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中國古代出現異常自然現象或災難時,往往會認為是神的懲罰,那這種觀念是怎樣產生的呢?統治者又該如何應對?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中國古人認為,災異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的德行出了問題。這就是古代的災異論。災異論的理論來源是“天人感應”的思想。周人滅商之後,認為商的滅亡是天神對它的懲罰,而自己是代表天神的,行使的是天神的意志。周朝建立後,周人也時刻警惕,他們認為如果自己不好好治理天下,天也會將懲罰降臨到自己身上,不會讓一朝一姓永遠存在。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那麼,怎麼可以避免天的懲罰呢?周人給出的答案是“德”。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班簋上就有這樣的銘文:“唯民亡拙哉,彝昧天命,故亡。允哉,顯。唯敬德,毋攸違。”意思是説,那些違背了天命的國家最後都滅亡了。天命是絕對不能違背的。這種“敬天修德”的思想,對中國人影響很大,我們常説的“人在做,天在看”,就是這個意思。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正因如此,中國古代的史官還肩負着一個職責,那就是記錄災異。中國早期的史書都有記載災異的傳統。史書之祖《春秋》裏面就記載了春秋242年間大大小小75次災異。相傳魏國史書的《竹書紀年》,更是記載了上至夏代,下至魏襄王時期的重大災異。中國最早的災難記載,也是出自此書。
西方古代歷史上也有記載超自然事件和災異的傳統,如記載鳥佔,預言之夢和神諭,來預兆人事,但不一樣的是,中國的災異記載還要説明災異顯示的是善還是惡。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漢代的儒生構建了一套探究災異的完整理論,而始創這一套理論的,是西漢的大儒董仲舒。董仲舒列舉了《春秋》中各種各樣的災異,並説明孔子書寫災異是為了以小見大,解釋悖亂的原因。他進一步發展災異理論,説君主無道,政策不明,天就會降下災難來懲罰他,天災並不是偶然事件。
那麼董仲舒的這一思想,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董仲舒的思想其實是從陰陽家學説中汲取了營養。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董仲舒解釋説,如果人君失德、失政,就會打破天地之間陰陽的秩序,陰陽不和,則進一步引發災異。董仲舒還根據陰陽關係搭配了君臣、父子、夫妻等倫理關係,借陰陽災異理論來整飭人倫關係。
那董仲舒的這套理論是怎樣得到漢武帝支持的呢?自漢初以來,一直奉行黃老學説,儒生根本不受重視。董仲舒和漢武帝曾經有過相同的命運,董仲舒在漢景帝時就擔任博士一職,但一直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漢武帝即位後,一直受制於信奉黃老之説的祖母竇太后,也不能大展宏圖。等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才開始大張旗鼓地改革,而董仲舒因為“能持論,善屬文”,得到了武帝的重視,幫助其實現政治理想。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武帝想要解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天命和正統問題。他説自夏商周三代的聖王去世之後,天下紛爭,王運衰微。他想知道人力能不能改變天命,想在儒生的回答中聽到”天命在漢”。而董仲舒也乘機闡發自己的政治理想,那就是“天心仁,愛人君”。他説天降下災異,是在給人君改過的機會,如果天不降任何災異,那就是讓人君自生自滅。
傳統的觀點認為,董仲舒的災異論是為了抑制君權,但從他的出發點來看,他許諾人君順應天意就可以達到太平治世,很大程度上是為説服武帝,接受以天意麪目出現的儒家政治理念和他的政治理想。
災異論主張災異的起源是人事,修德修政就可以消災致富。那麼當發生災禍時,又要怎樣處理呢?早在漢文帝時,在日食發生之後,漢文帝就下了一道罪己詔,説災異的發生都是他一個人的錯,這成為漢朝皇帝應對災異的一種典範,當出現大的災異時,漢朝的皇帝們就會下罪己詔來告慰上天。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但是,治理天下是君臣共同的責任,發生災異,不能光讓皇帝一個人來背鍋。所以,從漢元帝開始,就把災異的鍋甩給大臣,皇帝在下罪己詔時,也會追究大臣的責任。應對災異的做法,那就是督責於臣下,認為其沒有盡責。元帝曾因為一場大地震,一口氣罷免了三位大臣。
到了西漢的哀帝時,漸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潛規則,那就是一旦發生災異就罷免三公。三公分職位為災異負責的觀念來源於儒家的“古制”思想。《尚書大傳》中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就是説,司徒負責刑法,司馬指揮軍隊,司空掌管農業。經過西漢末和王莽因災異罷免三公的嘗試,到東漢這種行為已經制度化。
古人認為災難發生是因為人君失德,漢代皇帝:這個鍋不能我自己背

伴隨中國古代始終的災異論,其形成和理論構建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先秦時期,就可以找到雛形,商周時期人們就認為災異和人的道德、行為存在一種天人關係。到春秋戰國時期,統治者也十分重視災異,史官會着重記載災異。西漢時期是災異論成型的年代,隨着儒學受到重視,董仲舒靈活地解説災異,將災異納入國家政治範疇。面對災異,皇帝認為是自己一個人的錯,義無反顧地當起了背鍋俠,而隨着現實政治的推進,皇帝把鍋甩給三公成為一種政治常態。
朱鳳瀚:《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
陳侃理:《儒學、數術和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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