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政治與族羣︱中世的起點：五胡十六國
魏晉南北朝的開端，如文字所見，是魏晉王朝。對於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而言，特別是對京都學派而言，魏晉時代是一個受到重視的時代。因為京都學派認為，漢魏革命是中國“中世”的開端。這是對曹魏取代東漢的革命做出的高度評價，這一觀點主要基於宮崎市定先生的看法 （宮崎市定《大唐帝國》等）。但實際上，京都學派的始祖內藤湖南先生的區分方法與宮崎説略有不同。內藤先生在“古代”“中世”“近世”之間設定了過渡期，他認為，“古代”終結於東漢後半段，東漢後半段至西晉為過渡期，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為“中世”。據內藤先生所説，中世是（在中國文明的刺激下）“外部種族自我覺醒之後，其勢力反向作用於中國內部的時代” （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也就是説在他看來，比起漢魏革命，外部種族——胡族的動向，更具有時代劃分價值。
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
在日本學界，曾存在着以宋代為中世還是以六朝隋唐為中世的爭論。這一爭論，基於內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變革論” （出自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部分學者認為唐宋變革是中國“古代”到“中世”的變革，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是“中世”到“近世”的變革。時至今日，在這一爭論已然退潮，學界沒有統一看法的情況下，對於中國古代分期的研究也減少了。本文無意深入討論時代分期爭論。筆者在此僅是想強調，漢帝國以前與五胡十六國之後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完全不同。如後文所論，由五胡十六國至唐代的諸多政權與此前的中國曆代王朝存在極大的特徵差異。如果用“古代”“中世”“近世”對中國古代社會加以分期，則很難將漢代與唐代放入同一分期之中。而如果承認唐宋變革的存在，那麼漢、唐、宋時代歸根到底還是應該理解為“古代”“中世”與“近世”。
從京都學派的觀點來看，可以稱為古代帝國和中世帝國的漢和唐，分別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的終點。不過，匈奴之於西漢，突厥、回鶻之於唐，都是同時存在於草原世界上的“敵國”（此處強調“對等國”，而非“敵對國”之意）。匈奴在西漢建國時曾經打敗高祖劉邦，一度佔據了上風，但由於武帝發動的對匈戰爭，匈奴的絕對優勢地位被打破。經過一番曲折的過程，匈奴最終臣服於東漢王朝。在整個曹魏、西晉時代，類似的情況一直持續着，而滅亡西晉的，正是誕生於匈奴的漢政權。但一言以蔽之，西漢初期的匈奴和滅亡西晉的匈奴，並不完全相同。在冒頓單于率領下擊敗高祖劉邦時的匈奴，具有很強的草原帝國色彩。而滅亡西晉的匈奴，自稱漢皇帝，極具中國式的國家特徵。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國》
一
一般認為，五胡十六國始於公元304年李雄（成）、劉淵（匈奴漢）的自立，終於公元439年北魏統一華北地區。然而，公元304年後所開啓的，不過是五胡開始建立中國式王朝的契機。作為五胡十六國主角的各胡族集團的歷史，從很早以前就已開始一脈相承了。特別是自東漢以來，內遷至王朝郡縣範圍內的胡族，在東漢末年及魏晉時期的歷史中，已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軍事方面。
由此看來，五胡十六國的開始，關鍵意味着胡族史作為中國史的主角登上了舞台。以匈奴為例，在比漢帝國的存在時間還要悠久的匈奴的最晚期，他們將皇帝制度和中國式官僚製為代表的中國王朝式的產物，引入了自己的國家體制。這就是五胡十六國時代的特點。日本川本芳昭先生曾指出一個重要的時代特徵：在五胡十六國之後，那些在漢、魏、晉的世界中曾被目之為“夷狄”的人羣，已經變成了“中華” （川本芳昭《中華の崩壊と拡大》）。值得重視的是，這裏判斷“夷狄”“中華”的價值標準，是基於漢、魏、晉世界的認知，本文暫且稱為漢帝國式的標準。
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
但是，我們很難將這一變化的過程，簡單地理解為是胡族的漢化。例如，張學鋒先生認為，隋唐帝國的人與漢帝國的人，並不相同，應該稱之為“隋唐人”。在漢代以後，即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人，就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張學鋒《墓誌所見北朝的民族融合》）。也就是説，在魏晉南北朝時代，胡漢通婚等現象，最終導致兩者合為一體，是一股大的歷史潮流。如果説胡族已經漢化，那麼也可以説漢族已經被胡化，漢帝國式的胡漢分類，不再符合新時代的區分標準。
説起唐代，其統治者並不單單是中國的皇帝。唐帝國的一些皇帝也被稱作天可汗，唐在西方世界被稱作“Tabghach”（=拓跋）。如果考慮到這些，不得不説唐代具有濃厚的胡化色彩（以漢帝國式的標準而論）。日本的杉山正明先生，把北魏以降的北朝諸國和隋唐帝國，總稱為“拓跋國家” （杉山正明《遊牧民眼中的世界史》），正是基於以上背景的。
不過，若將唐帝國與匈奴帝國或者突厥第一帝國那樣的典型草原帝國相比，還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以漢帝國式的標準來看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唐帝國無論與漢與胡，都無法直接劃等號。我們必須強調這一顯而易見的立場：“唐就是唐。”將唐朝單純納入漢或者胡的範疇內，都是牽強的。而正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漢帝國式的族羣標準，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而如果基於唐王朝的“拓跋國家”特徵，則漢唐間巨大變化的開端，無疑應當置於五胡十六國時代。正如內藤湖南所指出的那樣，五胡十六國是“中世”的起點。
二
如果説，在五胡十六國時期，胡族將中國式國家的諸要素納入了自己的集團中，那麼在此之前的魏晉時代，對胡族來説，則是割據中國內地的前一階段。縱觀魏晉時代，胡族們既保留了獨自的部落組織，也吸收了中國式王朝的存在方式。那麼，西晉是如何看待這一情況下的胡族的呢？從西晉朝廷發生的爭論來看，當時對胡族的看法大致分為兩種。接下來，我們就對此進行一番觀察。由西晉官員江統提出的“徙戎論”，是歷史上著名的“異民族排斥論”。《晉書》卷五十六中記載的《徙戎論》，佔據了《江統列傳》絕大多數的篇幅，其要點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關中百萬人口中，氐羌居其半的人口結構所帶來的危險，二是匈奴的危險。在講完徙戎論之後，《晉書·江統傳》説：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此言讚揚了江統的先見之明，但從結果來看，他的徙戎論並未被採納。從“帝不能用”一語可知，當時未能做到這一點。徙戎論未被採納的理由之一，可能正是江統的意見在現實上難以實行，也可能是他的見解並非當時公認的絕對看法。事實上，西晉也不乏對匈奴抱有好感的官員。
在西晉王朝面臨一南一北之憂——即孫吳和禿髮樹機能兩股軍事力量時，曾有過是否讓劉淵率領匈奴人出戰的爭議。《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載記》記錄了這次議論：
鹹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悦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鑑，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鑑，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眾，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
據此可知，西晉朝廷內，王濟希望在對吳戰線中投入劉淵的力量，而孔恂與楊珧表示反對。而且,劉淵曾作為匈奴在西晉的人質居住在洛陽，即位前的司馬昭對其有過高度評價。正如後來所見，劉淵具有知識人形象的一面，這對他能獲得好評起到了很大影響。
回到王濟與孔恂、楊珧的爭議，雙方的意見雖然不同，但都對劉淵的才能有着高度評價。基於這一共識，王濟認為既然他的能力很強，應該用於戰場，而孔、楊的結論是，能力強的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非常危險的。
此後，禿髮樹機能之亂髮生後的事，亦見於《晉書·劉元海載記》：
後秦涼覆沒，帝疇諮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李憙進言，在平定禿髮樹機能之亂時，投入劉淵的軍事力量，孔恂再次提出反對意見。和上次平吳時的爭議一樣，一方是認為劉淵介入之後即可平亂的李憙，一方是擔心劉淵在平亂後將不受控制的孔恂。可見雙方爭議的焦點不在於劉淵的能力，而是在於平定亂局之後該怎麼辦的問題。
這裏我們不妨看一下爭議雙方的出身。王濟出自太原王氏，李憙是上黨人。與之相對，孔恂是魯國人，楊珧出身弘農楊氏。從他們的出身地可知，支持劉淵者都是周邊的山西人，反對者皆是其他地方的人。這與當時南匈奴散居於山西應當有關。簡言之，出身地靠近南匈奴活動範圍的人，大多支持劉淵。
説到王濟，《晉書·劉元海載記》雲：
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由此可見，王濟和劉淵之間有着特殊關係。也就是説，這些山西人超越了南匈奴與漢族之間的族類障礙，同鄉的緣故想必起到了作用。這也是一條旁證，證明故鄉與之相近的人，偏向於支持劉淵。
如上文所述，王、李與孔、楊之間的對立，可以説是“同鄉之理”與“民族之理”的對立。劉淵自己的情況，《晉書·劉元海載記》雲：
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吊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因為他是南匈奴屈指可數的知識人，所以加入魏晉知識人的行列中並非難事。當時的山西，南匈奴和漢族雜居在一起，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山西人，充分認識到劉淵是優秀的知識人，匈奴騎兵又是可資使用的優秀武力。
對山西人來説，南匈奴離自己很近，可是對於其他地方的人來説，“夷狄”都是“非我族類”之人。江統的《徙戎論》還説：
今五部之眾，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為寒心。
可見他將匈奴視作為危險分子。從劉淵既未被投入對吳戰線、也未被投入對禿髮樹機能戰線這一結果可知，王濟等人基於“同鄉之理”對胡族的支持，在西晉朝廷中並未佔據主流。也就是説，對於與胡族並非同鄉的人來説，想讓他們支持胡人是沒有説服力的。由此造成了朝廷內部對胡族不同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生活在胡族附近地區的人們來説，民族差異的問題經常被他們所忽視，上述山西人與南匈奴的情況並非個例。與之類似，和劉淵幾乎同時建國的李雄，也存在這一情況。接下來，我們就來關注一下李氏的狀況。
《晉書·江統傳》
三
在談論“同鄉之理”前，我們先來概述一下建立成國的李雄集團。這一集團的基礎形成於李雄之父李特時期。李特的勢力作為成國建國的母體，是一個聚合“六郡”流民而成的集團。李特自身被認為是巴氐，但從這個集團內部來看，實際上混合了胡漢等不同民族的成員。這個集團並非基於民族認同，而是基於六郡這個地域認同結合起來的。總之，它並不是以巴氐部落為中心的集團，而是胡漢混合的流民集團。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李特的勢力中究竟有哪些人。在成的建國中起中心作用的，是上文所説的六郡人士，以及範氏道教勢力。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六郡人士。這裏所説的六郡人士具體指的是誰呢？《晉書》卷一百二十《李特載記》雲：
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雲“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鹹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眾過二萬。流亦聚眾數千。特乃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
從這裏可以看出，李特在自己被通緝之際，將原來只針對李特及其兄弟的通緝令，特地改寫為針對“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通過這次改寫，李特鞏固了自己集團的凝聚力。也就是説，這張被改寫後的通緝令中的人羣——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正是李特領導的集團，即後來成國建國的核心。
據史料記載，六郡具體只知有略陽和天水。若考慮到流民的性質，其他幾郡應該是略陽、天水附近的郡。值得注意的是，凝聚這一集團的核心基礎，也是地緣上的結合，即“同鄉之理”，而不是特定民族的集結。
而且在蜀人看來，李氏等六郡人士是外來之人，他們與巴蜀土著勢力的關係並不好。《晉書·李特載記》記載：
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眾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眾，專為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為流人剛剽而蜀人愞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
據此可知李特的勢力是被蜀人所厭惡的。上述之事發生在成國建國以前，可即使在建國之後，仍然有不屈從於成國的人存在。《三國志》卷三十四《先主穆皇后傳》裴注所引孫盛《蜀世譜》記載了這樣的事情：
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三國志》卷四十三《呂凱傳》裴注所引孫盛《蜀世譜》又云：
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如以上所見，成國和蜀地人士的關係並不好。究其原因，是作為成國建國中樞的李氏集團，對蜀地而言屬於外來集團。因此，李氏集團是基於六郡地緣而結成的，而蜀人將這一外來集團視為仇敵。這可以説是“同鄉之理”在集團的聚合與排斥兩方面都起到一定作用的例證。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成國建國的另一箇中心——範氏道教勢力。這位範氏是巴蜀地區道教的權威，並藉此背景在巴蜀建立了自己的勢力。但在西晉時期，巴蜀的道教曾受到壓迫。相關情況見於《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
咸寧三年春，刺史浚誅犍為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民。（中略）瑞自稱天師。徒眾以千百數。浚聞，以為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博舍。
總之成國建國時的核心，無論是李氏流民集團，還是範氏道教勢力，在蜀中都是非主流羣體。也就是説，成國以蜀地少數派（minority）的團結，構成了政權的中樞。
如果是這樣的話，成國建國之際的主要凝聚力，就並非基於“民族之理”。當時重點強調的人羣區分標準，是在蜀地是否屬於主流羣體，而不是屬於哪個民族。五胡十六國一般被認為是“民族的時代”，然而它的開創者成國，卻不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建國，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一點。
五胡十六國初期領域圖（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
四
如果認為，唐朝是由漢帝國崩潰後經過胡漢融合而成的“隋唐人”構成的世界帝國，那麼這種融合的開端，從西晉到五胡十六國時代已經可見一斑。比如以同鄉之人的視角看待劉淵的王濟，以及領導流民這一胡漢混合集團的李氏，都有着與“民族之理”不同的認知標準。
從以上所見人們認識的變化，以及日本碩學內藤湖南先生將五胡十六國作為中世起點的定位可知，被“魏晉南北朝”這個統稱所遮蔽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其重要性之高，其實不言而喻。
還有人認為，這個時代並非所謂“五胡亂華”的破壞時代，而是與唐朝相連的創世時代。如果我們帶着這樣的意識去觀察五胡十六國和此前魏晉時代胡族的活動，也許會發現與以往不太相同的歷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