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起義始於乾符五年（878年），結束於中和四年（884年），由於黃巢前期曾經與王仙芝合作，也可以看作是王仙芝起義的後續，所以也被統稱為“王仙芝黃巢起義”，這次起義，是唐末民變中，歷時最久，波及範圍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場農民起義。
黃巢的軍隊，採用流動作戰的方式，避實攻虛，走遍今天山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陝西等省廣大地區，並且一度佔領了唐朝京師長安，草創了自己的政權，從而嚴重的動搖了唐朝的統治，給衰弱不堪的唐朝一擊重擊，從而導致晚唐直接走到了滅亡的邊緣。
從表面上看，黃巢和他的軍隊幾乎打遍了中國，如此驚人的戰績，似乎自然而然的應該歸功於他卓越的軍事才能和部下的英勇作戰，但實際上，黃巢之所以能縱橫大半個中國，主要是因為彼時的大唐朝廷已經被整個官僚階層給拋棄了！
假如身處大唐官僚的位置，不難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首先，朝政極度混亂、皇帝昏庸無能，文武官員，都不可能得到朝廷公平的對待。給官員們留下最鮮明、最深刻印象的乃是對成功鎮壓了龐勳兵變的義成節度使康承訓的處置。
鹹通六年（865年），唐懿宗派兵徵南詔，下令在徐、泗地區募兵兩千人，
開赴邕州，其中分出八百人戍守桂林，約定三年期滿後即調回原籍。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一再食言背約，戍兵在桂林防守六年，仍無還鄉希望。戍兵苦於兵役，羣情激憤，公推糧科判官龐勳為首起兵，譁變北還。龐勳率領數百人，歷盡艱苦，由桂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蘇，到達並攻陷徐州，隨後獲得周邊百姓的支持，聲勢日漸浩大。
鹹通九年，朝廷委任康承訓為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鎮壓龐勳起義軍。次年，康承訓集結大軍，又從吐谷渾、韃靼、契丹和沙陀等部落招募大量精鋭騎兵，然後以沙陀軍為前鋒，擊敗譁變軍隊，攻殺龐勳。
作為唐軍統帥的康承訓，雖然因功勞被任命為河東節度使領宰相銜，可很快被朝廷以作戰不力等罪名貶官，流放到偏遠的嶺南——立下大功的將領卻遭受到這種待遇，如何能讓官員們保持忠誠？
於是乎，在鎮壓黃巢起義的幾個關鍵節點上，唐朝的官員們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有限度攻擊和自保，而非全力以赴。例如，黃巢軍從廣東一路北上，在荊門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率軍擊潰，黃巢的部眾被殺死俘虜大半，包括黃巢在內的殘部潰散而去。有人建議劉巨容乘勝追擊，將黃巢軍徹底殲滅，他説：“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
劉巨容的話可謂簡單粗暴，表明了地方實力派的鮮明立場：假如解決了黃巢，自己不可避免的成為朝廷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反之，如果黃巢坐大將唐朝滅亡，憑藉手中的地盤和軍隊，既可割據稱雄，也能以此為條件，加入新王朝換取高官厚祿、榮華富貴。
其次，唐朝的統治已經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
黃巢起義前後，民變、起義和軍隊譁變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而負責鎮壓的官軍則大部分不堪使用，少部分忠於王朝軍隊只能疲於奔命，以至於朝廷不得不下詔，命各地的刺史、觀察使就地招募訓練士卒，同時要求所有的村莊都有自備弓箭、刀槍和鼓板來防備盜賊。
百姓繳納賦税、服兵役勞役，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和保障安全，乃是兩者之間的契約，可彼時的朝廷，顯然是違背了契約，變相承認在盜賊的普遍威脅之下無能為力，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會秩序在基層自然只能面對解體和崩潰的局面——你既然保障不了我的安全，為何還要繼續繳税納糧？
綜上所述，彼時的大唐王朝在官僚階層眼中，已經是病入膏肓，於是乎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將其“殺生”，即認為王朝已經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