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提起明清爭霸，就會想起薩爾滸戰役。這場戰役之後數十年，明軍再也沒能奪回戰略主動權，一直處於守勢。研究軍事的專家們則會痛批明軍分兵合擊的戰法，認為這是“手掌攤開打人”純屬自討苦吃；研究政治的學者，則對明朝屢次重用楊鎬的行為痛心疾首，認為明軍真正的敗因乃是政治的腐敗；部分西方學者則將目光放在經濟上，他們發現薩爾滸的戰敗與外來白銀輸入的減少有着直接關係。經濟的爛賬，也是明朝走向崩潰的根本原因。筆者無意挑戰這些成名學者的觀點，而是試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解析薩爾滸的戰敗——人類思維慣性的角度。
思維慣性本身並非褒義詞，因為其往往意味着經驗主義，也代表決策層有着極強的惰性不願意走出自己的思維舒適區。但不可否認，某種邏輯和行為模式能形成一個舒適區本身，就意味着其經常奏效，能夠應對大部分的情況。
薩爾滸戰役的目標很明確——佔領赫圖阿拉，摧毀努爾哈赤的後勤基地。這種打法非常像是漢人之間交戰所用的“斷糧道”戰術，因為女真人或者説建州女真此時已經高度農業化。
有人認為入關前的滿洲人是“遊牧民族”或者“漁獵民族”，可建州女真並不屬於這二者。在明朝建立前，斡朵裏部(建州女真的前身)遭到胡裏改部的擠壓，被迫流亡半島依附於李成桂——後來李氏朝鮮的創始人（明末的李朝屈服於清朝，也算天道輪迴）。明朝建國後，為強化遼東地區的屏障，便要求建州女真迴歸。當時的斡朵裏部領袖猛哥帖木兒答應了明朝的要求，條件是明朝需要給予經濟上的援助。於是，明朝在元代站赤的基礎上，以開原為中心廣設驛站，將遼東南部連成一整塊網絡。根據《遼東志.外志》記載，永樂年間遼東已經擁有了6條主要的交通線，同時還新增了45個驛站，大大疏通了遼東地區的物流。在擁有了相對便利的交通環境後，漢人和女真人就可以進行大規模巨大的交易（明代稱之為互市）。永樂初年，雙方就在開原城東四十里處開啓馬市，漢人們用農具、耕牛、種子去交換女真人的獸皮和馬。
根據明朝的邊關檔案記載，女真人每次進入鎮北關和廣順關貿易基本都要買走耕牛和農具。最多的一次一口氣買走了足足89頭耕牛。在大量貿易之後，女真人農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正統二年（1437年）朝鮮平安道道節制使派人渡過佟佳江時，發現大江兩岸已經建立起水利工程，到處都是肥沃的農田和正在放養的耕牛。
當明軍在衞所制度的“打擊下”逐漸衰落時，女真人卻憑藉着日益增長的農業產量，養活了大量的人口。這給未來雙方地位的變化打下基礎。明人趙輔在《平夷賦序》中記載建州女真平均每週“光顧”明朝邊境兩次，殺死擄走邊境漢人達到十萬餘。大量被擄走的漢人被女真貴族當做奴隸，主要用於農業、手工業、冶金業。這又反向使得女真的社會得以進一步發展，大量漢人充當生產者後，更喜歡弓馬騎射的女真人就能得到一定的“脱產”，將更多時間用於訓練和打獵，導致雙方的戰力差距進一步拉大。
明朝後期，女真人已經學會建造堡壘，甚至是小型城市，並將過冬的糧食儲備其中。明軍則針對這個現象，制定出戰術，一場新的博弈開始了。
女真人雖然在生產能力上十分接近關內，但生活中依舊尊奉古老的滿洲習慣法。生活中的女真人往往以“烏孫克”為單位聚集，戰時以“牛錄”為單位集結，政治上推選出一位“貝勒”作為統領眾人的領袖。根據學者劉小萌的考證，明代漢文中的“烏孫克”其實就是金朝的“謀克”，“貝勒”就是“都勃極烈”，發音與書面以及包含的意思都沒有發生變化。上位的“貝勒”需要給效忠自己的“烏孫克”提供政治與經濟上的庇護。雙方的關係類似於歐洲的封建制或者秦以前的中原政體——下位者聚集成集體，給上位者提供賦税，並在上位者需要時組建軍隊支援；上位者需要給予下位者軍事庇護，在下位者遭受敵對勢力或者馬匪侵擾時，及時地提供軍事援助。同時，上位者也需要在下位者忍飢挨餓時，提供足以果腹的食物。雙方雖不像歐洲的領主與依附民那樣有着明文的契約關係，卻也有着無與倫比的默契。
若是出現儲備糧被焚燬，依附的“烏孫克”需要忍飢挨餓的情況，作為首領的汗王和貝勒們就會遭遇統治危機。遼東地區的冬天十分寒冷，就算以今天的技術也很難做到再種植。更何況戰爭階段必然有大批戰士需要脱產，根本不可能籌備到足以過冬的食物。基地被襲擊帶來的士氣低落，再加上古代遼東人民刻在骨髓深處對冬季的恐懼，足以讓大部分女真領袖眾叛親離。下位者背叛他們也不會有心理負擔，畢竟上位者已經無法再履行契約，那麼“合同”宣告終止無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當年可沒“不可抗力”這一説。
當然在女真人的城市有重兵把守時，這種“斷糧道”的行為很難成功。所以，明軍往往會事先收集情報，若是村寨內的青壯年大都跟着自家貝勒出征，那麼機會就來了。明軍將領會集結自己的家丁，在半路上阻擊女真軍隊（明軍人數往往多於女真人，且多為騎兵，又有突襲優勢）。
有時候，女真-蒙古（女真蒙古彼此聯姻，經常一起出擊）幾個部族會聯手一起掠奪遼東的漢人定居點。明軍就會選擇避戰不出，等到對方滿載而歸時，再出動騎兵突襲隊伍的中段。由於攜帶大量戰利品，部隊的行動速度和反應速度變慢，又處於自認勝利的鬆懈狀態。這種情況下，明軍的攻擊會十分奏效，運氣好能一路追蹤到對方村寨，並將其存糧焚燬，迫使其領袖下跪稱臣。
萬曆年間，張居正的改革讓明朝經濟得以煥發新生。遼東地區的軍隊，也在這股東風下，得到短暫的戰力回升。李成梁巔峯時期，號稱有一萬家丁隨時待命，整個遼東南部的女真村寨都在李家騎兵的突襲圍之內。這也是明軍在永樂年後，對遼東女真最有優勢的一段歲月。
努爾哈赤的外祖父——王杲（注：原名阿突罕），被人認為是早生的努爾哈赤，雙方乾的事情也十分類似，只不過他倒黴地生在李成梁時期。6萬集結起來的明軍攻陷了王杲所在的古勒城，掐滅了他的野心。失去基地的王杲，很快就眾叛親離，最終被逮捕處以極刑。可惜，隨着李成梁的死亡以及張居正改革的失敗，這一切註定蕩然無存。
如果説李成梁的死亡與張居正的改革屬於“此消”，那麼努爾哈赤在反叛前的努力，就可以算作“彼漲”。
以往女真部族的反叛、劫掠往往以單個或者多個部族為核心。他們通常只有幾千戰士，只有王杲這樣的大酋長才能聚集過萬人。所以，明軍若是能做到快速集結，哪怕僅靠家丁也能取得人數上的優勢。可努爾哈赤在薩爾滸戰役前，已經將整個建州衞全部統一，海西女真也只有葉赫部沒有歸順。按照《籌遼碩畫》記載，努爾哈赤此時已經擁有5-7萬老兵，其實力完全不是過往那些以劫掠為目的的部落聯盟能比。
在以往，女真族還保持着原始的“兩頭政長”制，部族首領的權威需要被另一個部族首領制約。（兩個首領一般有血緣關係）王杲最後的戰敗，也是因為其權威被限制，再加上基地被佔，威望遭打擊所致。努爾哈赤時期的女真已經廢除，另一個首領舒爾哈齊（努爾哈赤的弟弟）被囚禁致死，子嗣也被他們的伯父殺盡。已經完成初步集權的努爾哈赤已經不再擔心內部的問題，明軍能動員起來與努爾哈赤為敵的女真人只有建州的死仇葉赫，以及少數野人女真。沒有足夠帶路黨的明軍，只能用分兵合擊的戰術，最後導致悲慘的失敗。
女真人通過學習漢人，並與關內貿易，成功進階至農耕時代。養成儲蓄糧食習慣的女真人，也被明軍抓住弱點，一次次地焚燬儲備糧，導致戰敗、投降、稱臣。這種戰術在張居正的經濟改革下，被李成梁進一步發展，甚至擊敗了努爾哈赤的外祖父王杲。可隨着李成梁的死亡和張居正改革的失敗，遼東明軍的輝煌也註定曇花一現的命運。只不過遼東明軍依舊固執地使用李成梁時期的戰術，去對付一個前所未有的強敵。讓人感嘆往日的榮耀與慣性思維，着實是讓人止步不前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