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的豪門大族大多是以軍功起家，在政權建立之始南征北戰立下了汗馬功勞，隨着社會逐漸向和平轉變，兩漢的豪族都開始向世族轉變，這是兩漢社會由“武質”向“文質”轉變的重要原因。兩漢時期對於儒學的推崇，固然為豪族的轉變提供了先決條件，但是這一切都是在皇權支配下完成的，對於皇帝來説，講經修文的政治力量無疑是更安全的。
兩漢時期，隨着儒學地位的確立和察舉選官制度的發展，豪族逐漸過渡到平穩進入政權的途徑。他們通過習儒通經，利用察舉制度，大批豪族及其子弟成為國家官僚，這為豪族與皇權的結合找到了便利的途徑。東漢時期，豪族與儒學的結合更為密切，豪族開始逐漸由世代通經向世代官宦轉變，更加固化自身原有的地位。
在兩漢四百年的發展歷程中，豪族先是由漢初成分冗雜、與中央離心離德的一股龐大的地方社會勢力，到西漢中期轉變為官僚、地主、商人多位一體的新豪族，再到東漢後期進一步轉變為在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世家大族，完成了由武到文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儒學發揮了橋樑的作用，豪族的儒學化正是魏晉門閥政治興起的直接誘因。在豪族與儒學的結合過程中，察舉制度起到了促進作用，也為豪族與皇權的結合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徑。
漢武帝即位之後，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經學”地位確立。這時的儒學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已經成為了與皇權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新儒學。儘管在董仲舒的建議下，漢武帝在中央設立太學，但其治國政策帶有明顯的法家色彩，主要還是依靠傳統的文法吏。
西漢中期，儒家獨尊地位確立，察舉成為選官之定製，一改西漢初期的軍功階層壟斷官職的局面，豪族的儒學化使其通過察舉成為國家官僚，與皇權之間完成君臣互補。漢代儒學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使儒生不斷官僚化，從而不斷擴大了儒學的政治影響。
漢宣帝時期，儒生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躍，宣帝曾多次下詔按儒家的標準察舉孝廉、賢良等科人才。西漢中期開始，國家官員的面貌因而大變，“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在宣帝時期，儒學真正成為漢政權名副其實的意識形態，許多儒生被選拔出來出任各層級的官員，與皇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漢武帝在尊崇儒學的同時，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擴大西漢王朝的統治基礎，決心改革選官制度，按照儒家的標準選拔人才，以使官員隊伍的面貌煥然一新。這對於漢代豪族的儒學化，對於漢代豪族順利轉型進入體制內，變成既依附皇權又有自己獨立利益的社會階層新豪族，是一個重要的契機。東漢的察舉在細節更為完備，但是更加看重家世、財富與名望，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選取人才，實際上是為豪族所服務的。
西漢初年，豪族是遊離於皇權之外的社會勢力，有着較為強大的影響力。皇權在西漢前期對豪族的不斷打壓，迫使豪族不得不向皇權靠攏。同時軍功階層的衰落，漢帝國人才危機的出現，也使得皇權開始不斷吸納其他社會階層的人才進入政權核心，“有文化”的豪族就是皇權的主要吸納對象，通經入仕成為豪族進入政權的重要途徑。
西漢初軍功階層掌權，有其先天的侷限性。他們勇於作戰，但缺乏文化，他們崇尚武功，而輕視文治，他們重視暴力，卻鄙夷教化。由於軍功階層對文化的輕視，對教化的忽視，致使其自身和子孫的發展都受到框限，不能使家族的繁盛維持長久。
趙翼説，“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皆有儒者氣象”。為什麼兩個王朝的軍功階層差異顯著？因為正是西漢中期軍功階層的退出政治舞台，才為新興豪族的崛起掃清了場地。而新興豪族的崛起，卻是其與皇權的結合和與新儒學的結合。東漢軍功階層與西漢軍功階層的差異，就像劉邦與劉秀的差異一樣。劉秀本人是一個太學生出身的“有文化”的豪族代表人物，而劉邦在打天下時，卻對儒學很輕視。
豪族向皇權不斷靠攏的過程中，由於豪族來源不一，出身不同，從而出現不同的轉化道路。有的豪族是為宦以後又研習儒經，影響其後代子孫也多通習儒經，進而使得家族世代為官，崛起為西漢中後期的一支新豪族。而東漢的楊震家族則是通過研習儒學，世代通儒，世代為官，然後高官厚祿，子孫繁盛，為東漢著名的四世三公之家。
西漢中後期，地主、商人和官僚“多位一體”的新豪族逐漸形成。他們對上不斷向皇權靠攏，對下以鄉里為自己的根本，進而通過研習儒家經典，利用新的察舉選官制度，成為與皇權密切結合的國家官員。西漢中後期，隨着豪族的轉型與皇權的加強，地方豪族出身的人員充任鄉官的情況反而普遍起來。
東漢王朝是在豪族的支持下建立，豪族的勢力更為強大，對政局和社會的方方面面更是有着重大的影響。相對於平民素族，不僅具有政治和經濟的優勢，更是通過對儒學傳播渠道的壟斷，從而把持選官察舉制度，壟斷了國家人才的選拔路徑，從而為家族子弟和門生故吏謀取官位。這樣就促使東漢的豪族不斷向士族化的方向轉變，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的“四世三公”和“五世三公”的盛況，就絕不是偶然的了。
經過西漢和王莽時期的醖釀和鼓吹，東漢儒學發展得更為成熟，新崛起的豪族與儒學的結合也更為緊密，其自身儒學化的程度會更高。在隆儒氣氛的帶動下，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極力推崇儒學，私學的興盛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東漢的開國功臣中，通儒習經的“儒將”就佔有很大的比重，西漢的開國功臣到三五十年後的西漢中期已經衰敗，而東漢的開國功臣及其後代子孫卻始終能在東漢政權中佔據重要地位。
東漢出現了許多“累世傳經”之家，這與豪族由武轉文有着重大的關係，因為私學多是由地方豪族開設的。他們私家傳授經學，對象既有自家子弟，亦有其他聞名而至的投奔者，故有了門生故吏羣體的出現，“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
東漢時期，由於私學的發展和家學的興盛，在社會關係中出現了一種新的依附羣體，號稱“門生故吏”。門生主要是師生之間的關係，與私學的興盛有關。故吏是官員與舊僚屬之間的關係，與選舉制度中的徵辟有關。東漢私學的發展，經學大家招收弟子的數量往往有數百人之多，經學大家作為豪族，又身兼地主和官僚，身份多樣，很便利地通過把持地方的“鄉舉裏選”之權，使得弟子相繼為官，從而成為自己的門生故吏，從而使雙方演化為一種政治上的從屬關係，“門生故吏遍天下”的豪族與弟子之間，便結合為一種牢不可破的利益團體。
東漢豪族的勢力在這種政治性的羣體力量的擁戴下，水漲船高，日盛一日。通過豪族與儒學的結合，那些世代通經的豪族逐漸轉換為官宦世家，不但能維護家族的繁盛不衰，而且成為東漢王朝的統治根基。
豪族作為兩漢時期國家統治的主要力量，在兩漢政權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隨着豪族的發展成熟，到魏晉時期，豪族演化為士族門閥。在兩漢四百多年的歷史中，豪族通過講經修文，完成了由武到文的路徑轉變，完成了豪族—士族—士族門閥的飛躍。
豪族與皇權的關係中，具有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豪族的發展離不開皇權的引導，豪族是為皇權服務的，是維護皇權統治的基礎。另一方面，豪族作為新興的社會階層，實力較強，為了自身權力的最大化和世襲化，與皇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皇權觸及到豪族的利益時，豪族很容易成為社會的離心力。
為了更好地利用豪族，皇權自然希望減少豪族對於政權的危害，與豪族結為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儒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豪族的形成是皇權支配的結果，新豪族的儒學化使得社會各個階層通過儒學納入皇權之下。新豪族又以察舉制度為主要突破口，找到了與皇族緊密結合的途徑，形成了以皇權為主導，儒學、豪族、察舉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統治網絡，更好地為皇權服務。
因為與皇權和儒學的關係密切，豪族找到了自身的發展途徑。在這個過程中，豪族為了謀求家族的發展以及權力的最大化和世襲化，到了東漢時期，牢牢的控制察舉制度，使得社會下層的寒門子弟無法躋身國家政權中心，豪族與寒門之間界限分明。社會各個階層流動性不強，社會下層的士人更難向社會上層轉變，使得社會階層不斷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