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在歷史上的評價褒貶不一，而他作為太平軍降將卻深受清廷重用，官至北洋水師提督一職，領尚書銜。這主要是因為“識時務者為俊傑”，丁汝昌在適當的時間選擇投降，並在安慶一戰中立下戰功，為其打開了入仕的大門；再者，由於其清白的家庭背景、鶴立雞羣的軍事能力，又跟對了李鴻章這顆大樹，故而能夠扶搖直上，鹹魚翻身！
識時務者為俊傑
眾所周知，丁汝昌是在安慶保衞戰中投降了清軍的，為何説此時投降清軍是識時務呢？因為安慶的太平軍沒有活路，而圍城的清軍日子也不好過，這種背景下，選擇就很重要。
清軍對於圍剿太平天國的既定方針是第一步攻武漢，第二步陷安慶，第三步奪天京。咸豐九年（1859年）冬，武漢已下，湘軍首領曾國藩就開始分四路圍攻安慶。次年5月，清軍在太平軍叛將韋志俊（韋昌輝之弟）的幫助下，接連擊潰太平軍守將連添福、萬宗勝部，繼而拿下樅陽，致使安慶告急。
陳玉成為了救安慶，企圖採用“圍魏救趙”之策略，欲將圍城之清軍引往上游，於是分兵兩路合攻湖北。陳玉成親率大軍趨北路進抵湖北黃州（今黃岡），但受到英國的阻撓，無法繼續進兵；與此同時南路李秀成一開始高歌猛進，但到黟縣而止，既沒有選擇趁勝攻擊曾國藩在祁門的指揮部，也沒有按約定向湖北集結，反而擅自揮師浙江，轉去江西，這讓已經立下遺書的曾國藩得以喘息，並加緊了對安慶的包圍之勢，同時仍以副都統多隆阿、按察使李續宜的兩萬騎步兵，在陳玉成南下回援的必經之路桐城附近打援，陳玉成進退兩難之際只得回到天京請命增兵硬磕！
1861年5月末，清軍也正是趁陳玉成到天京請求救兵的時機，集結重兵向太平軍陣地赤岡嶺發動了進攻。整整一週的攻打，四千太平軍彈盡糧絕，孤立無援，營壘終被攻破，湘軍入營將全營太平軍屠殺。隨後，清軍再向菱湖北岸的太平軍營壘進攻，八千守軍糧食耗盡後向曾國荃投降，但為時已晚，太平軍降軍全部被斬首，清軍繼而全部調往安慶城下，準備最後一次攻城，丁汝昌就是這個時候投降了清軍。
“學啓不降，當誅爾親子”。——《清史稿》
此時的安慶因長期被困，糧草已絕，城中守軍以樹葉、樹皮為食，餓死者隨處可見，吃都吃不飽的太平軍，守住一座孤城幾乎不可能。故而城中外逃的太平軍並不少，其中陳玉成部將程學啓就在深夜帶着丁汝昌等300餘人翻越城牆，向集賢關湘軍訓導曾貞幹投降了。這裏雖然有曾國荃綁架程學啓家人的因素，但丁汝昌跟着出城受降是他識時務的表現，如果拼死守城，也就沒有後來的高官厚祿了。
“安慶北門石壘三最堅，學啓力攻拔之，絕賊糧道。”——《清史稿》
在投降清軍以後，曾國藩畢竟對這些叛軍不怎麼放心，於是就讓他們衝在前面做炮灰。程學啓、丁汝昌熟悉城中佈局，因而做了清軍前導，配合着清軍的“地道戰術”攻破了安慶北大門，進而引軍入城，佔領了安慶全城，城中太平軍近兩萬人被屠。也是因為這個戰功，程學啓被升任為遊擊，賞戴花翎，開字營營官，丁汝昌則升任千總，開字營哨官，開啓了清朝的入仕門路。
李鴻章的提攜
曾國藩是李鴻章的恩師，在官場上對李鴻章的扶持相當大，特別在於淮軍的組建上。因為李鴻章是安徽人，故而在其組建淮軍時，曾國藩將本屬湘軍體系的開字營播給了李鴻章，因為這個開字營裏大都是李鴻章老鄉安徽人，這有助於他的管理。就這樣，丁汝昌就開始跟着李鴻章幹起了事業。李鴻章也是胸懷大志之人，他力圖興兵強國，故而對於人才相當看中，特別是丁汝昌這種出身貧寒，與朝廷官僚體系沒有裙帶關係的軍事人才，相當喜歡，故而才有了李鴻章對丁汝昌的提拔。
丁汝昌是同治元年（1862年）跟着李鴻章到的上海，鑑於安慶之戰的英勇表現，李鴻章就想再磨練一下他，於是將丁汝昌所部派往配合劉銘傳的銘字營，在四江口與太平軍作戰，也是出於作戰英勇，劉銘傳就順勢向李鴻章申請要人，把丁汝昌調到了銘字營，官職雖未提升，但接掌了劉銘傳的100親兵，隨着捷報頻傳又改統領馬隊，升了營官，還授了參將。
同治三年，太平天國問題徹底解決，曾國藩又受任北上剿捻，此時的李鴻章為兩江總督，大部淮軍也就隨播於曾國藩北上。丁汝昌此時也算是臨危受命，先升了副將，統先鋒馬隊3營，跟着劉銘傳北上，打了四年捻子，徹底剿滅了東捻軍，丁汝昌因功被授為總兵，加提督銜，賜協勇巴圖魯勇號，這是他憑本事真刀真槍拼出來的。
“目前之患在內冦，長遠之患在西人”。——李鴻章
同治十三年，朝廷基本上沒什麼內亂了，於是開始裁減軍隊，劉銘傳或許是有些私心，對於手下這個丁汝昌出頭太快有些想法，於是從丁汝昌的馬隊3營開始入手裁撤，丁汝昌致書抗議，惹劉銘傳怒火難平，有殺丁汝昌之意，丁汝昌無奈，為保性命，只得辭官歸鄉。其實正是丁汝昌抵制裁軍這一點，最符合李鴻章的心意，當年恩師曾國藩害怕湘軍勢力太大會引禍上身，於是主動裁軍，李鴻章就極力反對，他認為清軍衰弱已成定勢，湘軍、淮軍之組建不僅是平內亂，更為長遠之計，以防西方侵略大清，這個思路與丁汝昌心照不宣。同年，日本就對大清枱灣發起了攻擊，這也應正了李鴻章的預測，只不過日本是通過海戰！
“丁汝昌夙將騎兵，以統海師，朝廷用人，自為失當”。——劉體仁
正是彈丸小國日本的這次行動使大清朝廷開始重視海防，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受命督辦北洋海防。當時李鴻章任職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丁汝昌覺得機會到了，於是前往天津投靠李鴻章這位老領導。李鴻章又擔心其與劉銘傳的過節，當然不會讓他重操舊業，於是藉着辦海軍的時機，將這位“文韜武略”的才幹拉進了海軍體系。其實這也是後人對其詬病諸多一個原因，一位步騎將軍，對海軍一竅不通，有點專業不對口的意思。當時想用丁汝昌的大員還包括陝甘總督左宗棠，他正在收復新疆，也是用人之際，但李鴻章不願意放人，藉口將丁汝昌留在了天津，否則丁汝昌去了甘肅也許更能發揮其才能。
“十四年，定海軍經制，命為海軍提督。軍故多閩人，汝昌以淮軍寄其上，恆為所制”。——《清史稿》
丁汝昌入了海軍體系雖然專業不對口，但帶兵的能力也，正如現在説的，領導不一定非要專業對口，會管理就行，專業交給技術人員就行了，如北洋水師的各軍艦管帶，皆是留洋歸來的海軍新式人才。丁汝昌在北洋水師的籌辦中也成為李鴻章的左膀右臂，從訂購軍艦帶航回國，到維修保養巡查海況，以及新式海軍的訓練，皆打理的頭頭是道。我們都知道清朝向日本之類列強賠款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也向清朝進行過賠款，這正是丁汝昌在日本長崎時的高光表現，打了日本警察，還獲得了5萬賠款，可以説當時的大清水師是名副其實的亞洲第一水師。
光緒十三年（1887年），李鴻章鑑於丁汝昌的表現，向皇帝遞交《保舉將才折》，舉薦丁汝昌為清朝新式海軍重點培養人才。次年九月，北洋海軍正式建軍，海軍衙門根據李鴻章的舉薦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師記名提督直隸天津鎮總兵丁汝昌為海軍提督，光緒二十年賞加尚書銜。這也是丁汝昌一生最為高光的時期，之後的事情眾所周知，甲午海戰的慘敗，將這位軍事人才打入萬丈深淵，淪為喪權辱國的替罪羊。
綜上，丁汝昌雖是太平軍降將，但也屬實是一名幹才，恰逢時機的選擇投誠，立即以降將之身立功入仕，開啓門路；加之世代農民出生的簡單背景，過硬的軍事能力，得到了李鴻章重任，一路提拔至海軍提督。但在腐朽的清朝統治下，沒能繼續書寫傳奇，雖有“予決不棄報國大義，今惟一死以盡臣職”的精忠豪言，也難免為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戰術思想買單，成為歷史上揹負罵名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