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與李秀成的權力鬥爭

洪秀全與李秀成的權力鬥爭, 是後期太平天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線索, 貫串後期天國始終。

一、洪秀全、李秀成合作創建新權力結構

天京事變雖然顛覆了楊秀清的僭主政治, 洪秀全以血的代價恢復了他渴望已久的君主權力, 但是他必須首先消化楊秀清僭主政治的覆滅帶來的負面影響。楊秀清時期的軍事形勢雖然仍不樂觀, 但太平軍基本上在按照原先的設想發展, 石達開在江西的勝利將湘軍壓迫在湖南, 韋俊重新奪回武昌表明太平軍在上游的優勢, 北伐軍的覆滅帶來的悲觀情緒暫時被西征戰場的輝煌戰果沖淡。而天京的安全卻因為一破江南大營的勝利而得到保障。

太平軍正在獲取穩固的基地, 正在積蓄着進一步發展的力量。外國觀察家普遍對太平軍的前景表示樂觀。但是天京事變改變了這一切。江西喪失, 武昌失守, 天京再度被圍。1857年10月, 九江的失守使石達開出走後的局勢降落到最低點, 太平天國的版圖被壓縮在幾個據點裏, 彼此缺乏呼應, 戰略基地殘破不堪且喪失殆盡。比較軍事形勢的危機, 更致命的創傷還是人心離散。李秀成回憶:“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 出京遠去, 軍民之心散亂。”[1]122天京領導層劇烈血腥的人事變動造成了軍心浮動, 民心不安。軍民都在觀望着天京的動態和洪秀全的動作。

為此洪秀全必須建立一個高效運轉的權力中樞, 應付日益嚴峻的軍事形勢和迅速蔓延的信仰危機。但洪秀全鑑於楊秀清專權的先例, 已不再信任應由一位有實力的大臣主持朝政。他試圖建立一個平衡的協調框架, 一個可以由自己操縱的決策集體, 以代替楊秀清似的軍師負責。太平軍初興時期本已有一個平衡楊、蕭與洪、馮關係的軍師集體, 但洪秀全一方人數上的優勢因為楊、蕭取得代天父天兄傳旨的權力而無法發揮出來。因此洪秀全必須想辦法淡化這樣一個決策集體中首腦人物的權威。這不可避免地使他與石達開發生權力鬥爭。

石達開雖未封為軍師, 但他畢竟是上帝家庭成員, 他的主將銜與翼王爵可以使他立即在楊、韋死後成為“通軍主將”。這個稱號説明石達開是洪秀全之下最有影響的人物, 以至於沒有誰再可以與他並列為主將。對洪秀全而言, 他實在無法找到什麼辦法牽制石達開的實力。石達開比楊秀清更具有軍事支持與地盤基礎。他在楊秀清時代積累起來的功績使他在非楊、韋派系的軍政官員中具有超凡的個人權威。李秀成回憶:“後翼王回京, 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 眾人歡悦。”[1]114這説明天國臣民傾向於有一位有實力的人物站出來填補楊秀清死後的權力真空。特別是翼王畢竟沒有直接參與天京事變, 甚至還是事變的受害者, 這更為他贏得了同情。如果在楊秀清時代, 洪秀全還可以等待韋昌輝和石達開找機會為他除掉楊秀清的話, 對於石達開, 洪秀全根本無法牽制。秦日綱、胡以晃死後, 太平天國已經沒有了可與石達開相當級別或資歷的人物。於是洪秀全再度封授王爵, 把王長兄、王次兄分別封為安王、福王, 讓他們以王爵身份參政。但洪秀全此舉缺乏任何制度先例。他們的王爵與翼王的王爵含義迥異。石達開受封翼王是因為他是上帝家庭成員, 安、福二王則是天王的宗親。太平天國在制度上沒有安、福二王的任何位置, 他們仍然是王長兄、王次兄。洪秀全封他們為王爵, 只不過是表明他對石達開的擔憂。李秀成所説“主用二人, 朝中之人甚不歡悦。此人又無才情無算計, 一味固執, 認實天情, 與我天王一樣之意見不差, 押制翼王, 是以翼王與安、福二人結怨, 被忌押製出京”[1]114, 代表了當時臣民普遍的看法。洪秀全沒有制度先例的舉措, 也可以説是沒有辦法的舉措, 表現了洪秀全內心的矛盾。但是無法説服臣民諒解他對權臣的惶恐, 反而使臣民更加同情石達開。既然石達開不可能向洪秀全的天王君位挑戰, 而他又肯定不能容忍天王的猜忌, 那他只能選擇與洪秀全分手, 即使安、福二王並沒有什麼資本牽制他。石達開出走是楊、韋內訌的續曲, 他不僅帶走了10萬精兵, 也帶走了上帝家庭的神話。

石達開於1857年5月的出走迫使洪秀全建立新的權力中樞。洪秀全不再擔心會再出現一個楊秀清, 於是他選擇了蒙得恩來擔任決策集體的首腦。蒙得恩的權威自然不可能達到楊秀清或石達開的水平。1858年天京再度被圍迫使洪秀全讓李秀成暫時主持京中政務。李秀成在天京事變前後正隨燕王秦日綱參與東線作戰, 當時他是一位丞相。石達開的出走使他迅速升起為一顆耀眼的將星。其實捻軍並不聽李秀成號令。桐城太平軍實力單薄, 形勢孤危。李秀成不得不求助於駐軍寧國的同鄉陳玉成。他説:

那時在桐城, 命使持文前往寧國, 求救於陳玉成, 當即準請, 當即來解寧國之圍, 移軍來救桐邑之困…… (陳玉成) 兵由樅陽渡江齊集…… (李秀成) 親自輕騎趕赴樅陽繪成進攻圖示, 與成天豫 (陳玉成) 細詳。

這是陳、李聯合作戰的開始。陳玉成受邀參加桐城會戰, 一方面出於友情, 另一方面出於現實需要。陳玉成、李秀成只是因為翼王遠走, “朝中無人掌管, 外無勇將, 斯時我與成天豫各有兵眾, 朝中議舉我與陳玉成帶兵作戰”[1]127, 才承擔如此責任的。兩人尚未形成割地稱雄的勢力。天京安危關係他們的政治前途, 因此陳、李聯合為挽天國危局於不倒而戰。

李秀成回憶他是在第一次樅陽會議期間被洪秀全任命為副掌率而進入決策集體的:

正當會議, 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 仍任成天豫實任也。那時我為合天侯, 任副掌率之權, 提兵符之令。

李秀成所説“提兵符之令”表明洪秀全已經被迫默認了陳玉成與李秀成的實力。洪秀全創設了掌率會議。他通過蒙得恩表達自己的意見, 又讓陳玉成與李秀成參與決策, 既照顧了天京朝臣的特殊地位, 又使地方實力派將領的積極性得到發揮。1858年天京被圍時李秀成甚至一度主政。這説明蒙得恩的權力是相對的;而李秀成出京後他的這種權力隨即移交, 也説明洪秀全不再允許決策集體的首席大臣位置與軍事實力相結合。李秀成很留戀他那一段主持京中事務的經歷:

斯時朝臣薦用於我, 主一心用我, 我一心實對, 主用臣堅, 臣力死報……此時朝政事悉歸我一人提理, 那時主任我專, 令法得嚴, 故穩固也。出令各不敢有違, 俱各願從, 聽我調度。……是次日出朝, 將京中事, 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掌管, 奏免不準長次兄理事, 期時肯信奏事而佳也。

照李秀成的意思, 這是洪、李君臣關係最融洽的時期。天王信任他, 他也樂得效命。但是這種融洽是有條件的, 洪秀全必須把應付當前嚴峻的軍事形勢放在首位, 而這必須依賴陳玉成與李秀成的軍事實力。李秀成又因為負責天京戰區的防務而有了直接處理天朝事務的機會。事實證明, 李秀成借這次主政機會為權力結構的重組做出貢獻。

首先, 他借這次主政機會把李世賢、林紹璋、韋俊三人拉入決策集體中。三人中, 李世賢是自己的堂兄弟, 楊秀清時代本默默無聞, 李秀成把自己率領的部分人馬交給他指揮, 駐紮在皖南黃池、灣沚一帶, 與他本部人馬形成南北呼應, 共同維護天京外圍城防。李世賢此後在李秀成的羽翼下, 在與其兄的合作中逐漸壯大自己的勢力。韋俊自武昌失守後便與陳玉成合隊, 當時與陳玉成活動於豫鄂邊界的固始、商城一帶。作為北王宗親, 他不但受到洪秀全的猜忌, 也受到楊秀清宗族的仇視, 處境十分險惡。李秀成保舉他為定天福, 使他暫時留在太平軍中。在李秀成的努力下, 洪秀全在蒙得恩、陳玉成、李秀成掌率會議的基礎上, 又嫁接了一個主將集體, 遂於1858年重新恢復了五軍主將制, “封陳玉成為前軍主將, 李秀成為後軍主將, 李世賢為左軍主將, 韋俊為右軍主將, 蒙得恩為中軍主將兼正掌率, 掌理朝政。”

其次, 李秀成借把林紹璋拉入文官核心集團, 藉以牽制蒙得恩的力量。林紹璋因1854年湘潭失利而被楊秀清革職, 一直在京外協同守城。他雖“無大本領”, 但做事勤勞踏實。李秀成把一直受冷落的林紹璋保舉為地官又副丞相, 回京辦理政務。他希望林紹璋會出於感激成為他在朝中的奧援, 並可在日後制約蒙得恩。由於李秀成在太平軍中出身不算顯著, 他也沒有什麼過硬的宗親關係在朝中為自己撐腰, 因此他才有意建立自己的關係網來加強自己的力量。

最後, 李秀成借與洪秀全討論翼王出走問題, 把鬥爭矛頭指向王長兄、王次兄, 極力抵制洪秀全重用宗親的政策。李秀成可能鑑於自己資歷淺、全靠個人奮鬥榮升高位的緣故, 極力反對洪秀全提拔王長兄、王次兄。他把翼王出走的責任全部歸咎於洪秀全封兩位兄長為王牽制石達開。這次主政結束前, 李秀成還特意“奏免不準長次兄理事”。他不理解天王對軍師負責與權臣政治的恐懼, 而洪秀全因為軍事形勢的嚴峻和朝臣的普遍消極而不得不採納了李秀成的建議, 建立起新的政權架構。

這樣, 天京文官與地方實力派將領合作的框架終於完成。這樣一個權力結構照顧到了太平天國的各方利益。洪秀全弱化決策集體首腦的圖謀, 通過蒙得恩在兩個責任集體中都佔有首腦位置而得到落實。蒙得恩是洪秀全在領導集體中的替身。地方實力派將領陳玉成、李秀成也得到了申訴意見的渠道。通過重設五軍主將, 不僅使朝廷權力決策集體與當前的軍事任務相嫁接, 也給了實力較弱的準實力派人物李世賢與韋俊一定的位置與責任。這對於進一步團結鬆散的力量與振奮人心士氣是十分有益的。所以李秀成説太平天國的政治“稍可自立”。

洪秀全主持、李秀成參與建設性意見而形成的以掌率會議嫁接五軍主將集體為內容的新的權力結構, 在石達開出走到洪仁玕迴歸天京前的兩年時間, 暫時保障了天國政局和軍事形勢的穩定, 以陳玉成為主力、李秀成為主要協調人的軍團會戰模式, 成功地取得二破江北大營和三河大捷的勝利。洪秀全與李秀成等的關係也處於最融洽的時期。

二、洪秀全、李秀成權力鬥爭的心理定勢

忠王李秀成雖然直到1860~1861年太平軍佔領蘇南和浙江後才成為實力最強大的地方軍事貴族, 他與洪氏集團的鬥爭也主要是爆發在那以後, 但他對朝局的影響卻更早。他也成為洪秀全實施絕對君主專制權力的最大障礙和潛在政治對手。洪、李鬥爭是太平天國後期權力鬥爭的主線。

李秀成雖然在和洪秀全的政治互動中, 協助天王建立起一個運行效果良好, 且能夠協調和調動各方面力量積極性的權力結構, 但是洪秀全對這個權力結構仍然不能徹底滿意。特別是他不能滿意李秀成借主政之機扶持堂弟李世賢, 卻極力抵制自己起用王長兄、王次兄。同時洪秀全因為石達開出走覺得丟失了顏面, 蒙得恩的平庸也使他感到李秀成有進一步影響朝政的可能。李秀成並不體察洪秀全因楊秀清僭主政治而形成的對權臣的畏懼心理, 相反把石達開出走的原因一概歸因於洪秀全對兩位兄長的重用, 卻不理解這也是出於無奈。這樣他便與天王產生矛盾。洪秀全對失去君主獨斷權力的恐懼和對權臣的忌諱記憶猶新, 而李秀成這位新貴, 資歷不高卻借主持天京城防之機頻頻向自己發難, 頗令洪秀全擔憂。

洪秀全於1859年4月終於等到了一個改變現狀的機會。與他失散多年的族弟洪仁玕神秘地來到了天京。洪仁玕在香港和上海的見聞與他對時局的思考給了洪秀全新的希望。洪秀全本來就試圖改變“自偽東王死後, 翼王出京, 一切軍務系五個主將做主”[2]488的局面。而洪仁玕的到來給了他兩個希望。首先, 他希望洪仁玕以獨立的權威領導天京朝廷的工作, 為他實現控制中央決策中樞的願望。其次, 他希望洪仁玕有軍事奇才, 精於謀略, 能使李秀成等信服並心甘情願地接受他, 同時遏制李秀成對朝局的影響。但洪仁玕由於缺乏楊秀清的權威, 既受制於洪秀全及其長、次兄, 又無力調遣和協調地方軍事將領, 只是一位有名無實的軍師。而且, 書生論兵, 沒有實戰經歷和經驗, 並沒有展示出令李秀成輩信服的軍事才能。結果在他主政期間, 李秀成的勢力達到全盛。洪秀全的希望最終落空了。

李秀成的作為不僅僅表現在天京被圍時主持軍事, 還在於他對朝政提出建設性的改革構想。李秀成曾經為此與洪秀全發生過激烈爭論。他説:

懇我主擇才而用, 定製恤民, 申嚴法令, 肅正朝綱, 明正賞罰, 依古制而惠四方, 求主禮而恤下, 寬刑以待萬方, 輕世人糧税, 仍重用於翼王, 不用於安福王。[1]135

李秀成對洪秀全的規勸或否定實際上隱含着對楊秀清時代“嚴嚴整整, 民心佩服”的懷念, 這説明楊秀清僭主政治的真空並未被洪秀全的君主權力自然填充, 楊秀清的超凡的個人權威更成為洪秀全難以企及的追求。李秀成本意或許只是想請天王追回翼王, 但他的涉及面太寬泛, 幾乎涉及太平天國的基本國策。所謂“申嚴法令, 肅正朝綱, 明正賞罰”, 暗含對楊秀清的懷念;而“禮而恤下, 寬刑以待萬方”, 則與天國以客家人為主要利益羣體和特權制度化受益者的基本方針相悖, 很容易引起洪秀全的戒備, 認為他是借題發揮, 懷疑自己的政治安排。這使洪秀全時刻不忘對他加以抑制。洪秀全、李秀成雙方都因此相互形成逆反心理。比如一遇到圍城危機, 李秀成就想出城搬兵, 而洪秀全就會不放他出城, 即是如此。但洪秀全或許並不像王長兄、王次兄那樣猜忌李秀成。他對李秀成的軍事才能與政治忠誠還是放心的, 但他無法求得李秀成的理解, 也根本無法説服李秀成。李秀成的心理定勢深刻地反映在他的自述中。他把“誤主不信外臣, 用其長次兄為輔, 此人未有方情, 不能保國而謀”, 列為“天國十誤”之六, 僅次於北伐、西征與天京事變之後。其實重宗族關係在太平天國社會無可厚非。李秀成借自己主政拉自己的堂弟李世賢加入領導層, 並刻意扶植壯大為自己臂膀, 也應算作重宗族關係的例證。文化程度不高的李秀成感性接受了“文死諫、武死戰”的政治觀念。他把天王一切“家天下”的政治安排與權力分配都歸結為“不信外臣”的失誤, 後來更因為對洪仁玕拜軍師封王爵而激化。洪秀全強化“家天下”的政治安排則很自然被李秀成認為是把矛頭指向自己, 而洪仁玕施政本身又給了李秀成以口實。可是洪仁玕指揮安慶會戰的失策使洪秀全利用洪仁玕與陳玉成政治同盟節制李秀成的希望落空, 他對洪仁玕的失望也同樣發泄到李秀成身上。即使洪秀全既不擔心李秀成的忠誠, 也不懷疑李秀成的能力, 但是他確實擔憂忠王對朝局的影響。如洪秀全如是回覆李秀成“讓城別走”的諫言:

我朕奉上帝聖旨, 天兄耶穌聖旨下凡, 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 何懼之有不用爾奏, 政事不由爾理, 爾欲出外去, 欲在京, 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 爾不扶, 有人扶, 爾説無兵, 朕之天兵多過於水, 何懼曾妖乎爾怕死, 便是會死。

但事後往往又會及時對他通過封賞加以撫慰。一旦天京安全發生危機, 天王又仍然不厭其煩地向李秀成告急。當湘軍兵鋒指向天京聚寶門外的雨花台, 洪秀全便驚恐萬狀地“一旦三道差官捧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李秀成不得已, “將松江兵退回”。而正當忠王與部將在蘇州召開軍事會議時, “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 詔雲:‘三詔追救京城, 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為何為爾身受重法否若不遵詔, 國法難容, 仰莫仕睽專催起馬, 啓奏朕知。’詔還如此, 不得不行。”

李秀成雖有私心, 他還是因為忠君的緣故而遵詔返回天京佈置針對湘軍的雨花台會戰。在洪秀全與李秀成的較量中, 洪秀全在心理上佔據着優勢, 是因為洞悉李秀成的政治心理。洪秀全認為李秀成在關鍵時刻仍然能夠放棄自己的個人利益, 忠於自己的小朝廷。這也就是洪秀全一方面以“天話”搪塞李秀成的諫言, 另一方面又放心大膽地派他守衞天京的原因。洪秀全對李秀成最大的也是唯一真正的一次信任危機發生在1859年。由於洪秀全已封陳玉成為英王卻未封李秀成, 給了試圖離間洪、李君臣關係的叛將李昭壽以機會。李秀成説:“ (李昭壽) 與我有舊日深情, 其見天王封陳玉成為王, 其在清朝, 在旁看見, 其心不忿, 行文勸我投其。”洪秀全怕李秀成有變, 封江戒備, 但最終“一二十日未見動靜, 天王降詔封我為萬古忠義……封我為忠王。”

洪秀全對李秀成總能在關鍵時刻施以恩惠, 滿足這個出身寒苦、靠勤勞肯幹攀登到統帥地位的得力大將的虛榮心。所以洪秀全越是以“天話”搪塞李秀成, 越説明他無法解除對李秀成的依賴。李秀成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他的心理安定劑。沒有李秀成在身邊守城, 他便覺得不安全。可他又不真正尊重李秀成的意見, 説出“政事不由爾作主”的絕情話。可是事後總要以重賞撫慰這位真正忠臣良將的忠心。其實他重用王長兄、王次兄或許只是對楊秀清僭主政治陰魂的一種心理鎮靜劑, 因為他未嘗不知道他兩位兄長的實際能量。

而李秀成的忠誠則是由於李秀成對義氣有着淺層次的認識。他自稱“不知天王欲圖天下”, 自己“騎上虎背不得由”, 慨嘆“我生世亦悉天命之先排, 若人能先有知, 何肯違犯天命逆天行事。”他認為他所參加的起義“是英雄應受折磨之罪, 五百年之大數, 轉限數難逃, 自周至今, 數千年之大換, 世間之作變。”像他這樣的“世民隨洪姓而來, 作一路而至即是沙雲而已, 濛濛而隨。”這種隨遇而安、得過且過的觀念使李秀成對人對己都不以原則與教條約束。他把一切結果都看作命運的劫數, 不由常人揣度而早就註定。無論是誰, 只能被動接受命運的安排, 而不必在意進程如何。因此他不苛求自己, 也不過分苛求別人, 只是對那“封萬千之將”、“斬去萬千宇宙”的洪秀全有所要求, 因為天王是造成“今日患害, 父母分離, 妻兒失散”的始作俑者。原來也正因為如此, 他才對部將紛紛叛降心安理得、熟視無睹, 而自己卻甘願投身天京孤城這座活墳墓, 為冥頑不化的天王做殉葬。

總之, 洪秀全與李秀成的權力鬥爭, 是後期太平天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線索, 貫串後期天國始終。李秀成用自己的實際努力, 在與洪秀全的政治互動中, 客觀上幫助洪秀全建立起新的權力結構, 為後期天國軍事政治局面的恢復與展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洪秀全與李秀成的較量中, 洪秀全因為洞悉李秀成的政治心理, 所以在心理上佔據着優勢。李秀成實際上起到了洪秀全心理安定劑的作用。而李秀成由於對義氣的淺層次認識, 從而把滿腔忠誠貢獻給了冥頑不化的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