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前三名是狀元、榜眼和探花，清朝最後一科前三名過得如何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學問勤中得，螢窗萬卷書。對於很多人來説，讀書學習考進好大學就是改變人生的唯一出路。不僅僅如今社會如此，古代的社會也是這般現實和殘酷。
也正是因為如此，能夠在科舉考試的時候贏得頭籌，獲得前幾名的好名次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清朝在1904年的甲辰科會試是清朝歷史上最後的一次科舉考試。在1906年開始，所有的鄉會試就停止了。那麼清朝最後一科的狀元榜眼探花是誰呢？他們之後又混得如何呢？
三甲得名由來
在瞭解這三位人選之前，我們要先了解一下為什麼前三名會稱之為狀元、榜眼還有探花。這三個名字的由來是什麼緣故。
在科舉考試中狀元、榜眼還有探花，三者合稱為三鼎甲。實際上，科舉考試在唐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直到宋代初期才開始慢慢有了規模。
唐代武則天的時候，試貢舉之士立於殿前,門下省長官奏狀,名次處於最頂峯者在最前,因而也被稱作狀頭,同時也叫做狀元。
而宋代的時候依舊沿用這個舊稱，科舉考試的第一名就被稱為狀元。雖然狀元也被叫作狀頭，不過不如狀元這個名字正式。
在唐朝的時候並沒有榜眼這一稱呼，但是卻有探花郎的叫法。唐代的新進士榜單公佈之後，就會在曲江有盛大的宴會還有活動。其中最年輕的進士就被稱為探花郎。由此可見，在當時探花的稱呼實際上和名次並沒有什麼關係。
直到宋代時，這些稱呼開始有了更為統一和正式的叫法。因為第一名在填寫榜單時是位居第一併居於正中的位置，而第二名第三名在其左右，好像人的眼睛一般，進而稱之為榜眼。
直到南宋後期之時，第三名的進士才被成為探花，所以榜眼這個稱呼就成為了第二名的專屬名字。自此之後，才有了狀元、榜眼還有探花這三個專屬且專業的稱呼出現。
狀元劉春霖
回到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的內容，歷史上最後的狀元、榜眼還有探花分別為：劉春霖、朱汝珍還有商衍鎏。
劉春霖作為當年的狀元，本身也有着不俗的才華。生於1872年的劉春霖是直隸省河間府肅寧縣（如今的河北省肅寧縣的北石寶村）人。一舉拿下狀元的他，當年也才32歲。可謂是真正的春風得意，一舉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而他之所以可以得到狀元這個位置，除了有着不俗的詩歌文集能力以外。他優秀如行雲流水一般的書法也是很大的原因。相傳，劉春霖的小楷十分厲害，用筆力道剛勁有力且十分清秀，堪稱一絕。
所以即使到了現代，也一直流傳着一句“大楷學顏，小楷學劉”的説法。而這裏説的“顏”則是我們熟知的顏真卿，而“劉”便是劉春霖了。
由此可見，劉春霖的書法到底是多麼的出神入化，即使放到現在也是人們學習的榜樣和目標。
收穫狀元美譽的劉春霖可謂是走上了人生巔峯。畢竟當年科舉考試是所有人改變命運走上仕途的唯一途徑。能夠成為狀元自然是一個響噹噹的金字招牌。
只要是能夠獲得狀元，進入官場，一步步升職一步步收穫皇帝的器重和喜歡自然也不是難事。出則封疆，入則拜相，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罷了。
可是劉春霖的遭遇卻不像我們看到的那些狀元一般，怪只怪劉春霖身處的時代不夠和平。考上狀元，想要一展拳腳的他，面對的卻是一件潰爛不堪的清朝。
還沒有等到朝廷重用他，辛亥革命的炮響就讓一切美夢化為泡影。清朝覆滅之後，劉春霖就任職了文員類的官職。之後軍閥之間明爭暗鬥，社會也處在極度動盪的環境之下。
對於社會極度失望的他也放棄了工作，辭職後就隱居在北平。1944年，劉春霖心臟病突發，離開了人世，享年73歲。
榜眼朱汝珍
朱汝珍作為榜眼，故事也是值得一提的。出生於1870年的他，是廣東清遠人。雖然出生於一個十分窮困的家庭，父親也在他年幼的時候離開人世了，和母親過着清貧的日子。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幸運的他得到了富裕姻親的幫助，順利完成了學業。
都説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朱汝珍也是如此。能夠上學接受到知識，他非常的感恩，努力學習勤奮用工。在自己的努力下，贏得了考試第一甲第二名的好成績。也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榜眼。
取得好名字的他順利進入了朝堂，成為翰林院的編修，奉命在南書房行走。而南書房就是當今皇帝讀書學習的地方。南書房行走則是皇帝秘書一般的職位。
而朱汝珍在這個位置上一做就是7年，甚至在清朝覆滅以後還繼續在溥儀的小朝廷裏做南書房行走。而這個工作直到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才算結束。
朱汝珍有着很強烈的“遺老”思維，對皇帝也有着很強的忠誠度。書法功底同樣深厚的他也經常為別人寫招牌、條幅等等。可是在署名的時候卻拒絕署名“民國”二字。
對此他對別人解釋道，因為他絕不吃民國飯。而在1943年時，朱汝珍和孫子們玩鬧時不幸中風，而病逝，享年74歲。
探花商衍鎏
商衍鎏出生於1875年，是廣州防正白旗漢軍人籍。中探花那年，年僅29歲。
獲得探花名次的他之後就進翰林院編修。1906年，他和同一屆的狀元、榜眼一起到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學習深造。兩年之後，深造完成回國的他繼續在翰林院工作，並在國史館協修，實錄館總校官、幫提調等職務。
清朝覆滅之後，他接受了德國漢堡殖民學院的聘請，成為了東亞系的研究助理，合約期滿後回國。
之後的他做過官員，但是不滿內部的黑暗而辭職，之後以賣字為生。於1963年在廣州病逝，享年89歲。
歷史的不幸，是無數人的悲劇縮影。作為科舉的前三甲，應該是無限輝煌的開端。但是時代的特殊性，社會更替的殘酷影響了無數人本不該如此的命運。雖每個人命運略有不同，但是依舊讓人嘆息。