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李鴻章率領淮軍在上海與太平軍作戰，連續取得了虹橋、北新涇等好幾場大捷。攜此戰功，李鴻章榮升江蘇巡撫，位列封疆，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然而，飛黃騰達之時，李鴻章卻有一個巨大的煩惱，此時他已年過四十，膝下卻始終無子。前些年四處漂泊，鬱郁不得志，這個煩惱還可以暫且拋在腦後，現如今已是封疆大吏，而且前途不可限量，這個煩惱就不僅僅是煩惱了，而成了關係他這一支興衰的家族大事。
為此，李鴻章做了兩件事，一是續娶了一個極具旺夫相的女人趙小蓮（李鴻章榮升江蘇巡撫時，原配已去世一年多）；二是將六弟李昭慶的兒子李經方過繼來做了他這一支的長子。
有人評價説，娶趙小蓮給李鴻章帶來了幾十年的官場鴻運，而過繼李經方則成功地續上了李鴻章這一支的香火，因為不久之後，他的親生兒子李經述就降生了。
雖説李經方不是李鴻章的親生兒子，但李鴻章並沒有厚此薄彼，始終將李經方視為他這一支的長子。
李經方生於1855年，幼年在家塾讀書，打的也是學而優則仕的底子。他書讀的不錯，考廩生，考舉人，都是揮筆即中，照這個勢頭，如果在科舉之路上堅持走下去，中進士，進翰林，對他而言似乎並不難，但李鴻章卻並不希望他去走這一條老朽的窄路。
這一點跟曾國藩頗為相似。
1870年，李鴻章與曾國藩官職對調，奉命辦理天津教案，李經方隨同李鴻章一道移家天津。在這一時期，李鴻章在處理內政外交諸項大事時，便有心將李經方帶在身邊，讓他觀摩開眼界，歷練打基礎。
因為有李鴻章的着重栽培，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李經方已是有着三年駐美公使參贊以及三年駐日公使資歷的外交官了。
對於李鴻章對李經方以及另外兩個兒子的道路設計，時人曾有一些困惑。那時，一般官場上的聰明人，都是視洋務實業為肥缺，而視對外交涉為險途。可李鴻章偏偏不讓三個兒子去碰他麾下的洋務實業，而是把他們統統引入了稍有不當就要揹負罵名的外交道路上。
這是為什麼呢？
難道是李鴻章覺得國家振興的要務在於開眼看世界，他要讓三個兒子率先擔負起這等重任？還是李鴻章覺得外交是國家未來的權勢高地，他要讓三個兒子搶先在這塊高地上建功立業？又或者這僅僅只是李鴻章對家族二代的一種穩健規劃，讓他們避開國內官場的一切漩渦與陷阱——
不管是怎樣的考慮，也不管有多少的苦心，多少的私心，到了1894年，因為甲午慘敗，李鴻章家族的鴻運到頭了。
鴻運的終結意味着悲劇的到來。
因為在甲午之前曾幹過三年的駐日公使，對日本上下的情況吃的很透，隨李鴻章赴馬關跟伊藤博文談判期間，李經方很想有所作為，面對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之勢，他幾次要站出來據理力爭，但最後都被李鴻章制止了。
無奈之下，李經方只好將自家以及同僚的見解簡略地寫成小字條，遞到李鴻章面前，供他決策參考，但李鴻章始終沒有采納他的主張。
與伊藤博文的第三次會談結束後，李鴻章在回馬關春帆樓的途中遭遇日本浪人刺殺，子彈擊中左頰骨，血流不止，當場昏厥。李經方作為李鴻章長子臨危受命，出任對日談判的全權大使，然而他這個全權大使卻只能扮演李鴻章忠誠枴杖的角色，一絲一毫的自主談判權也沒有。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作為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又被派了一個苦差事，光緒命他赴台灣，交接割讓台灣事宜。李鴻章不想賣國賊的帽子再次扣到長子頭上，上奏朝廷請求收回成命，光緒非但不允，而且對李鴻章進行了嚴厲斥責。
辦完這一趟必遭辱罵的差事，李經方名譽掃地，成了世人口中的“割台大臣”、賣國賊。
隨後，李經方雖然作為重要隨員，跟隨李鴻章一起訪問了歐美，但牆外開花牆內寒，李鴻章父子的官場處境並沒有因此得到迅速改觀。
直到京城爆發庚子事變。
因為朝中無人能夠出來收拾殘局，慈禧連續向遠在千里之外，正擔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發出了多道懿旨，要求他火速北上，不得稍事延誤。
當時海內外有不少人向李鴻章進言，何不趁着滿清兩宮西逃之機，振臂一呼，奪回漢家天下！
李經方正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人物，據説他曾多次拿着洋人勸李鴻章擁兵自立的電文，到李鴻章屋裏長久地不出來。
時人評價説，李公子的膽子比天大，怎奈一輩子被李中堂捆住了手腳，有那樣的心，卻沒那樣的命，更沒那樣的運。
老邁的李鴻章怎可能是振臂一呼的亂世梟雄，將這一種“非分之想”扼殺後，最終他還是選擇了北上，繼續效命那搖搖欲墜的滿清朝廷。
北上之際，李鴻章把李經方當成一枚重要棋子留在了上海，李鴻章給他的任務是，專門會晤俄國專使，爭取俄國干預，以達成“以夷制夷”的局面。
此時的李經方早已沒有了昔日的鬥志，在建議俄國人重金賄賂李蓮英，促成慈禧早日返京，減輕其父壓力的建議，遭到俄國人拒絕後，他基本上就淪落了下去。
庚子事變後，李經方跟盛宣懷打了一段時間很短的醬油，之後又當了一任駐英公使，再之後辛亥革命就爆發了，他的官場生涯就徹底結束了。
到了民國，李經方的境遇很尷尬，一方面他覺得父親李鴻章為氣數已盡的滿清朝廷鞠躬盡瘁吐血而死，很不值得，因此無論是張勳復辟，還是溥儀當偽滿洲國皇帝，他從不去附和，只不屑一顧地冷眼旁觀；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改換門庭有失氣節，因此他又始終端着架子，不食民國“周粟”。
加之他“割台大臣”的黑歷史無法抹去，最後他只能龜縮在上海的家中，當寓公。
哪知道，北伐勝利後，他那綽號“小叫鬼”的幼子李國烋竟跳將出來，夥同革命軍硬逼他交出所有財產。
受此驚嚇，李經方連忙逃離上海，遠走大連，從此躲在大連的租界裏不再露頭，直到過完八十大壽，終老而死。
如果僅從浮在水面上的這一層看過去，李家的這位長公子實在可以算作一個路不寬、氣不順的官場悲劇人物，他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一生沒能施展抱負，最輝煌時也不過是充當了其父的一根枴杖，之後便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草草下場，苟且偷安去了。
可如果轉向較隱秘的另一面再看，李家長公子展現出的就不是悲劇景象了。
晚清時節，説到外交官多少有些進步、文明的意味，但李經方似乎是個例外，他居然有一對姐妹花原配、五房姨太太以及兩房洋太太，真正的妻妾成羣，而且還是中外通殺。
他的那一對姐妹花原配，是淮系封疆大吏劉秉璋的兩個女兒，大女兒過世了，二女兒又娶進來。
五房姨太太從哪裏來的，不用多説，風流的去處多了，自然就有了。至於那兩房洋太太，討的就有些假公濟私了，一個是英國人，他當駐外公使時的英文秘書，一個是法國人，他當駐外公使時的法文秘書。
一個四品京堂候補銜的外交官，一下養這麼多的妻妾，他的錢財都是從哪裏來的？
李鴻章家族的兩代人，父輩李鴻章他們兄弟幾個，子輩李經方這一些人，其中不少都有聚財斂財的本事。李家這兩代人聚財斂財走的不是簡單粗暴的貪腐路子，而是極其隱蔽的聰明路子，吃時局政策的紅利。
除了大量囤地，長期收租，李家這兩代人最愛乾的就是搶在政策出台前，大肆投機圈地，搞房地產。李鴻章上奏朝廷説，要把蕪湖米市打造成全國四大米市之一，李鴻章的兄弟子侄們便搶先一步，花少量的錢從當局手裏“領種”大量的“荒地”，所謂插草為標，成片劃界是也。待到政策出台，昔日的荒涼之地熱了，熟了，他們便開始整條街整條街地開發。
當年，蕪湖的整條華盛街就是李經方投資開發的。
直白一點説，再造一座城的發財模式，李氏家族在百年前就玩的很精湛了。李鴻章之所以不讓兄弟子侄們到他掌控的洋務實業中撈油水，不是李家不愛斂財，而是李家有更隱蔽更上台面的斂財路子。
這一手，李經方在上海也用過。第一次大戰期間，歐洲在打仗，一些英國商人為躲避戰火，想到黃浦江邊造廠、建碼頭貨棧，消息靈通的李經方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刻搶先一步以極低的價格買下了老楊樹浦江邊一帶幾百畝荒地，然後以幾十倍的價格賣給了英國人。
僅這一票能賺多少，就夠人想的。
除此之外，李經方還有賣古董發洋財的好事。這中間有一例是流傳開了的，民國後，瑞典王國的太子訪問中國，併為瑞典國家博物館收集中國文物，因瑞典王室對中國青銅器有濃厚的興趣，於是到了中國便開始遍訪公私藏家。
這生意最後被李經方接了下來，據説一單他從瑞典王室那裏賺了二十八萬英鎊。
有這樣獅子張口式的賺錢路子，加之從李鴻章那裏繼承來的遺產，官場失意的李經方實則是很能發財，很能享受的鉅富之人。
就富貴生活而言，只一點讓李經方有些遺憾，那就是他親生的子嗣不多，只有二兒三女，而這兩個兒子還都是那兩房洋太太生的混血。大兒子李國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學成回國後在郵電部門工作，算是中規中矩；小兒子，也就是北伐勝利後要抄他家的李國烋，則是個十足的敗家子，整天吃喝嫖賭，揮霍無度，鄉人呼之為“小叫鬼”一點沒有污衊他的意思。
從李鴻章到他這一代，雖然官運是徹底沒了，但富貴家道似乎還在，可再朝下一代看，李經方的心裏不免就要打鼓了。
為了延續李家的運道，李經方在垂暮之年立了一份遺囑，除了將現有的財產分配給他這一支的親屬後人外，他還特意在遺囑的最後部分留下了這麼一段話——
“我在少至老陸續秘密存入一大銀行之款，不計其數，皆無存券。數十年來本利未嘗計算，亦不知有若干萬。但此銀行永遠存在，不致倒閉停歇，亦無人可以冒領、盜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孫將來有德者，該銀行當然付給；無德者亦無從妄取分文。吾後人其各好自為之，此時吾固不能亦無從預為之支配耳。”
這究竟是李經方為激勵後世子孫上進有德而編造的謊言，還是他確有這樣的苦心安排？
世人説法不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哈爾濱釀酒廠有個叫李國安的調酒師，聲稱當年手裏有一張五百萬英鎊的存摺，是他父親留給他的，但上面寫的是李經方的名字。1960年，他因為自然災害活不下去，約了三個好友，想從廣東偷渡香港，到香港後再想法取出這筆鉅款，結果東窗事發，四人鋃鐺入獄，李國安被判十年徒刑，而那張存摺也在混亂中弄丟了。出獄後，李國安舊事重提，一口咬定此事為真，並請國家有關部門追查存摺的下落，取出那五百萬英鎊捐給國家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