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提起明清争霸，就会想起萨尔浒战役。这场战役之后数十年，明军再也没能夺回战略主动权，一直处于守势。研究军事的专家们则会痛批明军分兵合击的战法，认为这是“手掌摊开打人”纯属自讨苦吃；研究政治的学者，则对明朝屡次重用杨镐的行为痛心疾首，认为明军真正的败因乃是政治的腐败；部分西方学者则将目光放在经济上，他们发现萨尔浒的战败与外来白银输入的减少有着直接关系。经济的烂账，也是明朝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笔者无意挑战这些成名学者的观点，而是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析萨尔浒的战败——人类思维惯性的角度。
思维惯性本身并非褒义词，因为其往往意味着经验主义，也代表决策层有着极强的惰性不愿意走出自己的思维舒适区。但不可否认，某种逻辑和行为模式能形成一个舒适区本身，就意味着其经常奏效，能够应对大部分的情况。
萨尔浒战役的目标很明确——占领赫图阿拉，摧毁努尔哈赤的后勤基地。这种打法非常像是汉人之间交战所用的“断粮道”战术，因为女真人或者说建州女真此时已经高度农业化。
有人认为入关前的满洲人是“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可建州女真并不属于这二者。在明朝建立前，斡朵里部(建州女真的前身)遭到胡里改部的挤压，被迫流亡半岛依附于李成桂——后来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明末的李朝屈服于清朝，也算天道轮回）。明朝建国后，为强化辽东地区的屏障，便要求建州女真回归。当时的斡朵里部领袖猛哥帖木儿答应了明朝的要求，条件是明朝需要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于是，明朝在元代站赤的基础上，以开原为中心广设驿站，将辽东南部连成一整块网络。根据《辽东志.外志》记载，永乐年间辽东已经拥有了6条主要的交通线，同时还新增了45个驿站，大大疏通了辽东地区的物流。在拥有了相对便利的交通环境后，汉人和女真人就可以进行大规模巨大的交易（明代称之为互市）。永乐初年，双方就在开原城东四十里处开启马市，汉人们用农具、耕牛、种子去交换女真人的兽皮和马。
根据明朝的边关档案记载，女真人每次进入镇北关和广顺关贸易基本都要买走耕牛和农具。最多的一次一口气买走了足足89头耕牛。在大量贸易之后，女真人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统二年（1437年）朝鲜平安道道节制使派人渡过佟佳江时，发现大江两岸已经建立起水利工程，到处都是肥沃的农田和正在放养的耕牛。
当明军在卫所制度的“打击下”逐渐衰落时，女真人却凭借着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养活了大量的人口。这给未来双方地位的变化打下基础。明人赵辅在《平夷赋序》中记载建州女真平均每周“光顾”明朝边境两次，杀死掳走边境汉人达到十万余。大量被掳走的汉人被女真贵族当做奴隶，主要用于农业、手工业、冶金业。这又反向使得女真的社会得以进一步发展，大量汉人充当生产者后，更喜欢弓马骑射的女真人就能得到一定的“脱产”，将更多时间用于训练和打猎，导致双方的战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明朝后期，女真人已经学会建造堡垒，甚至是小型城市，并将过冬的粮食储备其中。明军则针对这个现象，制定出战术，一场新的博弈开始了。
女真人虽然在生产能力上十分接近关内，但生活中依旧尊奉古老的满洲习惯法。生活中的女真人往往以“乌孙克”为单位聚集，战时以“牛录”为单位集结，政治上推选出一位“贝勒”作为统领众人的领袖。根据学者刘小萌的考证，明代汉文中的“乌孙克”其实就是金朝的“谋克”，“贝勒”就是“都勃极烈”，发音与书面以及包含的意思都没有发生变化。上位的“贝勒”需要给效忠自己的“乌孙克”提供政治与经济上的庇护。双方的关系类似于欧洲的封建制或者秦以前的中原政体——下位者聚集成集体，给上位者提供赋税，并在上位者需要时组建军队支援；上位者需要给予下位者军事庇护，在下位者遭受敌对势力或者马匪侵扰时，及时地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上位者也需要在下位者忍饥挨饿时，提供足以果腹的食物。双方虽不像欧洲的领主与依附民那样有着明文的契约关系，却也有着无与伦比的默契。
若是出现储备粮被焚毁，依附的“乌孙克”需要忍饥挨饿的情况，作为首领的汗王和贝勒们就会遭遇统治危机。辽东地区的冬天十分寒冷，就算以今天的技术也很难做到再种植。更何况战争阶段必然有大批战士需要脱产，根本不可能筹备到足以过冬的食物。基地被袭击带来的士气低落，再加上古代辽东人民刻在骨髓深处对冬季的恐惧，足以让大部分女真领袖众叛亲离。下位者背叛他们也不会有心理负担，毕竟上位者已经无法再履行契约，那么“合同”宣告终止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年可没“不可抗力”这一说。
当然在女真人的城市有重兵把守时，这种“断粮道”的行为很难成功。所以，明军往往会事先收集情报，若是村寨内的青壮年大都跟着自家贝勒出征，那么机会就来了。明军将领会集结自己的家丁，在半路上阻击女真军队（明军人数往往多于女真人，且多为骑兵，又有突袭优势）。
有时候，女真-蒙古（女真蒙古彼此联姻，经常一起出击）几个部族会联手一起掠夺辽东的汉人定居点。明军就会选择避战不出，等到对方满载而归时，再出动骑兵突袭队伍的中段。由于携带大量战利品，部队的行动速度和反应速度变慢，又处于自认胜利的松懈状态。这种情况下，明军的攻击会十分奏效，运气好能一路追踪到对方村寨，并将其存粮焚毁，迫使其领袖下跪称臣。
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经济得以焕发新生。辽东地区的军队，也在这股东风下，得到短暂的战力回升。李成梁巅峰时期，号称有一万家丁随时待命，整个辽东南部的女真村寨都在李家骑兵的突袭围之内。这也是明军在永乐年后，对辽东女真最有优势的一段岁月。
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注：原名阿突罕），被人认为是早生的努尔哈赤，双方干的事情也十分类似，只不过他倒霉地生在李成梁时期。6万集结起来的明军攻陷了王杲所在的古勒城，掐灭了他的野心。失去基地的王杲，很快就众叛亲离，最终被逮捕处以极刑。可惜，随着李成梁的死亡以及张居正改革的失败，这一切注定荡然无存。
如果说李成梁的死亡与张居正的改革属于“此消”，那么努尔哈赤在反叛前的努力，就可以算作“彼涨”。
以往女真部族的反叛、劫掠往往以单个或者多个部族为核心。他们通常只有几千战士，只有王杲这样的大酋长才能聚集过万人。所以，明军若是能做到快速集结，哪怕仅靠家丁也能取得人数上的优势。可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役前，已经将整个建州卫全部统一，海西女真也只有叶赫部没有归顺。按照《筹辽硕画》记载，努尔哈赤此时已经拥有5-7万老兵，其实力完全不是过往那些以劫掠为目的的部落联盟能比。
在以往，女真族还保持着原始的“两头政长”制，部族首领的权威需要被另一个部族首领制约。（两个首领一般有血缘关系）王杲最后的战败，也是因为其权威被限制，再加上基地被占，威望遭打击所致。努尔哈赤时期的女真已经废除，另一个首领舒尔哈齐（努尔哈赤的弟弟）被囚禁致死，子嗣也被他们的伯父杀尽。已经完成初步集权的努尔哈赤已经不再担心内部的问题，明军能动员起来与努尔哈赤为敌的女真人只有建州的死仇叶赫，以及少数野人女真。没有足够带路党的明军，只能用分兵合击的战术，最后导致悲惨的失败。
女真人通过学习汉人，并与关内贸易，成功进阶至农耕时代。养成储蓄粮食习惯的女真人，也被明军抓住弱点，一次次地焚毁储备粮，导致战败、投降、称臣。这种战术在张居正的经济改革下，被李成梁进一步发展，甚至击败了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可随着李成梁的死亡和张居正改革的失败，辽东明军的辉煌也注定昙花一现的命运。只不过辽东明军依旧固执地使用李成梁时期的战术，去对付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让人感叹往日的荣耀与惯性思维，着实是让人止步不前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