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厄爾·F.齊姆克
譯：葉欽卿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德兩國之間對抗最為顯著的特點便是其規模的巨大。在時間上，這場對抗幾乎毫無停頓地持續了3年10個月16天；在空間上，從1941年秋季到1943年秋季這段時間內，雙方作戰正面的寬度一直沒有少於2400英里，這個數據甚至在1942年末到達了它的頂峯——3060英里。蘇德雙方在西至易北河與阿爾卑斯山脈、東抵伏爾加河及高加索山的廣闊中東歐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對抗。德軍在鼎盛時期曾突入蘇聯國土縱深達1200英里，而蘇軍最終向柏林進軍的反擊里程更是多達1500英里。
在力量上，蘇德雙方在戰場上持續保有的兵力總數平均達到了800萬～900萬人，為此而損失的兵力數更是駭人聽聞：德國國防軍方面的死亡總數大概在300萬～350萬人之間，蘇軍作戰部隊的死亡總數則超過了1200萬人，約佔“二戰”期間參戰各國部隊總死亡人數的47?作者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和出版署相關公告（第1卷第7號，1953年7月25日）給出的數據是，蘇聯軍隊的損失總數是1360萬人，其中包括175萬永久殘疾人員。
蘇聯軍隊比其他各國更多的傷亡人數——在1941年和1942年的數據尤為極端；這大致可以歸咎於蘇聯的醫療體系建設不足，以及蘇軍在戰術上揮霍人命的不良傾向。反觀德軍，雖然他們也在許多時候遭受損失，甚至是有意識地犧牲大量兵力；但從總體上看，他們在使用人力方面還是較為節制的。）。戰爭及緊隨其後的佔領統治給蘇聯和德國平民分別造成了大約700萬人和150萬人的損失。如果再加上芬蘭、波羅的海各國及東南歐各國人口的損失——包括軍隊和平民——相關數據還會繼續增加數百萬（人）。
這場巨人之間的對抗徹底打破了歐洲大陸的傳統平衡，而各國勢力範圍的最終劃定也基本沒有脱離戰線的輪廓——軍隊打到哪，哪裏就是本國的地盤。戰爭的直接後果便是蘇聯一戰而躍居世界第二強國之位。
蘇聯的勝利其實是通過極端壓榨人口潛力及工業生產能力而取得的。德方對蘇方取得勝利的貢獻有兩處：首先，在最初的閃擊企圖落空後，德軍再次玩起了一戰消耗戰的老把戲；其次，德方設立了極端且決不妥協的戰爭目標。前者只會使德軍自己付出慘痛代價，對於“財大氣粗”的蘇軍來説這點傷亡卻足以承受，繼續打下去的後果必然是蘇聯人取得最終勝利。
當然，不管德國人犯下的錯誤有多嚴重，在蘇聯人民真正自發的集體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和勤勞刻苦的民族性格面前，這些錯誤都只會相形見絀，成為影響戰爭成敗的次要因素。蘇聯證明了自己在人力動員和工農業生產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在戰爭剛開始的那個月裏，在損失了三分之二的資源、工業產能和農業產出，國家機器運轉面臨巨大虧空的情況下。該國政府最主要的成就體現在現有產能的轉移和重建、工廠礦區的新建、農業用地的開發，以及戰爭工業空前絕後的集中等方面。實際上，蘇聯工業產出的外在增加值對戰爭所起作用還要次於其工業體系內部從民用向軍用轉換的巨大規模和極快速度：大量的槍支、火炮、彈藥、坦克、戰鬥機和攻擊機都是由原先的民用工廠生產出來的。
相較其他各主要交戰國而言，蘇聯享有並充分利用了某些重要優勢：蘇軍只在一面作戰，除了遠東的一小片次要區域外，他們不用擔心其他什麼地方出現突發情況；他們打的幾乎是純粹的陸戰；他們只在本國領土或是鄰國土地上作戰，無需跨海行動、新建遙遠的補給線路，以及建設和維護遠征基地。若是與其他絕大多數參戰國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蘇聯規模龐大的人口和軍隊所產生的經濟需求反而低得多；另外，該國還在《租借法案》的框架內接收了價值102億美元的援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美國。儘管如蘇聯人自己所宣傳的那樣，他們在戰爭中使用的幾乎都是本國自行設計和生產的武器；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從《租借法案》中獲得的援助為此（武器設計生產）提供了巨大助力。1941年6月22日—1945年9月20日間，蘇方共接收了409526輛吉普車和卡車、12161輛裝甲車輛、325784噸炸藥、13041輛機車及車廂，以及1798609噸食品。
與蘇軍在人力和資源方面擁有數量優勢不同，德軍在質量的比拼中佔據了上風，尤其是在官兵的軍事職業素養水平方面。雖然雙方的實力對比處於經常性的變化之中，但總趨勢仍是向着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隨着戰局的發展，蘇德雙方在質量上的差距早已逐漸縮小，數量方面的鴻溝卻被愈拓愈寬。
德軍在質量上的優勢並不足以保住他們在1941年和1942年獲取的戰果；而且到1942年末，蘇軍的數量優勢已開始統治戰場。德國人意識到並接受了這一事實，之後甚至不惜改弦更張、背離長久以來保持的作戰傳統。德國高層在制訂戰略時考慮的基點已不再是德軍高超領導能力和戰術水平的發揮。但這樣一來，他們在戰爭剛開始時便應做出把這場仗打成平局的決定。戰爭的進程表明德軍在質量方面仍然掌握的優勢已經越來越侷限於中等甚至小規模部隊之中；而在這種層次裏，雙方質量上的差距並非那麼明顯，也不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對德國衰弱和失利的任何評論都無法繞開希特勒這一因素，包括其能力和應該承擔的責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領導各主要參戰國的個人領袖和他的權威。軍事、政治大權在戰爭裏的集中統一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非比尋常的是公眾意見所表現出的那種強烈傾向——將軍事決策權託付給政治人物，而非軍事領導人。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大致忍住了干涉軍事行動的衝動。如果不是受到英軍和盟軍司令部的抵制，並且羅斯福已經做出榜樣，丘吉爾或許會干涉得更多，而且從個人角度來看，他也會很樂意這樣做。斯大林在蘇聯所施行戰略上留下了深深的個人烙印，但吃過戰爭初期的大虧後，他在大多數時候都會主動下放權力，讓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將軍帶領軍隊擊敗侵略者。希特勒卻從頭到尾主宰着德國的戰略決策，而且在1941年12月後將本國地面力量也納入了自己的直接指揮之下。
希特勒應為德國所犯的錯誤負主要責任，正如他同樣是德國輝煌的主要功臣那樣。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前一方面要比後一方面影響更大，而且更具決定性。因此，站在戰爭統帥的角度來看，他應該為德國的戰敗負責。
本文摘自《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