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為儒家學説的創始人，主張治理國家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提倡執政為民，反對刑罰和濫用民力。孔子的儒學思想不僅停留在口頭之上，更是落於行動實際，因此終孔子一生，都在周遊列國、講學授課，在勸誡君王以“德政”、教授眾人以禮儀規範方面可謂殫精竭慮、矢志不渝。也正是因為儒學在治國安邦方面的顯著效果，因此自漢以後，儒學取代了其他諸子百家思想成為了正統，影響了後世數千年，直至今日仍在廣為傳播，而孔子也被後世尊稱為“聖人”。
不過深究一番儒學，不免存有烏托邦式的理想成分，比如在治理國家方面，倘若完全照搬儒學教義，棄刑罰於不用，真能感化心生罪惡之人，使其一心向善？另外，對於不可避免的戰爭，倘若一味盲從儒家學説的“道義”，不修軍備，只修“仁德”。兩軍交戰之時，臨陣豎起“仁政”大旗，縱然敵手快刀利劍，敵人也會潰不成軍、“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顯然過於滑稽天真。
既然儒學這般不切實際，為何後世尊其為思想正統？而創始人孔子可堪聖賢之高位？個人以為，孔子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提倡了“崇德尚禮”之儒學教義，還在於這2字——變通。對於具體事情具體分析，而絕不一味盲從、照本宣科，這才是解決問題所應有的態度，也是很切實際的表現。理由如下：
一、“講義”與“偷生”，要懂得變通轉換
“鬱郁文乎，吾從周”，也正是因為孔子對周禮的看重，因此在面對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之混亂局面，孔子才極力主張恢復周禮，並且敢當着國君士大夫之面，不畏強權、堅決捍衞禮制，一個顯著案例很能説明這一事實：孔子在魯國擔任大司寇時，齊國與魯國交好，兩國約定在夾谷會面，孔子兼任盟會司儀之事。
宴飲獻酬之禮完畢後，齊國的萊夷樂人奏樂。孔子見了快步上前，正色道：“我們兩國君主舉行友好盟會，夷狄的舞樂為何在此？請下令撤走！”之後齊國又派藝人侏儒上台演戲，孔子又是快步上前，正色道：“百姓而膽敢蠱惑諸侯者，罪該誅殺，請命有關官員執行！”齊景公事後大為驚恐，知道禮儀不如魯國，斥責羣臣道：“魯國臣子用君子之道輔佐他們的君主，而你們只會用夷狄之道來教我，使我得罪了魯君，這可如何是好？”由此可見，孔子作為禮制的擁護和推行者，在捍衞國家禮儀方面不畏強權，敢於直言，實在教人欽佩。
不過在另一件事情上，孔子對待禮制的態度卻讓人大跌眼鏡。一次孔子和眾多學生傳播儒學，正趕上陳國和蔡國在打仗，孔子被圍困了十天，飢餓難耐。子路偷了酒和飯，孔子不問飯從哪裏來，酒從哪裏買，便伸手便吃、張口就喝，活脱脱一副市儈相。隨後他們受魯哀公的邀請進行講學，孔子又恢復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坐墊不擺正不坐，肉切割得不方正不吃。子路不解，忙問其故。孔子意味深長地説：“之前我是在偷生，現在我是在講義啊。”
乍一聽聞，還以為孔子在狡辯，一副假仁假義之態，實際細細思考，不禁拍手稱讚。仔細梳理孔子的“德政”、“禮儀”的服務對象，很顯然主要針對國君士大夫這類位列國家統治層面的統治羣體，因為這類人早已脱離了物質層面的“偷生”，更適合精神層面的昇華改造。而且這類人擔負着治理國家之重任，倘若不內修德政、執政為民，不僅百姓受苦，國家更是要遭殃。
正所謂能力越大，職責也就越大，而“德政”也是最好的治國之策，“禮制”也是最好的行為規範準則，因此孔子積極奔走、周遊列國，為的便是加強國君士大夫階層的政治素養，勸誡他們施行“德政”、推行“禮制”，使得國家自上而下“崇德尚禮”，進而推向整個國家，這也便是孔子所言的“講義”之理想場合，因此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這樣的飽含等級差異，而絕非一概而論。
反過來，對於底層老百姓，孔子提倡的禮制約束就較君王少了許多，至於位列生死邊緣的將死之人，生命將息，禮儀何存？螻蟻尚且偷生，何況人乎？因此在忍飢挨餓十天之時，早已不是可供“講義”的特定場合，孔子便毫不猶豫選擇了“偷生”，從現代觀念來看，這不正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哲學思想之體現嗎？也是孔子懂得變通、很切實際之表現。
二、懂得變通，是孔子更勝於韓非的“聖賢”之處
春秋戰國時期誕生了諸多治國思想，個人看來，其中尤以儒家和法家為傲。雖然同屬上乘治國思想，歷朝歷代的“外儒內法，陽儒陰法”也使得二者成並駕齊驅之態勢，但公認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在認知境界上，個人以為還是略遜於孔子，孔子的“聖賢”之處，便也是這變通2字。
晉楚城濮之戰前，晉文公問咎犯和壅季何以勝敵？jiu犯回答是兵不厭詐，用詐術取勝，而壅季卻認為詐謀可以短時間取勝，但因違背仁義終究會失去民心，非長久之計。晉文公採用了咎犯的計謀取得了勝利，但在行賞時卻先壅ji而後咎犯。對於這一點，韓非持嚴厲批評態度，認為只要取得勝利，國家萬世之利便能來到，主張單憑勝利這一標準來施行公平公正的賞罰；而孔子卻對晉文公之作法由衷讚賞，認為晉文公既懂得仁義治天下的重要性，又懂得臨陣的變通之道，難怪會成為霸主。
前已所述，孔子雖然“崇德尚禮”，但在面對具體問題上卻並不盲從、始一而終，理由便是形勢不同，做法也將有所區分。而且從此案例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儒學存在的理想、天真之一面應有所認知，雖然反對武力、主張用仁義道德來解決戰亂紛爭，但面對不得已的戰爭，還是很懂得“變通”2字，該用“詐”術偷生就用“詐術”。而韓非在這方面“愚鈍”很多，不懂得變通也使得他終究上不了孔子那般的“聖賢”地位。
結語
作為儒家學説創始人的孔子，雖然思想主張為“崇德尚禮”，反對刑罰和濫用民力，但在對待實際問題上卻也能做到“偷生”和“講義”的分場合區別對待，並且將禮儀之規定冠以等級差別、分類實施。另外在處理實際戰爭問題，也能做到“詐術”與“仁義”的變通轉換，這是一種極其切合實際的處世之態，也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現代哲學思想之體現。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孔子偉大之處不僅在於“崇德尚禮”，還在於很切實際的“變通”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