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阿哥胤禟之死對雍正不服氣的“作死”舉動,最終招來殺身之禍
歷史上的康熙朝晚年,康熙皇帝的眾位皇子為了爭奪皇位,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九子奪嫡”大戲。最終,康熙皇帝的皇四子胤禛成為了這場皇位爭奪戰的勝利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在康熙皇帝去世後,其順利登上了皇位,這便是歷史上的雍正皇帝。
然而,長達二十多年的明爭暗鬥,使得眾位康熙皇子之間的關係,早已是劍拔弩張,勢同水火。於是,登基之後的雍正,隨即開始對此前參與了“九子奪嫡”的兄弟們,展開了瘋狂的清算與報復,而這也直接導致了這些康熙皇子大都沒能夠以善終收場。
在這其中,胤禩作為雍正曾經最具競爭力的對手以及實力最為強大的政敵,其結局之悲慘也是可想而知的。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正式下旨將胤禩削宗奪爵、革除黃帶子,進而將其治罪圈禁、折磨致死,就連胤禩的名字也被改為了“阿其那”。
而在“九子奪嫡”的整個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沒有表現出對於皇位有覬覦之心的九阿哥胤禟,也同樣遭受到了雍正極為殘酷的對待,就在胤禩被雍正圈禁至死的同一年,胤禟幾乎以同樣的方式被折磨致死,其名字也被改為了極富羞辱與咒罵性質的“塞思黑”。
從胤禟最終的結局來看,雍正對其的不滿與憤恨相較於八阿哥胤禩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其中,除了兩人早在“九子奪嫡”過程中積怨已深外,胤禟在雍正登基之後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雍正懲治他的理由。
對於八阿哥胤禩的極力扶保與支持,使得九阿哥胤禟成為雍正的眼中釘,肉中刺。
眾所周知,八阿哥胤禩的出身是非常的卑賤。
他的生母良妃衞氏,辛者庫出身,生育胤禩的時候僅僅是一名地位非常低的宮女,並且是直到胤禩快二十歲了才被康熙冊封為嬪。可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胤禩卻依舊能夠成為“九子奪嫡”中的熱門人選,總結下來,可以説是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是胤禩本人的努力。
卑賤的出身恰恰培養了胤禩謙卑、仗義的性格,並且其是異常的努力與上進,這就與驕縱跋扈、貪婪荒誕的太子胤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於是眾多皇子以及朝中許多的大臣,都對其是頗有好感。
其二,胤禩迎娶了安親王嶽樂的外孫女郭絡羅氏。
郭絡羅氏父母早亡,自幼是被安親王嶽樂撫養長大,倍受寵愛。而在迎娶了郭絡羅氏後,整個安親王嶽樂家族,,括嶽樂本人,繼任安郡王的馬爾渾,以及嶽樂之子景熙、吳爾佔等人,皆站在了胤禩一邊,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持以及政治資本。
其三,胤禩獲取了非常豐厚的財富支持。
這些財富,並不是胤禩本人所有,也不是康熙為其所賞賜,而是來自於兩方面人的提供。
一是以明珠之子納蘭揆敍為首的葉赫那拉家族,以及以遏必隆之子阿靈阿為首的鈕祜祿氏家族,這兩大在康熙朝堂上極富聲望與地位的外戚家族。
雍正登基後,就曾對納蘭揆敍以及阿靈阿對於八阿哥胤禩的支持,有過非常尖鋭的批判。
“揆敍挾其數百萬家貲,與阿靈阿等合謀買囑優童下賤,每與官民宴會之所,將二阿哥肆行污衊。京城言語謂千金買一亂者,人所共知者也。既明理者聽之亦不能辨其事之真假,無父無君,莫此為甚。”
由此也可見,這兩大外戚家族在財富層面給予了八阿哥胤禩非常重要的支持,並且在政治層面也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而除了納蘭揆敍以及阿靈阿等的支持,八阿哥胤禩另一個重要的財富來源,便是來自於九阿哥胤禟。
事實上,在所有康熙皇子中,胤禟無疑是最為富有的一位。
一方面,九阿哥胤禟與明珠家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康熙的指婚安排下,九阿哥胤禟的三女兒,下嫁給了納蘭揆敍之子、明珠之孫納蘭永福。
在此之前,胤禟本就與明珠、揆敍等葉赫那拉氏家族的成員關係交好,有着非常頻繁的“生意”上的往來,之後又攀上了姻親關係,使得胤禟的財富再一次得到了迅速增長。
曾任九阿哥老師的秦道然就曾供述説:
“允禟從前傢俬不滿二十萬,自與明珠結親之後,現銀約四十餘萬兩,田產、房屋、生意等項約還有三十餘萬。”
雍正也在批判胤禟的種種罪行中對其怒斥:
“從前詐取明珠家銀百萬餘兩。”
可見,通過與葉赫那拉氏家族的聯合與聯姻,對於九阿哥胤禟的財富積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胤禟卓越的“經商頭腦”,也使其賺取了大量的財富。
不得不説,胤禟的賺錢手段可以説是非常豐富的,除了通過田產、房屋、當鋪這些常規產業賺錢之外,還有一些“非常規”的手段。
胤禟利用明珠家的關係,廣佈人脈,通過這些人手中的職權專做政府的生意,獲取了鉅額的利潤。不僅如此,他還利用自己的皇子身份,從東北往關內走私人蔘,以從中獲利。還有就其安插親信進入鹽業等國家壟斷經營領域,在挖朝廷與康熙“牆角”的同時,也廣收“孝敬”銀子,使得財富日益增長。
也正是因為如此,九阿哥胤禟通過明裏暗裏的串聯與交易,積攢了大量的財富,成為所有康熙皇子中當之無愧的“財神爺”。
但是,胤禟自己並沒有奪位的打算,他將全部的財富都用以支持八阿哥胤禩的爭奪皇位,而在胤禩因為“斃鷹事件”徹底失去奪嫡資格後,他又選擇繼續支持十四阿哥胤禵參與皇位的競爭,包括提供活動經費、收買朝廷官員、營建形象工程等,胤禟都出力不少,並且是獻計獻策,表現異常的活躍。
由此可見,儘管九阿哥胤禟並沒有直接參與到皇位的爭奪之中,甚至他本人對於皇位也沒有任何的覬覦之心,但是他對於胤禩以及後來對於胤禵的支持與扶保,都給雍正的奪嫡進程帶來了巨大的麻煩與困擾,這也使得雍正對其是同樣的恨之入骨。
胤禟對於雍正過於明顯的“口服心不服”表現,進一步加劇了雍正對其的不滿。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
然而,就在康熙的喪儀期間,雍正就主動向九阿哥胤禟的生母宜妃郭絡羅氏發難,對其進行了極為嚴苛的羞辱與斥責。
“但眾母妃自應照前遵行國禮。即如宜妃母妃用人挾腋可以行走,則應與眾母妃一同行禮,或步履艱難,隨處可以舉哀。乃坐四人軟榻在皇太后前與眾母妃先後攙雜行走,甚屬僭越,於國禮不合。”“皇考未登梓宮前,倉促之際,宜妃母妃見朕時,氣度竟與皇太后相似,全然不知國體。”
雍正這正是在用一種“恨屋及烏”的態度,表明了對於九阿哥胤禟的不滿,並且,這也是一次對於胤禟等人的警示。
緊跟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初,雍正皇帝便以“遵循舊制”為由,派遣胤禟前往西北。
實際上,雍正此舉就是要起到“一箭雙鵰”的效果,既是為了分化、、削弱、瓦解“大爺黨”人在京城的勢力,同時也要對胤禟進行管控與監視。
只不過,胤禟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竟然“屢請緩行”,這不僅是不給雍正面子,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抗旨”。最終在雍正的嚴令催促下,胤禟還是來到了西北。
然而,已然到了西北的胤禟,並沒有就此安穩下來,反而繼續着與雍正的對抗。
《清史稿》中,對於胤禟在這一階段的行為,有着非常明確而詳細的記載。
“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州買草、勘牧地,違法肆行,請奪爵,上命寬之。三年,上聞允禟縱容家下人在西寧生事,遣都統楚宗往約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傳旨詰責,曰:“上責我皆是,我復何言?我行將出家離世!”楚宗以聞,上以允禟傲慢無人臣禮,手詔深責之,並牽連及允禩、允禵、允私結黨援諸事。七月,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劾允禟護衞烏雅圖等經平定毆諸生,請按律治罪,陝西人稱允禟九王,為上所聞,手詔斥為無恥,遂奪允禟爵,撤所屬佐領,即西寧幽禁,並錄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還京師,授以官。 ”
細數下來,胤禟在這一階段的“罪過”,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來,擅自圈佔、買賣牧地,造成惡劣影響。
二來,縱容家人尋釁滋事,並且不服地方官員管束,桀驁不馴。
三來,當地人稱其為“九王”,可見其行事、做派的張揚。
除此之外,還有兩件事情,更加引得了雍正的極度不滿。
首先是在西北軍中,傳出了對於雍正極為不利的言論。
雍正三年(1725年),在西北軍中效力的宗室成員賴士,參奏駐防都統圖臘、副都統鄂三與下屬人員,稱其罪過為:
“誹謗聖躬,捏造拘拿諸大臣,凌逼眾阿哥,縱恣隆科多,年羹堯擅權等話。”
此事緣起於西北,在加上當時京城之中已經有了對於雍正“凌逼眾阿哥”的輿論,使得雍正自然而然的認為此事為正在西北的九阿哥胤禟所散佈。
其次,便是胤禟與家人的“密信”往來。
四年正月,九門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書,以聞,上見書跡類西洋字,遣持問允禟子弘暘,弘暘言允禟所造字也。諭曰:“從來造作隱語,防人察覺,惟敵國為然。允禟在西寧,未嘗禁其書札往來,何至別造字體,暗藏密遞,不可令人以共見耶?允禟與弘暘書用硃筆,弘暘復書稱其父言為‘旨’,皆僣妄非禮。允禟寄允書言‘事機已失’,其言尤駭人。”
胤禟為了與家人的交流內容不為外人所知,於是用滿文轉化為了拉丁文字,這在當時的文化發展歷程中,無疑是一種“創舉”,但是對於雍正來説,這卻是實實在在的悖逆之舉,更認為其信中內容確係不可告人之事。
不僅如此,胤禟更是與家人的書信中,用皇帝才能用的“硃筆”,並且是自稱為“旨”,這些都是極為大逆不道的的行為。
就這樣,胤禟的一系列“口服心不服”,一再挑戰雍正“底線”的行為,最終徹底惹惱了雍正,而雍正也就此下定決心要藉着扳倒胤禩的機會,對自己的這位反對者,進行嚴厲的懲治。
關於“胤禟之死”,也成為了歷史的“謎案”。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胤禟被革黃帶子,削除宗籍,並被改名為“塞思黑”,之後被押解到了保定,圈禁於高牆之中,交由當時的直隸總督李紱看管。
至於胤禟被圈禁的情況,徐鑫先生在《雍正帝陵歷史之謎》介紹為:
“被押入四面加砌高牆,重兵把守的囚室。雍正皇帝下令,除下賤飲食以轉擁送人外,一切筆、墨、牀、帳、書、字、便冰一塊,湯一盞,亦不得給予。時值酷暑,牆高房小,胤禟鐵鎖在身,手足拘禁,時常昏迷,其家人用冷水噴漬,逾時方醒。很快,隨胤禟前來的4名家人,也被隔離圈禁,胤禟的生活更加不堪。”
終於,歷經三個半月的折磨,胤禟死於禁所之中。
就在胤禟去世之後,李紱將此消息上奏給了雍正皇帝,然而,李紱並不是上的公折,而是上了一份密摺,隨即引得了雍正皇帝的震怒。
實際上,李紱這樣做,也是有着其“私心”,畢竟九阿哥胤禟是在他看管之下去世的,他並不像為此承擔過多的責任,於是用密摺上奏的方式,實際上是想“甩鍋”給雍正。
然而,雍正看出了李紱的心思,同時也更加知道,李紱此舉無異於是將矛盾與輿論焦點轉移給了他,讓世人認為這一切都是雍正的安排,使得自己就此揹負“屠弟”的罵名,因而對於此事才會異常的憤怒。
所以,在後來的那場著名的“田(田文鏡)李(李紱)爭鬥”中,雍正藉機對於李紱進行了嚴懲,並將此事作為懲治李紱的一個重要理由。
而至於到底是雍正下旨讓李紱折磨死了胤禟,還是李紱立功心切,積極表現以討好雍正,進而成為了雍正的“幫兇”,也就此變得不得而知了。
縱觀雍正登基之後胤禟的表現,可以説是將“口服心不服”表現的太過於明顯了,不僅是在私下裏有着“悖逆”的行為,甚至在公開場合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於現狀的不滿以及對於雍正的“鄙夷”之情。
按照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的説法:
“從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離散其黨 ,不令聚於一處,或可望其改過自新。豈知伊怙惡不悛,悖亂如故。塞思黑之狡詐奸頑,亦與相等。允俄狂悖糊塗,允禵卑污庸惡,皆受其籠絡,遂至膠固而不解,於是結交匪類,蠱惑人心,而行險僥倖之輩,皆樂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義。”
可見,雍正是將胤禟擺在了同胤禩一樣的位置,成為了“主犯”,足可見胤禟的影響力與破壞力,以及雍正對其的憤恨之情。
或許這一時期胤禟的想法,與此前熱播的電視劇《大明風華》中,朱棣之子朱高煦與朱高燧頗為相似。他們都是在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為“賭注”和“籌碼”,以激起帝王的盛怒,以此讓其揹負輿論上的譴責與後世口中的罵名。
而最終,胤禟也為他的這種“負氣”之舉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進而被雍正削宗奪爵、圈禁至死。直到五十多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胤禟才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得以被“平反”,恢復了宗室的身份。“九子奪嫡”之中的所有恩怨情仇,在這個時候也才最終得以被徹底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