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史記》
上面這段話選自司馬遷的《史記.汲黯傳》，司馬遷對這位漢武帝重臣的評價中，有一個詞相當顯眼：遊俠。
是啊，中國人似乎都有一種俠客情節，尤其是得益於金庸、古龍等作家，武俠文化幾乎成為了中國特色文化的代表，何謂“俠”？“俠”似乎是一種獨特的行事方式，也是一種獨特的價值準則，“俠”有着豁達的氣質、坦蕩的胸懷，懲惡揚善的正義感。但是，司馬遷形容汲黯為“遊俠”，恐怕很多人第一感覺還是有些不協調，為何呢？因為汲黯是大臣，而且是重臣！
是的，所謂的“俠”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特質：俠在江湖，而不在廟堂！“俠”應該是在民間，為百姓匡扶正義。對抗邪惡的官府，是“俠”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當然，官也有好官，比如包拯、海瑞等，但他們絕不能説是“俠”。
“俠”是江湖人，和“官”應該是兩路人
可司馬遷為何會評價汲黯這麼一個大臣為“俠”呢？在真實的歷史上，“俠”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羣體呢？
脱離羅曼蒂克式的文藝，分析一下“俠”這個羣體的特質：俠有着超過一般人的知識或者武藝、俠有着極高的社會人脈和威望，這説明俠在社會上屬於水準較高的一批人；但是，怪異的是，俠在某種程度上又和主流社會脱節，他們既沒有融入國家體制，也沒有穩定的經濟產業，這導致他們的行事有着獨特的瀟灑與不羈。
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什麼樣的時代會出現這麼一類團體，還能給予他們舞台呢？答案是：春秋戰國。
春秋中期開始，中華大地漸漸發生極大的變化，由於農業革命，生產力大大發展，這使得中華大地傳統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革，傳統的奴隸貴族體制漸漸褪色，相當多的底層奴隸主，即“士”開始喪失了傳統地位，一部分平民階層通過工商業等崛起，這使得社會階層變化劇烈。此外，各國直接的矛盾也變得尖鋭，貴族博弈式的傳統戰爭漸漸變得殘酷，世界越來越動盪；但同時，一個能掌控全局的大一統政權還未出現。
這些沒落的“士”喪失了社會地位和經濟基礎，但他們同時又有着很高的知識水準或武藝，於是他們形成一種獨特的遊民團體。而社會此時激烈動盪，各路勢力都需要人才，這樣他們又有了舞台。於是春秋戰國時期便出現了這一種獨特的“流士”團體，這其中有些人憑藉着政治權謀，當了謀士；而還有一批人，則憑藉着武藝闖蕩江湖，加之底層一些豪傑之士，他們就變成了“遊俠”！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法家崇尚中央集權，對於這種“流士”團體相當反感
不過，此時的“遊俠”和大家印象中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這些遊俠並不是毫無羈絆的，他們很多是依附於團體的。當時已經禮崩樂壞，社會長期動盪，各國的政治團體為了在國內的政治傾軋和國際間的爭霸戰爭中取得優勢，大力拉攏人才，這些“遊士”團體紛紛投入其麾下，如著名的“戰國四公子”，麾下就有相當多的門客。
動盪時期，一些失意團體往往便會興起並在社會上產生強大影響力，比如日本幕末的中下層武士團體
儘管遊俠對於社會和政壇有着極大的影響力，但是他們的氣質和官員還是有着明顯的區別，由於春秋戰國時期，中華大地“官家為上”的價值觀還沒有形成， “俠客”們往往有着相當的自由性，他們輕爵祿、重私交，很多原始道德，諸如“復仇”、“義緣”、“盟誓”等在遊俠羣體身上殘存地相當明顯， “俠客”們往往快意恩仇，重義重諾，而不顧法律約束，而這，也是後世各類俠客小説中游俠氣質的根源。
豫讓、荊軻、聶政、專諸，戰國四大刺客的行事風格有着濃重的個人主義色彩以及忠主的倫理色彩
不過，遊俠也並不是流氓團體，除原始道德外，他們也有着自身更高一層的信條和信念，這一方面和他們的身份有關：很有“俠”本就是沒落貴族，格局較高，自然會關心天下；此外也和當時多元化的思想有關，尤其是墨家，由於其主張“兼愛”，“非攻”，所以墨家子弟對於行俠仗義極為熱衷，而儒家倫又理提倡血親復仇，重恩義，這也影響了相當一批人。
在“墨子救宋”的故事中，墨子勸説楚王時表示自己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在宋國嚴陣以待，這極大震懾了楚王，這表示墨家集團裏的俠客團體當時也是華夏社會的重要政治團體。
著名動畫《秦時明月》中，反秦勢力便是集合於墨家之下，雖然此動畫偏離歷史實在太遠，但此方面對於“墨家”江湖地位的描述還是準確的
但是，遊俠們這種富含浪漫色彩的理想和價值觀，似乎與歷史大潮有些偏離。
公元前221年，秦一統六國，秦朝建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國進入了大一統的“帝國時代”，皇權成為整個中華大地上不可忤逆的最高權力，地方上的政治真空，也漸漸由隸屬皇權的國家行政機構代替。
這種中央集權是天生排斥遊俠的：他們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勢力有威脅政權的能力。
然而，秦朝的建立雖然開啓了中華大地兩千年的帝制時代，但秦國過於超前，秦朝剛剛建立便在整個國度推行大一統的秦制，這招致了關東地區的猛烈反彈，畢竟中華大地列國並立已經有兩千年曆史，當時大一統的體制還未深入人心，諸侯並立的列國體制才是大部分人心中正統的文明格局，秦朝不但強行推秦法，還統治嚴酷，於是遭到了天下極大的非議，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一個殘暴的邪惡政權。
“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所以，地方反秦勢力四起，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崩潰，而在反秦戰爭中，各地遊俠自然也是當仁不讓，關東地區隱藏的民間力量蓬勃而起，或依附於項羽，或追隨於劉邦，將秦帝國埋葬。
秦朝滅亡後，經歷過短暫的楚漢相爭，中國進入了漢朝。
歷史在此處陷入了短暫的停頓：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加之東亞地區的地緣環境，以秦為代表的大一統體制是歷史大勢；但是，第一個大一統的秦國卻是一個相當惡劣的政權，大一統的思想還沒有深入人心。所以，漢朝初期一切體制的構建仍處於摸索階段，雖然劉邦仍然和秦始皇一樣稱帝，但體制上仍出現“郡國制”等先秦遺風，比起秦國的大一統有些回退。加之多年戰亂導致民生凋敝，漢朝初期採用的是“無為而治”的寬鬆政策，政府控制不嚴密，那遊俠自然又有舞台了。
白馬之盟，這本來屬於相當嚴肅的政治盟約，但表現形式卻有強烈的江湖色彩，這實際就是劉邦集團草莽氣質的體現
甚至不止是民間，就連漢帝國的開創——劉邦集團就是遊俠的一部分，這導致漢帝國政權在前期也有着強烈的遊俠色彩，民間亦是如此。上層的遊俠風氣加之嚴密的統治體制還沒形成，任俠之風盛行全國。豪俠亦往往與官員結交，成為地方官府的吏役，甚至做地方官的爪牙，成為整個社會體制重要的一部分。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史記.高祖本紀》
但，帝國體制的形成是必然的，畢竟任何一個政權的中央朝廷絕不會放任遊俠這支不可控的勢力，隨着漢帝國機制的越來越完善，遊俠的社會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而且由於國家的統一和户籍制度的加強，客觀上促使俠的活動相對的固定於某一區域，成為強大地方勢力，嚴重影響政府權威。從漢景帝開始，那種勢力特別強大的豪俠，朝廷視為對皇權和秩序的嚴重威脅，設法打擊。
吳楚七國之亂時，地方劉姓諸王麾下便有大量遊俠
到漢武帝時期，漢帝國機制已經完善，隨着對社會控制力的增強，對遊俠的大規模打擊也開始。
郭解，西漢時期遊俠人物，《史記·遊俠列傳》中的主角，漢武帝預定他的墓所在地為茂陵，強迫全國各地富豪移民至此。郭解資產不到搬遷的標準，但被列在移民中。大將軍衞青為他對漢武帝説話，漢武帝反駁：“如果一個平民的權勢能請得動大將軍替其説話，那他家絕對不窮。”這實際反映了皇權對於民間力量的高度警惕。郭解一家之後被滿門抄斬，郭解的死，標誌着“遊俠時代”的徹底落幕
漢武帝時期，西漢政權早已褪去早期遊俠色彩，中國也漸漸脱離了先秦古風，人多勢眾號令一方的豪俠，便幾乎再未出現。而俠客，也漸漸從政治舞台上消失。這之後的遊俠，通常只是一些單人匹馬，獨來獨往的武林高手而已。
但，俠客的氣質卻並未消散，比如文章開通提到的汲黯，便有着濃重的遊俠遺風。
秦之後的中國是帝國體制，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分封完全不同，所以江湖力量很難再向春秋戰國時期的俠客一樣，在天下呼風喚雨；但是，中國人對於國家和民族普遍有責任感，所以在一些動盪時節，“俠”的精神便再度興起，不過此時的“俠”的內涵變得寬廣，“俠”不僅僅只是江湖義氣，更需要憂國憂民；此外，由於封建價值觀已經確立，此時的“俠”，一般也和正派政治家結合起來。
桃園結義，這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浪漫的情節之一，劉關張三人顯然不是遊俠，他們的盟誓有着極高的政治理想，但這種盟誓亦有着強烈的俠客色彩。雖然此事不見於正史而出於文人，但同樣體現出世人對於遊俠氣質的讚揚。而在正史當中，劉、關、張也同樣是俠客氣質極重的豪傑。
《三俠五義》中，這些江湖俠客已經不再是獨立行事，而是輔佐包青天，説明明清時期“官府為上，江湖為輔”的觀念早已經深入人心。
該如何評價“俠”呢？在中國文學中，“俠”通常是受讚揚的英雄形象；但是在史學當中，對“俠”的評價卻是有分化的，司馬遷等人對“俠”有着高度的評價，但韓非子等人對此嗤之以鼻，當然，隨着時代的變化，“俠”是越來越不受政府待見。
而且，歷史上真實的“俠”也並不完全是小説中正大光明的形象，俠客雖然不乏懲惡揚善之舉，但實際也劣跡斑斑，畢竟：一個無視社會規則和法律的羣體，他們的經濟來源在哪裏呢？他們又沒有破壞性嗎？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説是不會介紹這一方面的，但實際上，這些遊俠經常通過盜鑄銅錢、走私、盜墓、收保護費等形式獲取利益，同時，他們好勇鬥狠的行為，也經常傷及無辜。
《武林外傳》中，白展堂對浪漫情結很重、崇尚“盜亦有道”的郭芙蓉的訓誡，實際説明了不守秩序者對於社會整體的破壞，但郭芙蓉之後的疑問卻道明瞭根本問題：為何“俠”古往今來一直受推崇呢？
事實上，“俠”只是對一個特殊羣體的稱呼，本身並不含褒義或者貶義。之所以後來漸漸成為正面人物，更多是來源於民間的美好願望，遊俠以武力行事，敵視公家，不講法律，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眼光，個人的意氣、個人的判斷來決定是非和生殺。所以普通人往往將願望寄託在俠客身上。某種程度上來説：對遊俠文化的嚮往，是東方民族在集體主義的人文特質下，對於自由、灑脱等品質的追求與憧憬。而當公道無法被官家主持之時，人們期待着有其它人來主持正義。
金庸、古龍等大家構建的“武俠世界”當然只存在於文人的憧憬之中，那是否“俠”的世界不存在呢？我並不這麼認為，反而覺得真實歷史中的“俠”其實是更加震撼與浪漫，中國人心中憧憬的“俠”，實際是那種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高貴品質；是為國為民，胸懷天下的政治使命感；是瀟灑不羈，縱橫天下的瀟灑氣質；是鋤強扶弱，扶危濟困的光輝人性。
而這些美好品質，中華民族從來是不缺少的。
林覺民，視榮華富貴如糞土，血薦軒轅，悲歌慷慨，是否有“俠”的精神的一部分呢；徐霞客，放棄功名，醉心於山水之間，這是否有“俠”的精神的一部分呢？譚嗣同，看淡生死，胸懷天下，是否又有“俠” 的精神的一部分呢？
譚嗣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但其鄙視科舉，喜好今文經學。往來於疆、隴、秦、直、豫、鄂、湘、蘇、贛等行省，察視風土，結交名士。國難之時振臂高呼，為國奔走，極具俠客古風。
而且，某種程度來説，這種 “俠”的精神，正是這個民族最旺盛的生命力所在：譚嗣同無力迴天，死得其所，但其影響力卻火遍三湘，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這其中有一個人叫楊昌濟；楊昌濟也是一介書生，無法救國救民，但他卻教出了一個學生，這就是毛澤東。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七絕·改詩贈父親》，毛澤東
恐怕，這才是真俠，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參考文獻：增淵龍夫：《漢代民間秩序的構成和任俠習俗》
王巧昱：《"任俠"風尚對秦漢社會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