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學科拔尖人才缺口如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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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葉雨婷 樊未晨

實習生 張含瓊

不論是今年全國兩會，還是前不久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基礎學科拔尖人才的培養一直是教育領域熱議的問題。

進入高質量發展軌道的我國，對基礎學科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但是，由於就業的限制、專業的考量、分數的導向等多種因素影響，基礎學科並沒有成為很多學生的第一選擇。因此，我國基礎學科人才緊缺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

基礎學科拔尖人才“黑洞”已經產生，那麼這個缺口是如何形成的呢？來自中學和大學的不少專家、學者各執一詞。有中學專家認為，一些高校為錄取分數的好看，放棄了應有的引導與責任；一些大學學者則認為，基礎學科人才的培養不是數量不夠多，而是不夠強。也有觀點認為，拔尖人才培養不僅是大學的事，更應在中小學加大早期發現培養力度。

高校培養的夠嗎？

“基礎學科人才不是不夠多，而是不夠強”

從2009年啓動至今，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已經走過了10多年曆程。今年年初，教育部公佈第二批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基地名單。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負責人表示，用10年左右時間培養數萬名基礎學科拔尖學生。此外，要培養能在“無人區”探索、領跑的領軍人才，創新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模式，形成拔尖人才培養的中國方案。

“我認為，基礎學科人才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不夠多，而是不夠強。”在北京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李曉明看來，培養基礎學科的拔尖人才，應當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是通過培養基礎學科人才，推動我國的原始創新能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科技突破。另一方面，是通過基礎學科人才的培養，湧現出更多具有適應性、應變能力強的人才。”李曉明説。

為什麼説基礎學科的學生應變能力強？李曉明表示：“學好了基礎學科的學生有着堅實的學科基礎，實際上對於就業和做研究都是有長遠效應的。例如計算機專業就很喜歡招學數學的孩子，他們做研究既紮實，又有很強的創新能力。”

對於大學生來説，學習基礎學科是什麼體驗？

在中部地區某985高校就讀大三的劉宇（化名）是從動力與機械學院轉專業到數學專業的。“以前學高數時，經常聽到老師説這個不用證明，你們不是學數學的。於是就心生好奇，自學了數學分析的課程，並逐漸對數學有所領悟，於是下定決心轉到數院。”

“在轉到數院後的一個學期，我就認識到自己成不了高斯、黎曼，畢竟，數學是天才的領域。這些日子，我學會了閲讀複雜的推理過程，提高了審視問題的能力，甚至放棄問題的能力。”劉宇説。

此外，李曉明認為，如今不少學生和家長對於基礎學科還存在觀念上的誤區。

“好像我們一説基礎學科，就是學好了還行，學不好也不能走應用這條路，最後啥也不會。其實不是這樣的，高等教育，特別是本科教育就是要打好專業基礎。這樣的基礎對於未來選擇做學術，或者轉去應用型的專業繼續深造就業是很有用的。”李曉明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正在某985高校就讀漢語言文學的趙莉表示，通過兩年的學習，語言學類的課程給她打開了一個新的大門。

“我喜歡用語言學的知識分析我們平時説話的習慣，甚至包括一些網絡用語用詞的興衰，可以總結出各種各樣的規律，這是非常神奇的。我發現，我們身邊永遠有可以研究、分析的東西，有時甚至能發展出一個新的學科，這種思考方式是我在大學最大的收穫。”趙莉説。

那麼，高校如何營造一個適合基礎學科人才成長的環境呢？

中國科學院院士朱邦芬是清華大學“學堂計劃”物理班首席教授。多年來，學堂班一直致力於培養拔尖創新人才。

對於如何為優秀的學生創造良好的成才環境，朱邦芬認為：“首先要把好苗子挑出來，其次要給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環境，不拘一格地使得他們茁壯成長，假以時日，再加上一些機遇，會有一批傑出的科學家脱穎而出。”

朱邦芬表示，自己不喜歡用“培養”，而喜歡用“培育”一詞。“培育較之培養，教師的作用相對弱化一些，更強調學生的自主性。清華物理系和物理學堂班這些年來形成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傑出人才並不是課堂上教出來的，而是要營造一個好的環境，讓有天賦的孩子在這個環境中自主學習和研究，從而更容易‘冒’出來。”

此外，基礎學科人才培養離不開優秀的教師隊伍。

“為什麼如今我們對人才培養質量這麼焦慮，是因為我國的教師隊伍質量建設沒有跟上高等教育發展的步伐。”李曉明説，“以基礎學科為例，這些專業和學科缺少足夠多的優秀老師，在科研和教學的壓力下，從事基礎學科的教師少了，能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自然也受影響。”

中學太功利？

“這個鍋不應該只讓中學背！”

無論是“培養”還是“培育”，高校總需要有適合培養的人才。那麼，這個適合的人才應該從哪裏來？

無須高考、面向全球招生、初三就可入學……不久前，清華大學發佈的“丘成桐數學科學領軍人才培養計劃”備受社會關注。

不少人會問為何要從中學生開始培養？

丘成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為什麼要小孩子？因為他沒有一些先入為主的、墨守成規的觀念。我發現不少大學生或者研究生，滿腦子就是固定地跟着人家走，有一種瞻前顧後的心態：怕交不上卷子、完不成課題、畢不了業。相反，小孩子不會有這些雜念、顧慮，會更勇於在真問題上探索。”

丘成桐表示，把招生對象放寬到初三年級，除了數學與其他學科相較，是一門“早熟的學科”之外，這種“無所顧忌”也是他更為看重的學生素質。

國際著名數學家把基礎學科人才培養的目光轉移到了中學，很多中學校長也贊成這個觀點。

“學生早期創新意識的激發、學習興趣的啓蒙、研究志向的引導，既是基礎教育學校的使命，更是責任和義務。”東北育才學校黨委書記、校長高琛説，需要充分發揮基礎教育在拔尖創新人才早期發現與早期培養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完善貫通培養的有效機制。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工作，通過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實施英才計劃、強基計劃等舉措，鼓勵高校、科研機構與中學聯合探索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有效模式和工作機制。

不過，也有不少中學校長表示，中學確實肩負着培養基礎學科人才的重任，但是這個責任絕不應該由中學獨自承擔，特別是在人才選拔這個環節上。

“高考改革出發點是好的，高校根據專業的需求對高考考生的科目提出要求，同時學生可以結合自己的特長進行選擇，這樣的設計既有利於高校選拔適應自己學科發展的優秀人才，也利於學生擇己所長，選擇高考科目，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把人只分成兩堆：文科和理科。”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説。

但是，前幾年也出現了學生棄學物理等基礎學科的現象，“社會上批評這事因為學生太功利了，我認為並不完全是這樣。”唐江澎説，在選拔人才時還有一個核心問題是高校的擔當，高校要更加堅定的提出專業的學科要求。

一位高中校長在採訪中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在一次招生會上他曾經對大學招辦主任這樣説：“學基礎學科的人少了，你們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中學和學生身上，其實高校也是功利的，一些高校圖自己錄取分數的好看，放棄了高校應有的引導與責任。為什麼不理直氣壯的提出學科要求！”

一些中學校長介紹，其實按照現在高考改革的政策，高校對每個專業提出科目要求時，可以提兩個三個科目的要求，但是高校可能怕提出科目的要求過多會影響到錄取分數而沒有這樣做。

“按照現在這種方式，可能會製造很多專業面貌不清晰的人才。”唐江澎説，比如學醫，高校就應該非常清晰地提出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要求，現在一些學校只對考生提出了“物理”這一個科目要求，那麼很有可能學醫的學生選擇的科目組合是物理+地理+政治。“這能行嗎？”唐江澎説。

中學選課存在“田忌賽馬”現象

雖然很多中學校長認為基礎學科人才短缺現象是中學和高校共同造成的，但是，記者在近幾年的採訪中確實發現，一些高中學生選科或者老師家長輔導學生選科時，不是先看學生的興趣和優勢，而是把如何避免與“強手”相遇當成了首要任務。選科儼然已經變成了一項大工程，完全是個“技術活”。

高琛介紹，其實，高考改革從政策的層面看是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權，讓有學科特長的學生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專業和大學，也為學生進入名校創造了更多的機會。

但這同時也讓學生和家長也面臨着更多挑戰，“從選科到賦分再到志願填報，都需要學生和家長權衡多方因素綜合考量。”高琛説。

當這種考量放入太多“技術”因素後，就開始有些變味了。網上流傳出許多選科“秘笈”，教學生如何避開“強強相撞”，只要按照“秘笈”中的幾條原則去做，甚至“‘差生’也可以變‘學霸’”。

“中學對學生的選課指導，沒有搞清楚深層次的本質的意義，只是簡單地用哪一個組合能夠獲取高分，哪個組合能夠避免強勢對手，這種田忌賽馬的方式幫助學生判斷對學生進行引導，其實是一種投機。”唐江澎説，“今年投的注，3年以後有變化怎麼辦？”

好在，改革也在不斷調整方向。

高琛介紹，今年，包括遼寧在內的8個省份的考生將迎來“3+1+2”模式的首年錄取。與前兩批啓動新高考改革省份的“3+3”模式相比，“3+1+2”模式將物理或歷史作為必選科目，並以原始分計入高考成績，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由於等級賦分制導致的選考科目博弈問題。從目前掌握的數據來看，8個省市首選物理的學生平均佔比近60%，其中遼寧省最多，達到85%以上。

唐江澎介紹，他們學校把高校的13個專業大類歸併為中學生高考選擇中的7個大類方向，人文領域、經濟與法律、理學領域、工程與技術領域、藥學與醫學、藝術與設計領域、軍事與體育領域，然後對每個領域設置相應的選課要求，比如，醫藥領域，要求學生都選擇物理、化學和生物，“這樣分類就是要讓學生知道：‘我是因為要成為這樣的人才選擇這樣的專業，也因為要選擇這樣的專業才會選擇什麼樣的科目。’我們稱之為五業貫通，高中的課業、大學的專業、進入社會的職業、能夠建功立業的事業、立志造福人類貢獻他人服務社會的志業，貫通起來，讓學生選科‘有一定的道理’。”唐江澎説。

基礎學科人才的培養絕不僅是中學的事或者大學的事，它既需要國家的頂層設計，在招生制度、培養模式上給予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形成合力，正如高琛所説的那樣：“要進一步加強基礎教育學校對高層次人才的引入，同時建立高校、科研院所和基礎教育學校聯合培養機制，打造優質師資隊伍。另一方面，聯合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行業企業，整合資源，努力推進基礎教育學校積極探索育人方式轉變，營造合力育人的良好教育生態。”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