八州歸附隋朝的冼夫人。
至唐代，唐高祖的三女兒平陽公主曾組建一支部隊，為創建大唐江山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支部隊軍紀嚴明，作戰英勇，得到了廣泛擁護。今山西平定縣的“娘子關”，就是因平陽公主的駐軍而命名的。
宋朝，有著名抗金女英雄梁紅玉。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軍從杭州飽掠財物北歸，梁紅玉指揮宋軍，把金兀朮的軍隊困在了黃天蕩，使金軍喪膽，再也不敢輕易越過長江南侵。她的名氣，毫不遜於她的丈夫韓世忠。
明朝，赫赫有名的四川忠州女子秦良玉，是列入國家編制的“正牌”女將軍。她自幼隨父習文練武，善騎射，通詩文，有智謀。丈夫死後，繼任其職，曾派出族人救援瀋陽抗擊後金，也曾親率三千“白桿兵”北上鎮守山海關。
清兵入關南下，她堅持抗清，戰功卓著，累功至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鎮東將軍、四川總兵官、忠貞侯。據説，崇禎皇帝還寫詩誇讚她：“學就四川作陣圖，鴛鴦袖裏握兵符;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1860年，英法侵略軍佔領北京後四處擄掠，十九歲的謝莊女子馮婉貞與父親馮三保一起，帶領民團打敗英法軍隊，保護了謝莊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成為傳誦一時的英雄。
抗日戰爭時期，有兩位蒙古女王公——西旗的奇仲芳和東旗的巴雲英，都曾率領數百蒙古親兵，開展抗日遊擊戰，並受到了宋美齡的稱讚。
蓬蓬亂世，名垂青史的中國女將，數不勝數。同樣是巾幗女豪的秋瑾在詩中寫道：“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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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時期，女兵必出現在戰場
史料記載，古代中國既有女兵，也有女兵部隊。戰國初期，《墨子》載：“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可見，烽煙四起的戰國，女兵的比例可不小。
顧頡剛在《女子當兵和服徭役》中説：“一部《左傳》中記事不少，而絕未有壯女當兵之痕跡。”但他認為：“殆戰國時屢發大規模之戰爭，丁男不足則以丁女繼之……必至全國動員而後已。”非常時期，女兵必出現在戰場上。
漢朝初期，也有女兵，《史記·項羽本紀》記載：“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城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
古代匈奴的婦女都是女戰士。《資治通鑑》中記載，公元前36年漢朝軍隊討伐西域的郅支單于，把匈奴軍困於郅支城內，匈奴軍誓死抗擊：“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戰情危機之時，匈奴女人也上戰場。
太平軍中的女兵部隊有10萬之眾。湘軍情報彙編《賊情彙纂》中稱“賊素有女軍”，並詳細羅列了太平軍女軍的編制。定都天京後，太平軍女兵編為40個軍，一個軍約有2500人。僅在天王府裏服役的女兵，就有三千，不僅在危急時刻保護過天王的性命，最後也陪太平天國同歸於盡。
中日甲午戰爭，清軍將領左寶貴戰死，《點石齋畫報》報道，其夫人發誓為夫君報仇，把金銀首飾都捐獻出來，招募士兵，組成一支三千人的部隊，據説都是巾幗女性，“別稱一軍”，從甘肅開到北京，請求赴抗日前線。
當時媒體發出感嘆：“若左夫人者，亦女中之奇傑歟。”但也有文字爆料，説左夫人招募的士兵都是陝西、甘肅兩省之人，他們“多系耳戴銅環，衣服捆邊，與女裝差近”，説左夫人所帶的其實絕大多數是男兵，但她的部隊中也有相當數量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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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女兵部隊通常做些什麼
那麼，中國古代的女兵在軍中通常做些什麼?軍中怎麼管理女兵?
《墨子》載：“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戰國時期的女兵，主要乾的是挖戰壕洞穴、守衞城池、挖土拆房等等輔助工作。
太平軍的女兵部隊所從事的通常是軍需生產，以及修理工事、搬運糧草、舂米、搓麻繩、埋死屍等工作。清朝人謝介鶴在《金陵癸甲紀事略》中記載， 1853年——1854年間，太平軍進攻清軍江南大營時，讓女軍派人挑着裝滿糠的大籮筐遠遠跟着。
一旦得手，太平軍乘勝追擊，女軍就用糠填埋廢棄營地的壕溝，而後用籮筐把戰利品挑回去。定都天京後，時而也有廣西籍太平軍女軍官出戰，曾國藩對於這些“大腳蠻婆”深為忌憚。
“戰爭已加速了中國婦女的抬頭與解放。”抗戰期間，除了部隊中的女軍人之外，中國普通婦女的表現也極其出色。
1938年5月國民政府在牯嶺召開全國婦女會議，設立婦女指導委員會，領導全國婦女的戰時工作，組織婦女參加戰地慰問團、擔架隊、游擊隊等組織，幫助破壞敵後的公路，切斷交通，一起消滅侵略者。
戰時長達240英里的川甘公路的修建，其中就有幾千甘肅婦女的貢獻，甘新公路的修建，也有當地婦女的貢獻，當時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極其簡陋的鏟鋤和刀斧。婦女指導委員會在全國設立了九個辦事組為抗戰服務，其制度之完備，不啻於一個規模龐大的“女兵陣營”。
中國古代要求女兵與男兵分開管理，禁止男、女兵相接觸，所謂“慎使三軍無相過”，男兵女兵混雜一起，會影響戰鬥力，這無疑與幾千年來的封建傳統思想密切相關。
概而言之，我國傳統思維強調“男主外女主內”，只有非常時期，女性才會出現在戰場，戰場上的中國女性博得了一個亮麗名字叫“巾幗英雄”。毛澤東説：“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女兵部隊越來越受到政治家、軍事家們的重視。
女兵失蹤之謎：南昌起義後30女兵只找到4名
説起南昌起義，人們馬上會想到鐵血男兒的身影，鮮為人知的是，這其間還活躍着一支30多人的女兵隊伍。遺憾的是，在起義後這由於艱苦的戰爭環境，這些女兵們大都相繼神秘失蹤，後來只找到了4名女兵。
一、意外發現南昌起義中有一支女兵隊伍
凌家傳原是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副研究員。在江西省人民醫院的老幹部病房內，他曾講述起這支女兵隊伍的傳奇。
這位老人介紹説，1957年，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的籌建工作欠缺一些有價值的史料和文物。這時籌備組有人在刊物上看見了一篇回憶錄，文章的作者居然是一位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女兵。凌家傳和同事立即趕到北京，找到了這位叫胡毓秀的女兵。通過胡毓秀的介紹，凌家傳又採訪了彭援華、楊慶蘭、譚勤先等，人民軍隊的第一批女兵隊伍的形象逐漸豐滿起來。
據女兵們回憶，第一批女兵隊伍共有約30餘人，大部分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員，少數是何香凝同志辦的婦女訓練班的學員。汪精衞叛變之後，女學員們紛紛離開學校，跟隨葉挺、賀龍的部隊來到了南昌，並參加了隨後的起義。
二、在戰鬥中勇救陳賡將軍的最美女兵
在行軍戰鬥中，“女將們”表現得頗為英勇，以至部隊首長對她們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胡毓秀告訴凌家傳，當時，正值三伏天氣，烈日當空。每個女兵身上都揹着自己換洗的衣服和毯子，身體強壯的女同志——像楊慶蘭、譚勤先、陳覺吾等，有女兵中的“四大金剛”之稱，她們都揹着步槍，彈帶裏子彈都滿滿的。“譚勤先甚至救了陳賡大將一命。”
凌家傳介紹，南昌起義後，部隊在南下的會昌戰鬥中，與敵遭遇，戰鬥十分激烈。譚勤先被分配到前線當救護兵。小譚在經過戰場上的一個水田旁時，發現一位滿身都是泥巴和血的重傷員。只見他左腿兩處中彈，膝蓋骨、腳腕骨被打折，血流不止，把田溝裏的水也染紅了，一時昏迷不醒。
楊慶蘭來不及細想，一把背起這名重傷員，急忙往山下走去。很快，天就全黑了，她步履蹣跚地前行。汗水浸濕了楊慶蘭的衣衫，可她咬緊牙關，竭盡全力，最終將他送到醫護所。後來，大家才知道，這位身受重傷的營長竟是陳賡將軍!多年以後，他們相互見面時，陳賡總提起當年楊慶蘭的救命之恩，他們之間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誼。
三、南昌起義30年後只找到4位女兵
當時，和譚勤先一樣，大多數女兵被分配到前線部隊擔任宣傳或救護工作。不是每人都有譚勤先背救首長的英勇事蹟，但這批高素質的女兵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同樣留下了光輝的記錄。
行軍途中，因為遭遇敵軍前後堵截，部隊氣氛比較壓抑，為了活躍行軍生活，女兵們想到了演一出話劇。彭援華導演了一出“老祖母念金剛經”，説的是江西有一農户，因為國民黨拉壯丁，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彭扮演的老祖母惟妙惟肖，士兵們非常喜歡。
大多數時候，女兵們面對的是傷員。因為衞生條件簡陋，不少傷員需要及時將彈片或子彈取出，但事實上卻辦不到。護理這些重傷員時，女兵們想着法子減輕他們的苦痛，有人甚至講起了《三國演義》中關公刮骨療毒的故事，鼓勵傷員們要挺住。
這位老人最後介紹説，南昌起義30年後，他們想尋訪女兵時，多方努力也只找到了4位女兵，並通過這4人得知了另外12名女兵的名字，其餘則找尋不到，留下了不小的遺憾。
揭秘：南昌起義女兵隊伍中的“四大金剛”
一提及南昌起義，人們自然而然會想起參加起義的鐵血男兒。其實，當時起義軍中不但有男兵，還活躍着一支女兵隊伍。其中大部分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員(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少數是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創辦的婦女訓練班的學員，共有30人，這些女學員可以算是人民軍隊的第一批女兵了。女兵在當時中國社會出現，的確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曾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指導員的彭漪蘭曾動情地説：“當時婦女離開家庭去上學已是少見，更不要説去當女兵了。幾千年封建積習很深的中國社會，可以説人們是以詫異的眼光來看我們的。女生們決定來報考、離開家庭、錄取後報到，穿上學兵的灰色軍服，參加莊嚴的典禮，和男生一樣進行正式訓練，剪髮、背槍、列隊走在武漢三鎮的大街上，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反帝、反封建、反蔣口號，刷標語，散傳單，作演講，演話劇，進工廠宣傳……這些都是女兵們從前做夢不曾想到的新鮮事。”
汪精衞叛變革命後，不少女學員便跟隨葉挺、賀龍的部隊來到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時，彭漪蘭、彭援華和胡毓秀3人被分配到參謀團，其餘27人分別被分配到葉挺的十一軍、賀龍的二十軍和朱德的第九軍從事宣傳或救護工作。而王鳴皋、楊慶蘭、譚勤先、陳覺吾4人，因身體強壯、表現勇敢積極而被稱作女兵中的“四大金剛”,有關她們的故事一直鮮為人知。
譚勤先：宜黃城外勇敢鬥敵
譚勤先(1907-1994)，浙江桐鄉人，又名譚樂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學員。軍校畢業後，譚勤先與其他女同學一起被分配到第十一軍政治部工作。會昌戰役時，譚勤先被安排到前線去搶救傷員。起義軍在潮汕失利後，她在潮州紅十字醫院看護傷病員，後與胡毓秀、王鳴皋等一起乘船到達上海。
1927年7月30日下午，譚勤先和其他女兵隨軍登上廬山。當晚在得知孫科、張發奎在廬山開會的消息後，她們請當地老百姓為嚮導，翻越廬山，經鄱陽湖乘小船向南昌進發。8月5日，他們徑直到達南昌進賢李家渡後便離舟登岸，然後步行至撫州，在那裏趕上了南下的起義部隊。
行進至撫州宜黃時，部隊駐紮在城外的一座破廟附近休息，廟四周沒有圍牆，被高低不齊的樹環繞着。那天，譚勤先被安排站崗，忽然，聽見一陣陣腳步聲，她便警惕地蹲下身子觀察情況。原來，一小股攜槍的軍人正從西面走來。怎麼辦呢?時間不由得她多想了。她當即以當天的口令試探對方，一連問了三次，對方都毫無反應。她認定這就是敵人，決不能放跑他們!於是，她一面招呼着破廟附近的戰友，以此來震懾敵人，一面以恐嚇的口氣大聲喊道：“繳槍!否則我叫同志們出來打死你們!”敵人頓時慌了手腳，亂作一團，有的就地隱蔽，有的調頭便跑。這時，起義部隊迅速出擊，敵人最終繳械投降。事後，出於對同志的關愛，支部書記王海萍批評了她：“為什麼不早來報告?要你一個人冒險，萬一你被敵人殺了，我們還不知道呢，以後千萬不能這樣冒失了。”儘管譚勤先受到了批評，但不少戰友對她的果敢舉動投來讚許的目光。
楊慶蘭： 會昌戰鬥救了陳賡
楊慶蘭(1910-?)，河南信陽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學員。192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起義軍失利後，由於戰爭環境極度險惡，她在朱德的動員下，女扮男裝離隊到達武漢，後幾經輾轉來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解放後隨同其愛人黃玠然定居北京。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空氣也異常緊張起來。楊慶蘭所在支部的負責同志秘密告訴她將有重要行動，要求大家隨時整裝待發。1927年7月29日，她們突然接到“打野外”的命令，實際上是從武昌沿長江而下參加南昌起義，與她同行的還有王鳴皋、孫革非等女兵。行至半路，南昌起義的消息傳來。當時隊伍裏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追趕南昌起義部隊，另一種則主張散夥。因意見不一，船時開時停。楊慶蘭等人都是從虎口裏逃出來革命的，沒有牽掛，除了跟着黨繼續幹革命外，也無路可退了。她們追趕隊伍的心情非常迫切，對那些反對追趕的人憤恨透頂。一怒之下，孫革非等人把主張散夥的軍官槍斃了。幾日後，她們在撫州趕上了部隊。
不久，楊慶蘭被分配到賀龍的二十軍第三師從事宣傳工作。一路上，仗打得激烈，傷員又多，17歲的楊慶蘭身體特別結實，就改做救護工作。戰場上，楊慶蘭為了搶抓時間救助戰士，常常將生命置之度外。一次，她的帽子被子彈打落，她顧不上去撿，仍繼續工作。一個傷員體重100多斤，她背起來能上山下山跑上幾里。1927年8月24日，起義軍先頭部隊與敵錢大鈞部在贛州會昌附近發生激戰，由於後續部隊未及時趕到，加上彈藥缺乏，部隊傷亡很大。到了下午4時左右，部隊準備撤離。突然，楊慶蘭發現不遠處長有草叢的田溝裏隱隱約約躺着一個人，她走過去一看，一個身着背心、穿着短褲的人躺在草叢裏(負傷後，陳賡為避免敵人搜查口袋而特意脱掉制服)。仔細辨認，這不是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一營營長陳賡嗎?只見他左腿兩處中彈，膝蓋骨、腳腕骨被打折，血流不止，把田溝裏的水也染紅了，一時昏迷不醒。楊慶蘭來不及細想，一把背起陳賡，急忙往山下走去。很快，天就全黑了，她步履蹣跚地前行。汗水浸濕了楊慶蘭的衣衫，可她咬緊牙關，竭盡全力，最終將陳賡送到醫護所。後來，她和陳賡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時，陳賡還笑着説：“感謝你救了我一命，一個女孩子真不容易!多了不起啊!”多年以後，他們相互見面時，陳賡總提起楊慶蘭的救命之恩，他們之間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誼。
王鳴皋： 轉戰潮州悲喜交加
王鳴皋(1909-?)，湖北襄樊市(今襄陽市)光化(今老河口)人。1926年任中共光化縣支部委員會委員，1927年5月，考入武漢中共青年幹部軍訓班，同年考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後隨起義軍轉戰閩粵贛邊境地區。新中國成立後曾任貴州省赤水縣婦聯主任、貴州省文教局副局長等職。
1927年9月中旬的一天凌晨，王鳴皋攙扶一些輕傷員沿河岸向汀州進發，兩天後到達汀州城。受共產黨的委託，城內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把包括徐特立、陳賡在內等許多傷病員都收容在醫院裏護理治療。9月23日，起義軍佔領潮州。25日，王鳴皋與胡毓秀被安排在潮州郵政局工作，主要負責檢查來往的信件。25日下午3時許，黃紹竑的桂軍攻進城內。王鳴皋連忙收拾好文件往外跑，未料迎頭碰上了郵政局老局長。他攔下她們説：“外面正在巷戰，你們大軍已經退出潮州，我已經叫人把鐵門鎖上了，你們女孩子還想上哪兒?”她倆再三請求局長放她們出去尋找自己的隊伍，局長裝作什麼也沒聽見。無奈之下，兩人只有“耐心”等下去。
傍晚時分，街上再也聽不到槍聲。局長走到王鳴皋跟前説：“今晚你們就暫且住這裏吧!噢，你們把‘紅帶子’取下吧!明早我會派人送你們到紅十字會醫院去。”
此刻，王鳴皋和胡毓秀才明白她們已經與部隊失去聯繫了。第二天天一亮，她倆就被送到了紅十字會醫院。一個穿短衣的工人把她們引到廁所間，她們一進門，發現裏面還有一個人，大家一打照面，王鳴皋不禁喊了起來：“哦，勤先，你怎麼也在這兒呀?”原來，譚勤先被分配在電報局工作，巷戰開始，她急忙回營去，未曾想途中負傷，後被好心的老百姓送到了醫院。
為了避人耳目，那個工人在廁所門上掛了“女廁所”的招牌。就這樣，王鳴皋等3人在廁所裏潛藏了整整一星期。期間，每天都有專人給她們送來兩頓糙米飯。日子很難熬，但譚勤先卻保持着樂觀的情緒，她笑着説：“你們別那麼愁眉不展呀，戰國時期越王勾踐卧薪嚐膽的故事誰不知道呀，今天，我們共產黨人更要經得住困難的考驗。我們一定要堅強活下去!”第八天，譚勤先所負的腰傷基本痊癒，此時，那工人捎話過來：“有個醫生要請你們去談話。”大家見到了這位醫生，他30來歲的樣子，很同情革命，談了一些外面的事後，還安慰了大家一番。大概又過了幾天，醫生説：“這個醫院收容的都是作戰雙方的傷員，其中大部分是你們的傷員，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暫時在這裏做看護工作好嗎?”王鳴皋本來就是個閒不住的人，現在能繼續為革命做點事，她自然感到很高興。
第二天一大早，她們來到了傷員的病房。第一間大病房裏，住了二三十個傷病員。其中有個傷病員睜大眼睛打量了一下她們，然後輕聲地問：“醫官，你們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王鳴皋微笑着點了點頭，心裏既難過又高興。難過的是她們與部隊失去了聯繫，看不見許多朝夕相處的同志和戰友，歡喜的是她們在困境中又得到了好心人的許多幫助，現在又能繼續為同志們工作。從那天起，她們就在醫院中精心地照料着自己的傷員同志。後來在紅十字會的幫助下，王鳴皋等從潮州轉到汕頭，登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陳覺吾：悉心護理好傷病員
陳覺吾，生卒年、籍貫均不詳，又名陳夷堅，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學員。參加過南昌起義。會昌戰鬥打響時，陳覺吾被分配在一間臨時搭建的醫療所擔任救護工作。戰鬥異常殘酷，從前線搶救下來的傷員很多，藥品又不夠供應，醫務人員極度缺乏，醫院的設備條件十分簡陋，單是牀鋪一事就讓醫療人員傷透了腦筋。沒法子，他們只有在村莊裏動員羣眾，拆下門板架起臨時鋪位來。陳覺吾還主動學習《救護常識》，熟悉一些簡易的醫療常識和包紮方法。本來，有些傷員需要及時開刀將子彈或彈片取出，才有好轉的可能，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無法辦到。為了減輕傷口腐爛的程度，陳覺吾等只好每天給傷病員換藥。當時天氣炎熱，疫癘流行，不少傷員除了戰傷，還染上了流行病，這使得護理工作增加了難度。陳覺吾一連幾夜沒睡，眼睛熬得通紅，但她從不叫苦叫累，還像其他女兵一樣，為了替傷病員解悶，設法給他們講一些歷史故事。每當傷病員聽到《三國演義》中關公刮骨療毒、梁山好漢被逼造反的故事，一個個感動極了。而當看見輕傷的同志能自由行動，重傷的同志傷情有所好轉時，陳覺吾內心總有抑制不住的喜悦!起義軍失利後，陳覺吾與張仁、吳志紅等一起留在了廣東南雄地區，繼續從事革命鬥爭，並參加了中共南雄縣委在靈譚村召開的貫徹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的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於1928年2月13日全縣農民起義，這是贛粵邊影響較大的一次暴動。由於種種原因，此後有關陳覺吾的情況知道得少之甚少。
“四大金剛”除了從事宣傳、護理工作外，為了活躍行軍生活，她們還抽空排練小戲。有一次，胡毓秀、譚勤先、楊慶蘭等找到參謀團長，商量着準備演一出話劇，劇情大致是這樣的：江西農村某家農婦，祖孫三代過着較安定的生活。這位老祖母信佛，她最喜歡念金剛經。忽然，一天晚上，國民黨派人來抓夫，把她心愛的兒子拉走了。此後不久，老祖母的孫子也因病無錢治療而夭折了。老祖母和寡媳在國民黨的暴政下過着悲慘的生活。這麼一出小戲劇目叫什麼呢?大家一時總想不出題目來。沉默片刻，彭援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學員)説道：“就叫《老祖母念金剛經》好麼?”
“好是好，可由誰來扮演老祖母這個角色呢?”大家齊聲應道。
“沒辦法，就讓我來試試吧!”彭援華自信地笑着説。
在排練過程中，大家都很投入。演出時，士兵們看得入神，紛紛讚不絕口。這次演出道具雖簡陋，但演得很成功，加深了大家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堅定了大家的革命意志。行軍路上，很多同志十分疲倦，常常隊伍一停下來就打起盹來。此時，女兵們就敞開嗓門，唱起了熱情奔放、喚起力量的歌。她們最愛唱的歌是《少年先鋒隊隊歌》：“走上去呵，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炮開自己的路……”唱着唱着，一會兒就匯成了大合唱，雄壯的歌聲，此起彼伏，震盪山間……
女兵們的表現得到了周恩來的讚賞：“女將們，你們這一路表現得很不錯，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們打到廣東站住腳以後，派你們到蘇聯去深造，專攻軍事。”他還勉勵女兵們説，“將來革命發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這一路看得出你們女同志能夠和男同志同樣過嚴格的軍事生活，將來也能和男同志一樣擔負重要的革命工作……”後來，這些女兵們大多被黨組織動員轉入到地方，繼續從事革命鬥爭，為革命事業拋灑青春和熱血。
南昌起義時共產黨打國民黨的旗幟的真正原因
起義以國民黨的名義展開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發了由共產黨領導的起義。由於南昌我方兵力相對集中，戰鬥只進行了幾個小時，起義便宣告成功。當天南昌的《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闡釋這次起義意義的《中央委員宣言》，這裏的“中央委員”，是指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其中也有數位如譚平山、***、吳玉章、惲代英、高語罕、鄧穎超等共產黨員的名字，可此時，他們只是以跨黨的國民黨員的身份列入的。這從宣言的內容可以清楚看出：
同人等受全國同志之重託，經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6年1月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任為中央委員以來，根據本黨主義政策與總理遺教，為國民革命前途奮鬥，賴全國同志之協同努力，雖歷經黨國危機時期……
文中“總理”，當然是孫中山;“本黨”、“國民革命”，自然是國民黨的特別用詞。也就在8月1日當天，在南昌召開了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選舉宋慶齡同志等二十五人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員會在南昌貢院側舉行委員就職典禮。會場懸掛着國民黨黨旗和孫中山遺像。
起義部隊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由賀龍兼代總指揮，葉挺兼代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長，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
獲得了中央的認可
八一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展開的，但整個過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領導人倡導，中共中央同意並部署，委派周恩來為書記，成立由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著名共產黨員參加的前敵委員會——負責領導和策動的。這是當時的基本情況。但隨之一個問題便出現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扯起一面國民黨的旗幟呢?
通過歷史材料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是：一方面，國民黨反動面目已經暴露，必須與其保持距離甚至對立;另一方面，認識到國民黨的力量還相當強大，並且內部並非統一，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幾天後商討南昌起義事宜時，提出國民黨的名義問題，很快就獲得通過。這一點，此次起義的重要策動者、主要領導人李立三，於當年十月在討論“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的報告中，陳述得十分清楚：
下轄3個軍:第十一軍由葉挺任軍長，聶榮臻任黨代表;第二十軍由賀龍任軍長，廖乾吾任黨代表;第九軍由韋杵任軍長(未到職〕，朱德任副軍長;朱克靖任黨代表。
當時我尚在廬山，得中(鄧中夏)、平(譚平山)、代英等電召即返潯，參加會議，此次會議對暴動(當時對起義的叫法)計劃完全一致。在政治上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集中政權黨權軍權之最高機關，以反對寧漢政府中央黨部，繼承國民黨正統……在這項綱領之下發表宣言(用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名義)。第二日(周)恩來自漢趕到，報告中央意見，認為形勢既已於是，對在潯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
因此看來，以國民黨名義發動起義，當時在九江開會的幾位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後也獲得了中央的認可。
樹立起自己的旗幟
那麼，起義部隊是在何時丟掉了國民黨的名義，樹立起自己旗幟來的呢?據張國燾的回憶，那是在起義隊伍行進到廣東汕頭之後。 “不兩天，張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潛來汕頭……他要我們根據中央的新政策，將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放棄潮汕，將軍隊調駐海陸豐，會合那裏的農民，改組為工農紅軍。
這對正在戰鬥的部隊和機構，顯然會產生影響。因此，當時的起義領導人並沒有馬上宣佈。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來，被擔架抬着進了流沙的一座小廟，在那裏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在會上，周恩來宣佈：現在我們奉中央命令，我們共產黨，不再用中國國民黨這面旗幟了，將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單獨地幹下去;現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事實上已不存在了。
8月6日至8日，葉挺、賀龍所部陸續抵臨川，起義部隊從南昌出發後，因未及整頓，沿途百姓受反動派惡意宣傳的欺騙均閉户遠逸，致使部隊飲食不繼，士兵們在炎熱天氣中超負荷地山地行軍，病死和逃亡者很多，行軍3日，部隊實力損失已達1/3
實際上，在起義隊伍行進過程中，已有中共負責人對打國民黨招牌心存質疑了。李立三在當年十月關於“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報告的結論部分，就表現了這種態度：
國民黨在武漢反動屠殺工農以後，已成為羣眾所唾棄已臭的死屍，所以八一革命應該是工農政權的開始，但是還死戀着已臭的死屍，好像要靠總理在天之靈來保佑一樣。革命委員會中幾乎全數C.P.(共產黨英文縮寫)，但是每次開會時還是要宣讀總理遺囑，想起來真好笑!到瑞金以後已經在原則上決定要建立工農政權了，但是還捨不得一塊國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頭失守，才決定取消國民黨的名義和“白色恐怖”的旗子，這就是機會主義在這裏作祟。
前委決定停留一週以休整隊伍。在此期間，前委決定廢棄利用一般土豪劣紳來提款、派款、借款的舊籌款政策，改行對土豪劣紳徵發、沒收糧食財產和罰款的政策;另外，因二十軍、十一軍的參謀人員逃跑，有泄漏原定軍事計劃的危險，決定到瑞金後改道長汀、上杭南下;正式組建第九軍和第二十軍第三師。
起義時的“頭面人物”賀龍，在起義失敗後到達上海。當時代表中央的李維漢與賀龍進行了談話。談話中賀龍認為，“南昌起義有兩個錯誤，一是用國民黨的旗幟，二是未沒收土地”。
在今天看來，似乎還不好簡單地認為南昌起義最初以國民黨的名義就是錯誤。畢竟共產黨當時還沒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廣泛的羣眾基礎(當起義隊伍向廣東行進時，並不能獲得百姓的強烈呼應和認同)，所以，當時打出國民黨的名義，有利於匯聚軍隊和民心，有利於起義順利進行，這應當是基本的客觀事實。
“十個桂林女兵”：周恩來特批的援越女兵
越南戰場的經歷，繼續影響着“十個桂林女兵”的命運。比如大多數人的擇偶對象都傾向於復員軍人。由於當年中國部隊援越參戰沒有向世界公佈，是秘密出兵，活着歸來的戰士檔案中並無詳細記載，而且要求參戰人員繼續保密。特殊的年代裏，即使是親朋好友，也鮮有人知道女兵們參加援越抗美的詳細經過。
女兵(資料圖) 40年前，“十個桂林女兵”跨越國境線，隨同32萬戰友一道，幫助越南軍民抗擊美軍。有1400名戰友長眠在異國土地上。40年後，她們再次來到戰友墓前。
“40年一直想來，沒有這個機會。現在桂林的老戰友組織，有這麼個機會，這是祖國的酒。”71歲的楊淑貞在丈夫鄭若杜的墓碑前絮絮叨叨訴説着，她灑上酒，擺好從北京帶來的果脯，艱難地俯下身子，低低地親吻着墓碑。
40年前，鄭若杜曾是中國援越抗美后勤部隊62支隊的宣傳股長，就在他犧牲的前一刻，楊淑貞寄來的糖果剛剛轉抵越南，他對通信員説趕緊打開讓大家吃糖，但還沒來得及打開包裹就聽見警報響起，“仗打完再分糖吧”，他邊説邊跑向一號炮位。從此，他再沒回來。
2007年9月9日，越南太原市靈山鄉烈士陵園，包括鄭若杜烈士墓在內，聳立着83座墳塋，白色的墓碑上，用醒目的紅色標註着中、越兩國文字。默哀的人除了烈士家屬，還有一羣白髮的中國退伍老兵，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朵小白花。他們來自中國12個省市，平均年齡60開外，年紀最長的78歲。退伍老兵楊寬讓是從西安趕來的，他特地帶來了祭掃烈士的水土：水是黃河水，而土則是他專程趕到黃帝陵取來的。“幾十年了，我們來看你們，來得太晚了，來得太少了。非常的抱歉，非常的遺憾，非常的對不起。”楊寬讓帶着濃重的陝西口音叨唸着。
祭奠儀式上，老兵們種下一棵越南的“英雄樹”，這種樹每年開兩次花，潔淨的白色，花瓣很大。退伍女兵們，即“十個桂林女兵”的代表：陳惠榮、紅飆、蒙毅，忙着在陵園中獻花和培土。正是“十個桂林女兵”，發起並組織了這次特殊的行程。
40年前，1967年8月， “十個桂林女兵”即將歸國，臨行前她們就在此地脱下軍帽，列隊向烈士致哀。那年，她們十七八歲，和大部分犧牲的戰友年紀相仿。如今，“十個桂林女兵”已經全部退休，她們當中，有工農兵學員，有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有機關幹部，也有人在工廠任職，企業不景氣時，則默默承受了下崗的命運。
40年白駒過隙。烈士墓初建時不過是一個個土堆，只豎立了一塊木板做墓碑。如今則全部用水泥澆鑄，配備了祭台和香案，建起“代代記恩烈士”紀念碑。陵園兩邊還鑲嵌着當年用中文寫下的毛主席語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從“革命小將”到“國際主義戰士”
在國內，關於援越抗美戰爭的公開史料並不太多。1994年，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張愛萍任編委會主編的《當代中國叢書·中國人民解放軍》交待了戰爭的背景及中國部隊的參與情況，其下卷第104頁記載：“1964年8月，美國進一步擴大對越南的侵略，製造藉口，轟炸越南北方，使戰爭逐步升級。中 國應越南政府的請求，派出地面防空部隊。”
第170頁記載：“六十年代中期，人民解放軍高射炮兵部隊奉命入越參加援越抗美戰爭，主要擔負越北鐵路幹線和鋼鐵廠、發電廠等重要目標的防空作戰任務(也有部分高炮營配屬掩護援越工程部隊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